这是一件讽刺的事情，我们可以一面说着谎言，一面指责别人的不诚实。就好像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样，一边说好孩子就是要诚实，一边自己又跟前来借钱的朋友说没钱。
这样的疑问和冲突也许在成长中是一闪而逝的，很快我们就抓住了这种精髓，叫做“实用主义”。
有时候连展现出去的诚实和守信也是为了撒一个谎，“看吧，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值得信任”。

撒谎是一种社交适应，诚实的人“适应不良”
拿打招呼来举例吧，如果有人问你“你吃了么”，这是好回答的，答案反正就是“吃了”or“没吃”。
但若问题开放性些，譬如问“你到哪儿去”，你该据实回答吗？如果你心中坦然，那是夷然不惧。
但如果你正要赴一个情人的约，你可能无法照实说，因为你觉得这事不能公开；或者要去公安局赎一个亲戚，这就情形复杂了，一方面是三两句说不清，一方面是惹来闲言碎语，这是恼人的。
于是，你决定撒一个谎，说“我去一趟公司”，非常的体面且没有后顾之忧。
我这么正儿八经地描述这个谎言的过程，大概是会引得一些读者哈哈大笑的，笑我不懂这种社交招呼——是啊，连这么问你的邻居也从来没期待你会告诉他，你真要去的地方。
这只是打个“稍显亲切”的招呼而已。
但我有个朋友会因为旁人问他“你还好吗”而不知如何回答。但别误会，他完全明白这只是一种社交上的客套，撒个谎说一句“我还好”是容易的，但不撒谎保持诚实却是艰难的。
回答“我过得不太好”，也许对方反而要被吓到，心里叫到“他怎么不按常理出牌”，但口里还是会问“怎么了”，但我朋友也没法儿如实告知缘由啊，因为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对方真的有这个耐心吗，真的关心吗，还是说，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怪他浪费自己的时间了？

是的，他们也许只想听自己想听到的话，是不是实话都无所谓
有一部讲纪录片拍摄者的电影，男主角有一个信念，就是纪录片的拍摄就是要完全展现真实，容不得半点作假。
男主有一个合作者A，A这个人喜欢在纪录片中营造那种貌似是意外巧合的惊喜感，为了打造这种让人起鸟肌的戏剧性，A甚至会花钱雇佣一些关键人物来按照他的意图来摆拍。
自古深情留不住，总是套路得人心，A的纪录片得了大奖，男主很愤怒，他认为这样拍纪录片实质是在愚弄观众，A不配得这个奖，他于是大闹颁奖典礼，他觉得一旦把A纪录片作假的事情讲出来，与会的人就会痛斥A的不齿行径。
但他错了，大家像看怪物似的看着男主，“这不是很正常吗，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呀”。
没错你如果真的表现得诚实无比，你反而像一个怪胎，像一个不守规矩的傻逼，像一个局外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者。
大概多数人都深谙这种潜规则，他们戏谑地给这样诚实怪胎的形容词是“太老实了”。

而有些人会因为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怪胎而撒谎
男生要是看电影被感动的稀里哗啦的哭，也许会被认为是一个缺乏男子气概的表现，于是他们得强忍眼泪，让满溢的情绪刹一下车，当然也不能表现地无动于衷，所以最好的情况是，眼眶带泪凝而不坠，你得有这种演技才能让自己不像一个会遭人取笑的傻瓜。
如果你是同性恋，在这个号称大家都是异性恋的社会里，你可能会被逼得撒一个弥天大谎来证明自己不是怪胎，那就是娶一个姑娘当新娘生孩子，但当然你可能没办法对抗天性，而去和一个男生结合。
于是你老婆孩子就懵逼了，WTF？如果你是怪胎，你与众不同，那么为什么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要去撒谎去假装，来让事情变得一团糟，并且顺便毁掉别人的幸福呢？

然而，前提是，我们被允许按照自身的意愿去生活了吗？
拉康说，一个孩子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甚至在母亲还没有受孕之前）他就存在于父母的言说之中。
关于这句话粗陋解释是，父母对未出生的孩子就已经有了诸多的期待和想象，而这些期待和想象都会在未来深刻地雕琢着他们孩子的模样——孩子可能顺应这些期待和想象，也可能对抗它们，但不管是顺应还是对抗，孩子都围绕着这些期待和想象来组织自己。
Johnny Cash有一首歌叫做《 A Boy Named Sue》，讲得是一个男生在年幼时就被父亲抛弃还被戏谑似的起了一个女生的名字“Sue”，男生在成长中因为这个名字受尽嘲笑，而为了对抗这些嘲笑和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打了无数的架，并且发誓要干掉给自己这个名字的父亲。
后来男生在一个脏乱差的小酒吧里遇见了父亲，并和父亲打了一架，当男生的枪抵在父亲的脑门上时，父亲安静下来，然后告诉他起这个名字的初衷：父亲觉得自己没法儿陪着儿子慢慢长大，但他又怕儿子无法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存活下去，于是给儿子起了“Sue”这个名字，而这个屈辱的名字让孩子就只有“Tough or Die”这两条路可以走了。而正如父亲所期待的：男生为了对抗这个名字带来的屈辱，成为了一个强者。
我们是如此的被限定在父母（养育者）的期待之中，以致于我们无法遵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正如前述提及的同性恋者娶了同妻来顺应父母的期待，我们这些看似不那么“怪胎”的异性恋者又实际上撒了多少谎来顺应他者的期待，并用这样折中妥协的方式来小心翼翼地供养自己内心里诚实的意愿。
卢安克说，他的自由不在于他自身有多强大，他之所以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从德国跑到广西，一个人在边远农村做毫无报酬的教育研究工作，他说原因在于他父母放弃了对他的期待和想象。
他父母原先也期待他成为一个拥有优渥薪水和社会保险的中产阶级，“他们以为是为我着想，可是幸好有一天他们发现：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我会失去我的理想。他们这样的期望否定和影响了我的生活道路。他们最终放弃了所有对于我和哥哥的期望。他们放弃了期望，实际是给了我自由，使我能做一些我认为在世界上需要有人做的事。”
我们的谎言，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想要，我们既想顺应父母的期待，又不愿违背自身的需要。“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我们活在希望两全其美的欲念里，并长久地、甚至永远地奋力在这样的困境里，不得解脱。
但人不能什么都要，人啊，要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