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上，“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蝉联相继；“竹林七贤”与“建安七子”遥相辉映。不过，由于时代政治与风尚的不同，建安作家那种激昂慷慨的积极进取精神，到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时期，一变而为倜傥不羁、任性使气的疏狂情态。“竹林七贤”中文学成就最高，且能代表正始文学旷达、雄秀、玄远、幽深的特色的作家，首推诗人阮籍。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城里）人。生于建安十五年（２１０年），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璃的儿子。陈留阮家，当时虽不是门第显赫的望族，却是声名素著的文学之家。阮璃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作家，曾任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以“书、檄”擅名当世。“七贤”中的阮咸是他的侄儿，同族中的阮武、阮修、阮侃及其子阮浑等也颇负盛名。而诸阮当中，尤以阮籍为皎皎者。
据《晋书》本传载，阮籍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志气宏放，胸怀高阔，博览群书，才藻艳逸，而且喜欢饮酒，善于弹琴。年轻时代的阮籍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英俊人物。《咏怀》三十八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可谓气魄宏大，胸襟广阔。他曾登广武山，观楚汉相争时的古战场，喟然长叹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把叱咤一时的刘邦、项羽简直不放在眼里，其雄心壮志于此可见一斑。
志气宏放，加以喜爱老庄著作，这就形成他“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性格特点。表现在行动上，他闭门读书，数月不出户牖；有时外出游览山水，又经日忘归。他这种奇特的行为不易为一般人理解，所以“时人多谓之痴”。
阮籍这种独往独来的“非常”之处，本传及《世说新语》多有记载。一次阮籍的嫂嫂回娘家，他特以与之相见作别。这对“嫂叔不通问”（《曲礼》）的封建礼教来说，无疑是一种胆大妄为的举动。有人讥笑他，他不以为然地说：“礼岂为我设耶？”再如一位才貌出众的兵家姑娘，未出嫁而天亡。阮籍与这位姑娘虽然素不相识，也不认识姑娘的父兄，但他却前往吊唁，悲恸大发，哀尽而还。这些古怪的性情与狂放行为，在一般人看来，的确难以思议。
阮籍的这些表现，好象是病态的反映，其实是苦闷的象征。当时正处于司马氏篡取曹魏政权的前夜，统治俯级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复杂。司马氏利用“名教”（封建的等级名分和礼教）蛊惑人心，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一些有识见的知识分子，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阮籍崇尚老庄哲学，又不满司马氏的统治，就必然鄙弃礼俗，在行动上唱反调。当时一般人只看到他“痴”的一面，而对他的才学、志气不大了解，只有那位以“鉴识”著称的族兄阮文业了解他。经过阮文业的“品评”，人们才“咸共称异”，逐渐对他另眼相看。阮籍的文名也日渐为人所知。
大概二十多岁的时候，阮籍曾随叔父游于东郡（治洑阳，辖鲁西及豫北一带），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但阮籍对这位大官僚的礼遇很冷淡，终日不开一言。王昶对此颇为赞叹，以为莫测其高深。后来，太尉蒋济听说阮籍才华出众，便派人前往召请。阮籍不愿出仕，就作书拒绝，结果惹得蒋济大怒。在亲友们的劝说下，阮籍才勉强应召，前往洛阳。但不久就称病辞归。之后，又被征为尚书郎，旋即又以“病”免官。曹爽辅政时，曾征召阮籍做参军，他仍然托病谢绝。一年后，曹爽被杀，人们对阮籍的政治远见大为惊服。
这时，阮籍早已移家洛阳，与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与友善，经常聚会于嵇康寓居的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东南）竹林之中，酣畅痛饮，倾心接谈，世称“竹林七贤”。间或往苏门山（今河南辉县）访隐者孙登，与之论道，相对长啸。这大概是阮籍一生中最逍遥适意自在坦荡的时候。
然而，名重当世的阮籍，已成为司马氏争取的对象，他想要继续逍遥下去，已是不可能的了。司马懿做太傅时，就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又被大将军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继任命为从事中郎。以后，还被封为关内侯，徒散骑常侍。
表面看来，诗人在仕途上似乎是顺利的。实际上，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在他的内心深处正卷起无限忧惧的波涛。司马懿于嘉平元年（２４９年）以阴险狡诈的手段击败政敌曹爽，不仅诛灭曹爽兄弟三族，而且把曹魏集团的名士何宴、李胜、丁温、邓飏、毕轨、桓范等同日诛戮，因而时人有“名士减半”之叹。司马师于嘉平六平（２５４年）废掉齐王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又于景元元年（２６０年）杀掉曹髦，改立曹奂。曹魏政权实际上早已掌握在司马氏手中。他们为了扩充实力，以达到篡位的目的，就以优厚的待遇笼络政治实力强的士族和名望高的名士，同时也残酷地屠杀政治上的反对派（如正元元年族灭时负重望的夏侯玄、李丰、许允等）。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政治局面，使得整个士族中的人们都感到生死莫测、祸福无常。恐怖的现实，使阮籍“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咏怀》三十三）。充满了忧生念乱之情、远祸避害之想。他在政治淫威下做官，只是“避世金马门”的“禄仕”而已。
阮籍不得已而做官，又不愿去夤缘势利，就只有走上消极反抗的道路。他首先对权贵们采取敷衍的态度。一次，他趁机向司马昭表示：他游历过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愿意去那里做太守。司马昭一听很高兴，以为阮籍愿意为司马氏政权效劳，便马上拜他为东平相。阮籍骑驴到任，游览已过，便折毁官府屏障，使内外相望，并删简法令，十日而还。他用老庄“无为而治”的主张和行动，对政令繁苛的司马氏统治进行嘲讽。他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斛，就辞去从事中郎的职务，求为步兵校尉，与刘伶等逐日酣饮，借酒解愁。但蕴藏在他内心的感情有时仍不免流露出来。一次有司对司马昭说，有个人把自己的母亲杀了。阮籍在一旁听到后，不由得“嗨”了一声，说“杀父亲也罢了，怎么能杀母亲呢？”在座的人惊恐起来，以为阮籍公开发表与“孝道”相抵牾的狂悖言论，将遭杀身之祸。司马昭也乘机追问所以，阮籍自悔失言，便从容地圆转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这一番随机应变的辩解，不仅解脱了危险，而且使人们大为佩服。但这次风险却给阮籍敲了警钟，此后他“言语至慎”。司马昭再与之接谈，他总是“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使其无隙可乘。
在那险恶的政治环境里，阮籍说话困难，做人也更不易。《晋书》本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酣饮、醉酒不仅是阮籍的嗜好，也是他麻醉自己的方法，更是诗人逃避政治斗争远祸避害的手段。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求婚借助于阮籍，阮籍不愿，又不能明拒，就沉醉六十日不醒，使求婚者没有机会提出，只好作罢。司马昭的亲信钟会，多次找阮籍谈时事，企图借机陷害，也被阮籍用长醉的办法应付。即使万一说错了话，也可以借醉求得谅解。
司马氏集团提倡“名教”，标榜“孝道”，完全是用以自利的手段，他们自己何尝认真奉行！在阮籍看来，那实在是亵渎礼教，毁坏礼教，不平之极，但又无计可施，于是“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鲁迅语）然就其本心而论，阮籍对礼教的态度要比司马氏们执着得多。“性至孝”（本传）的阮籍，母亲死时正和人下棋，他闻丧不哭，弈棋如故，棋罢一恸，吐血数升。母丧中，他依然饮酒食肉，等到临葬之时，举声一号，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当时人们以吊丧为重，阮籍居丧期间，中书令裴楷前往吊唁。阮籍散发箕踞，直视裴楷，不为哀礼。阮籍又善为青白眼。“青眼”表示赞许、喜悦；“白眼”则表示厌恶和蔑视。见礼俗之士，即以白眼对之。嵇喜前往吊唁，阮籍白眼冷对，嵇喜十分难堪，只好不怿而退。他的弟弟嵇康闻知，便提酒挟琴前往，阮籍才青眼迎视，表示欢迎。至今常用的“青睐”、“垂青”等词，便是由此而来。
因为阮籍“居丧无礼”，之后在司马昭处赴宴又饮酒又食肉，深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所不满。在酒筵上，这些司马氏的鹰犬们便杀气腾腾地向阮籍兴师问罪，要司马昭以“不孝”、“败俗”的罪名，把阮籍“流之海外，以正风教”。阮籍对此不屑一顾，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用沉默对礼法之士表示极度的轻蔑。而司马昭之所以能宽容阮籍，是因为还要利用诗大的名望来维系人心，装点门面。
对险恶的现实，诗人观察得锐敏，也感受得深刻。他把内心的愤懑凝聚在笔端，流泻在诗文中。诗人通过《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易论》诸文和《洪生资制度》（《咏怀》六十七）等诗篇，无情地批判了虚伪的儒学，由衷地赞赏老庄哲学的无为与逍遥。他把礼法之士比做钻在破棉裤里的虱子（见《大人先生传》），对他们的无耻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
阮籍和“竹林名士”们的谈玄论道、蔑视礼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具有追求思想解放和反抗恐怖政治的现实意义。这对司马氏的统治与谋篡野心大为不利，为翦除异己，便杀鸡吓猴，借“不孝”罪名，把“刚肠疾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杀了。“竹林”的其他人，在司马氏的威胁利诱下，有的变节，有的妥协。阮籍虽然坚持着韧性的消极反抗，但在强权面前，个人的消极反抗毕竟是无力的。在司马昭集团制造晋王加“九锡”的劝进丑剧中，诗人躲也不行，醉也无用，终于在司马昭的爪牙郑冲的剑光下，违心地代为醉草《劝进牋》。之后，就愁思佛郁，于景元四年（２６３年）冬病死于家。时年五十四岁。
阮籍的文章与辞赋，都能独出机抒，持见新奇，理精词切。然诗人留给后世的最珍贵的遗产，要推有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这些非一时之作的五言诗，真实地表现了诗人一生复杂的思想感情。其中，有对社会离乱的喟叹，有对黑暗政治的不满，有对友情无常的伤心，有对身家性命横遭不恻的忧惧，有对美丽仙境的羡慕而又感到虚无等等。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个时代留在诗人身上的印记。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城里）人。生于建安十五年（２１０年），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璃的儿子。陈留阮家，当时虽不是门第显赫的望族，却是声名素著的文学之家。阮璃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作家，曾任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以“书、檄”擅名当世。“七贤”中的阮咸是他的侄儿，同族中的阮武、阮修、阮侃及其子阮浑等也颇负盛名。而诸阮当中，尤以阮籍为皎皎者。
据《晋书》本传载，阮籍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志气宏放，胸怀高阔，博览群书，才藻艳逸，而且喜欢饮酒，善于弹琴。年轻时代的阮籍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英俊人物。《咏怀》三十八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可谓气魄宏大，胸襟广阔。他曾登广武山，观楚汉相争时的古战场，喟然长叹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把叱咤一时的刘邦、项羽简直不放在眼里，其雄心壮志于此可见一斑。
志气宏放，加以喜爱老庄著作，这就形成他“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性格特点。表现在行动上，他闭门读书，数月不出户牖；有时外出游览山水，又经日忘归。他这种奇特的行为不易为一般人理解，所以“时人多谓之痴”。
阮籍这种独往独来的“非常”之处，本传及《世说新语》多有记载。一次阮籍的嫂嫂回娘家，他特以与之相见作别。这对“嫂叔不通问”（《曲礼》）的封建礼教来说，无疑是一种胆大妄为的举动。有人讥笑他，他不以为然地说：“礼岂为我设耶？”再如一位才貌出众的兵家姑娘，未出嫁而天亡。阮籍与这位姑娘虽然素不相识，也不认识姑娘的父兄，但他却前往吊唁，悲恸大发，哀尽而还。这些古怪的性情与狂放行为，在一般人看来，的确难以思议。
阮籍的这些表现，好象是病态的反映，其实是苦闷的象征。当时正处于司马氏篡取曹魏政权的前夜，统治俯级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复杂。司马氏利用“名教”（封建的等级名分和礼教）蛊惑人心，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一些有识见的知识分子，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阮籍崇尚老庄哲学，又不满司马氏的统治，就必然鄙弃礼俗，在行动上唱反调。当时一般人只看到他“痴”的一面，而对他的才学、志气不大了解，只有那位以“鉴识”著称的族兄阮文业了解他。经过阮文业的“品评”，人们才“咸共称异”，逐渐对他另眼相看。阮籍的文名也日渐为人所知。
大概二十多岁的时候，阮籍曾随叔父游于东郡（治洑阳，辖鲁西及豫北一带），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但阮籍对这位大官僚的礼遇很冷淡，终日不开一言。王昶对此颇为赞叹，以为莫测其高深。后来，太尉蒋济听说阮籍才华出众，便派人前往召请。阮籍不愿出仕，就作书拒绝，结果惹得蒋济大怒。在亲友们的劝说下，阮籍才勉强应召，前往洛阳。但不久就称病辞归。之后，又被征为尚书郎，旋即又以“病”免官。曹爽辅政时，曾征召阮籍做参军，他仍然托病谢绝。一年后，曹爽被杀，人们对阮籍的政治远见大为惊服。
这时，阮籍早已移家洛阳，与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与友善，经常聚会于嵇康寓居的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东南）竹林之中，酣畅痛饮，倾心接谈，世称“竹林七贤”。间或往苏门山（今河南辉县）访隐者孙登，与之论道，相对长啸。这大概是阮籍一生中最逍遥适意自在坦荡的时候。
然而，名重当世的阮籍，已成为司马氏争取的对象，他想要继续逍遥下去，已是不可能的了。司马懿做太傅时，就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又被大将军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继任命为从事中郎。以后，还被封为关内侯，徒散骑常侍。
表面看来，诗人在仕途上似乎是顺利的。实际上，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在他的内心深处正卷起无限忧惧的波涛。司马懿于嘉平元年（２４９年）以阴险狡诈的手段击败政敌曹爽，不仅诛灭曹爽兄弟三族，而且把曹魏集团的名士何宴、李胜、丁温、邓飏、毕轨、桓范等同日诛戮，因而时人有“名士减半”之叹。司马师于嘉平六平（２５４年）废掉齐王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又于景元元年（２６０年）杀掉曹髦，改立曹奂。曹魏政权实际上早已掌握在司马氏手中。他们为了扩充实力，以达到篡位的目的，就以优厚的待遇笼络政治实力强的士族和名望高的名士，同时也残酷地屠杀政治上的反对派（如正元元年族灭时负重望的夏侯玄、李丰、许允等）。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政治局面，使得整个士族中的人们都感到生死莫测、祸福无常。恐怖的现实，使阮籍“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咏怀》三十三）。充满了忧生念乱之情、远祸避害之想。他在政治淫威下做官，只是“避世金马门”的“禄仕”而已。
阮籍不得已而做官，又不愿去夤缘势利，就只有走上消极反抗的道路。他首先对权贵们采取敷衍的态度。一次，他趁机向司马昭表示：他游历过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愿意去那里做太守。司马昭一听很高兴，以为阮籍愿意为司马氏政权效劳，便马上拜他为东平相。阮籍骑驴到任，游览已过，便折毁官府屏障，使内外相望，并删简法令，十日而还。他用老庄“无为而治”的主张和行动，对政令繁苛的司马氏统治进行嘲讽。他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斛，就辞去从事中郎的职务，求为步兵校尉，与刘伶等逐日酣饮，借酒解愁。但蕴藏在他内心的感情有时仍不免流露出来。一次有司对司马昭说，有个人把自己的母亲杀了。阮籍在一旁听到后，不由得“嗨”了一声，说“杀父亲也罢了，怎么能杀母亲呢？”在座的人惊恐起来，以为阮籍公开发表与“孝道”相抵牾的狂悖言论，将遭杀身之祸。司马昭也乘机追问所以，阮籍自悔失言，便从容地圆转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这一番随机应变的辩解，不仅解脱了危险，而且使人们大为佩服。但这次风险却给阮籍敲了警钟，此后他“言语至慎”。司马昭再与之接谈，他总是“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使其无隙可乘。
在那险恶的政治环境里，阮籍说话困难，做人也更不易。《晋书》本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酣饮、醉酒不仅是阮籍的嗜好，也是他麻醉自己的方法，更是诗人逃避政治斗争远祸避害的手段。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求婚借助于阮籍，阮籍不愿，又不能明拒，就沉醉六十日不醒，使求婚者没有机会提出，只好作罢。司马昭的亲信钟会，多次找阮籍谈时事，企图借机陷害，也被阮籍用长醉的办法应付。即使万一说错了话，也可以借醉求得谅解。
司马氏集团提倡“名教”，标榜“孝道”，完全是用以自利的手段，他们自己何尝认真奉行！在阮籍看来，那实在是亵渎礼教，毁坏礼教，不平之极，但又无计可施，于是“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鲁迅语）然就其本心而论，阮籍对礼教的态度要比司马氏们执着得多。“性至孝”（本传）的阮籍，母亲死时正和人下棋，他闻丧不哭，弈棋如故，棋罢一恸，吐血数升。母丧中，他依然饮酒食肉，等到临葬之时，举声一号，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当时人们以吊丧为重，阮籍居丧期间，中书令裴楷前往吊唁。阮籍散发箕踞，直视裴楷，不为哀礼。阮籍又善为青白眼。“青眼”表示赞许、喜悦；“白眼”则表示厌恶和蔑视。见礼俗之士，即以白眼对之。嵇喜前往吊唁，阮籍白眼冷对，嵇喜十分难堪，只好不怿而退。他的弟弟嵇康闻知，便提酒挟琴前往，阮籍才青眼迎视，表示欢迎。至今常用的“青睐”、“垂青”等词，便是由此而来。
因为阮籍“居丧无礼”，之后在司马昭处赴宴又饮酒又食肉，深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所不满。在酒筵上，这些司马氏的鹰犬们便杀气腾腾地向阮籍兴师问罪，要司马昭以“不孝”、“败俗”的罪名，把阮籍“流之海外，以正风教”。阮籍对此不屑一顾，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用沉默对礼法之士表示极度的轻蔑。而司马昭之所以能宽容阮籍，是因为还要利用诗大的名望来维系人心，装点门面。
对险恶的现实，诗人观察得锐敏，也感受得深刻。他把内心的愤懑凝聚在笔端，流泻在诗文中。诗人通过《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易论》诸文和《洪生资制度》（《咏怀》六十七）等诗篇，无情地批判了虚伪的儒学，由衷地赞赏老庄哲学的无为与逍遥。他把礼法之士比做钻在破棉裤里的虱子（见《大人先生传》），对他们的无耻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
阮籍和“竹林名士”们的谈玄论道、蔑视礼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具有追求思想解放和反抗恐怖政治的现实意义。这对司马氏的统治与谋篡野心大为不利，为翦除异己，便杀鸡吓猴，借“不孝”罪名，把“刚肠疾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杀了。“竹林”的其他人，在司马氏的威胁利诱下，有的变节，有的妥协。阮籍虽然坚持着韧性的消极反抗，但在强权面前，个人的消极反抗毕竟是无力的。在司马昭集团制造晋王加“九锡”的劝进丑剧中，诗人躲也不行，醉也无用，终于在司马昭的爪牙郑冲的剑光下，违心地代为醉草《劝进牋》。之后，就愁思佛郁，于景元四年（２６３年）冬病死于家。时年五十四岁。
阮籍的文章与辞赋，都能独出机抒，持见新奇，理精词切。然诗人留给后世的最珍贵的遗产，要推有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这些非一时之作的五言诗，真实地表现了诗人一生复杂的思想感情。其中，有对社会离乱的喟叹，有对黑暗政治的不满，有对友情无常的伤心，有对身家性命横遭不恻的忧惧，有对美丽仙境的羡慕而又感到虚无等等。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个时代留在诗人身上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