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大学生活

一、特殊年代的高考
　　我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那时候，我已经中学（只能叫中学，没法说是高中还是初中）毕业4年了，那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从1966年停止高考，已经过去11年了。当年全国报考人数是570万，而录取数则是可怜的20万（今年我看了一下，全省高考报名人数是19.2万，而录取计划是19.8万，现在的学生真幸福！）。
　　由于考试人数太多，国家不得不实行分省出题，2次考试：通过初试筛选一下，然后再复试。
　　我小学二年级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除了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文化课基本上没学多少。又正好赶上了学制改革，小学5、6两个年级学生一起毕业，到中学后统一编班。记得第一节数学课上，老师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业水平，出了几道题让大家做一下，也就是分数加减法什么的吧，望着黑板，我蒙了，一个横线，上边一个数，下边一个数，什么意思？（哈哈，从来没见过分数，搞笑吧，这就是那时候的学生。我发誓：我是班级乃至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
话说1977年10月才在报纸上看见国家准备恢复高考的通知，当年12月就要考试，满打满算只有1个半月的复习时间。兄弟，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文化补习学校，我手里连一套像样的课本都没有。好在我那时在一个县城的小学已经当了4年的民办教师（不是民办学校的教师，是一种在公办学校工作不挣工资，但是在我下乡的那个生产队里记工分的形式。哎，说了你们也不懂吧？），有一点文化底子（笑！）的。
　　当年高考科目是四门：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或者史地（自选）。政治——没法复习；语文——还用复习么；数学——我以前在书店里买过2本通俗读物，一本叫《代数》、一本叫《几何》；理化——我有从同学哥哥那里借来的一本初中物理自学丛书。好了，这就是我的全部复习资料！每天下班回家就翻开看看。一直到还有4、5天就要考试了，好心的校长（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集贤县福利镇第四小学杨治安，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说：你明天别来了，在家看看书吧！

二、大学生活苦与乐
　　录取通知书上要求4月17-18日到校，我选择了第一天来报到。下了火车，因为是中午，找了一圈没看见接站车。我只好打听了一下，自己扛着行李坐4线到通用机械厂站下车（就是现在的224医院）.下了车我才知道，这里离学校还有好远呢。
到了学校报完到，去了寝室。寝室里已经站着一个35岁左右的男人，我以为是老师，连忙和他打招呼，他笑了，说我也是学生。我才知道，原来学生也可以这么老（捂嘴！）我们班30几名同学，黑龙江的大约有一半，另一半则是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的下乡知青，其中4名女同学。同学中不乏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老教师，甚至有几个还是校长、教导主任之类的。当年我22岁，是班级里最年轻的一个。
因为是文革后第一次招生，各学校都没有准备好。虽然我们是77级学生，但入学时间却是1978年4月。劫难过后，百废待兴，学校的样子惨不忍睹。（25年后阴差阳错，我到这所综合性大学的一个学院担任教学副院长。站在宏大的主楼广场前，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这里，我们经历了一段艰苦而又快乐的生活。
先说住。当时我们全班30几名男生同住在一个寝室里。寝室就在现在一区D院药学院东侧，正对着南北小道的那个位置，是一幢破旧的、当时学校唯一的小楼。小楼是厢房，有二层，上层住女生，下层住男生，对着西侧门的一个房间是学校教导处，出去西侧门就是厕所。楼内没有水房和厕所，所有的事情都要到楼外去解决。寝室内点着火炉，每天一名值日生负责打扫房间、走廊；点炉子、添煤等杂务，房间是夏天热、冬天冷。最怕的是冬天半夜起来上厕所，天黑、寒冷，还要到室外，所以我们尽量在入睡前解决。打热水也是个问题，要排很长的队，麻烦极了。没办法，一直到现在我都保持着用凉水洗脸的习惯，结婚后我爱人企图改变我这个不良的习惯，努力了很久之后，她放弃了。
最难受的还不是条件怎么样差，住宿条件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根本是无所谓的。难受的是人多，每个人的作息时间不同。有的人喜欢晚睡，晚上12点还精神着呢；有的人喜欢早起，早上4、5点钟就开始打开收音机听外语，因此经常会出现一些小摩擦。后来大家乱哄哄的议论了一下，定下了九点半关灯的制度。由于我正好住在电灯开关的位置旁，就被封为“灯长”，要求我无论什么情况，九点半必须关灯。开始时还不太适应，到点了也想不起来，然后就不断有人大声提醒我。后来就形成了习惯，到了九点半，不管地下还有多少人在干什么，我立刻关掉电灯，看着地下有人还在手忙脚乱地在收拾东西，大家哈哈大笑。时间长了，就逐渐习惯了九点半关灯的制度。
负责宿舍管理的是王道仁老师，40多岁，学俄语的，据说后来当了师范学院纪检委副书记。王老师人很好，态度和蔼，工作负责。有一天我值日，上课时间到了，我就没有扫走廊。中午回来时，王老师站在我们寝室门口等着我，叫着我的名字，问我怎么没扫地。我很惊讶他能知道我的名字，同年级200多人中我是很不起眼的一个人，他的认真精神让我非常佩服。

其次说吃。那时候，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立即按照上面的要求，将生产队分给我的口粮用手推车送到粮库（下乡知青每年610斤皮粮，能磨出大约450斤粮食），换取粮食关系，交到了学校。学生是定量供应，大学生每月35斤，学校每月发给35斤粮票，其中细粮7斤，粗粮28斤。吃大米、白面的时候用细粮票，其他的用粗粮票。如果你的细粮票用完了，那别人吃细粮的时候，对不起，你只能吃粗粮了（O(∩_∩)O哈哈~），所以你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呦！。
刚开学的时候，学校有食堂但是没桌椅。买完饭，大家在操场上捡块砖头，三、五个人找个地方坐下来就开吃，或者有的人喜欢端回宿舍吃，那就随您便了。过一阵子有了桌子，但一直没有椅子，大家就围在桌旁边吃边聊。很快，像风卷残云一样就解决问题了。
印象中，吃得最多的是高粱米饭。我很纳闷：也没见地里种多少高粱，怎会有这么多的高粱米？高粱米饭1毛2一斤，但谁会买那么多啊？我基本背下来了：1两1分，2两2分,3两4分,4两5分，半斤6分，一般男生每顿就4两，女生可能2两吧（不是说吃饱了，谁敢多吃呀，上哪儿弄那么多粮票啊？）。偶尔会吃上一顿馒头，这就要收细粮票了。如果你的细粮票很不幸已经用完了，那您就接着吃高粱米吧！后来，学校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些碎挂面头。每天早上，可以用粗粮票买面条吃了，大家挺高兴。你知道那时候吃面条怎么吃么？说了你肯定恶心，吃不下饭了。服务员卖面条不是用筷子，那多慢啊！是用手。你买2两，给你抓一小把，填一勺汤；你买4两，给你抓一大把，填一勺汤。好在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面条上了，没看见服务员的手洗干净了没有。（:-D）再后来，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有了议价粮，也就是说，你可以加点钱，用粗粮票买馒头吃了。

大家还发现；打菜的时候，如果你的餐具比较小，服务员打了一勺菜就满了；如果你的餐具比较大，服务员打一勺菜后好像没满，她会给你再添点，于是我们每人花1元钱买了一个大盆，哈哈，也许能多占一口的便宜呢。
星期天的时候，一天吃两顿饭，早上8点半开饭，下午2点半开饭。每到星期天下午1、2点钟的时候，大家就饿得什么都不想干了，躺在床上等开饭。后来，因为这事，我们班还和食堂发生过一次冲突。有同学可能问，怎么不去下饭店？老弟，一我们没钱；二最近的饭店也离我们2公里。哪儿像现在呀，周围大小店铺上百个，打个电话就送到寝室里了。
冬天，我们偶尔会去街里的饭店买些馒头，装在书包里，挂在窗户外冻着。想吃了，拿回来2个放在炉盖上烤一烤吃了。有个同学叫王宏利，上街看电影，不小心钱包被小偷掏走了，那里面可是放了一个月的饭票啊。没办法，他只好找到在船上工作的亲戚买了一口袋面包（渡船上卖的面包不收粮票）。每当吃饭的时候，他就从挂在床头的口袋里拿出2个面包。大家打趣他“你这是西餐呐！”

班里有个同学叫梁吉航，是个浙江知青。因为长时间独立生活，所以自己有一些简单的炊具，偶尔晚上会弄点吃的。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无非是煮点红小豆而已。有一次，学校组织去东北电影院看电影，他没去。等我们回来时，闻到了一股肉香味，发现他正在炉子上炖肉。大家问他做什么好吃的呢，他说刚买了一只兔子，然后请大家品尝，很多同学尝了一口。然后发现他在诡异的笑着，便追问他到底是什么肉。他才承认，是一只小猫闯到寝室里来了，被他打死，剥了皮放在锅里煮了，说得大家恶心声一片。幸好，我没吃。
我的同桌叫王贵成，高考前是勃利钢铁厂的化验员，班里属他工资最高（那时，大部分同学是带着工资上学的），43元。他的哥哥、姐姐都是工学院的中层领导，他侄子在工学院开车，经常来叫他去家里吃饭，大家羡慕的不行。记得当时从广播里听到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资产阶级的王冠成打落地”，大家开玩笑说，中央也要把王贵成打落在地呢，便给他起个外号“资产阶级”。快考试了，他的孩子病了，要请假回家。临走前和我说，考试时候要看我的，我开玩笑说不能白看哪，他说回来请你吃油炸糕。结果，他真的花了十几元钱请我们几个同学去街里吃了一顿油炸糕、豆腐脑。要知道，1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呀！毕业几年后，我结婚了，单位的工会负责同志告诉我，我属于晚婚，有2个待遇可以自己选择：一是可以多休一周婚假；二是可以领10元钱晚婚奖，我毫不犹豫选择了领奖。

转到大学工作后，我曾在1区C院教工宿舍（经管学院对面的那栋小楼）住了4年，天天在C院那两个食堂吃饭。看着那些花样繁多、琳琅满目的饭菜，我都不知道选什么好了，吃的很满足。可是有一次，我碰见一个新生，是我过去一个学生的孩子。我关心地问问她的生活情况，食宿是否适应等等，她的回答让我很惊诧，她说入学快2个月了，从来不去食堂吃饭，食堂的饭太难吃了。她家的情况我了解，父母都下岗，生活条件很一般，怎么会这样？现在的孩子怎么了？
当年，因为我不是正式教师，所以上学期间没有工资。每月国家发给我19元5的助学金，学校扣1元钱作合作医疗费，发到手18元5，其中吃饭花15、6元，剩余3元钱左右买点钢笔水、牙膏什么，看场电影等等。我不但从来没和家里要过钱，寒暑假的助学金还能补贴家用呢。

再说出行。佳木斯大学所处的位置叫做“西南岗”，40年前学校周围特别荒凉。东面就是那个和平大队，那时候的面积不超过现在的二十分之一；西面现在图书馆北侧那个公园是驻军部队的靶场，那个很高的土棱子是挡子弹用的，可以想象附近几乎没有人家。文学院后面那排平房是佳木斯第四中学，体育馆那个位置是工学院子弟小学，理学院那儿就是个露天大厕所（连棚都没有，嘻嘻）。南面是苞米地，北面是二院的住院处（那时候没有环城路，那地方是堵死的）
要想出行，有2条公交线路：一个是西侧的6线；一个是东侧的4线（到了224医院以后向东拐了）。说句实在话，读书期间我坐公交的次数不超过5次，其余都是走着走。要知道，从224医院（那个车站原先叫通用机械厂）坐到火车站，车费是1毛5分钱，我真舍不得，那是我一顿中午饭的钱啊！79年5月，我们在一中实习，学校每天补助5分钱交通费。除了有1、2次时间不够了，坐过6线之外，我们都是走来走去的。沿着四丰路（现在改学府路了，我真不习惯，别人一说学府路，我还就发蒙）穿过儿童公园（那时好像叫杏林公园，不过哪儿是什么公园啊，四周没有栅栏，只有一个大土堆和几个臭水坑，周围长满了狗尾巴草而已），也就到了，边走边聊，没感觉远。

现在，很多人说大学生活中印象最深的是恋爱。上学前看过的很多小说、电影中，把恋爱生活描写得多姿多彩，仿佛没谈过恋爱就不算上过大学。说实在话，我一样有这方面的憧憬，渴望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红颜知己。入学以后，我失望了。我们这一届有1个数学本科班、1个数学专科班、2个物理专科班和1个化学专科班，大约200个学生中，只有10几个女生，最小的也比我大5、6岁，还都是已婚的，真是不给力呀！没办法，死了这条心吧！78级学生入校以后，我们多了一个兄弟班级——78化学班，也增加了很多漂亮的女生，她们也经常为了图安静，到我们教室上自习。然而，我们与她们仿佛是隔了一条鸿沟。尽管年龄相差不过3、5岁，但我们是两代人，有着不可逾越的代沟。我们间唯一的来往，是我每月向她们团支部缴纳5分钱团费。
最后说学习（看来无论什么年代，当学生的都永远把学习排在最后面）。

最后说学习（看来无论什么年代，当学生的都永远把学习排在最后面）。
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上，先是被写了数学专业，后来又被划掉，重新写上了化学专业。当时我很郁闷，后来我又觉得很幸运。为什么？那时候，数学很热门，社会上自学的也很多，班级里更是高手如云；化学则是一门实验科学，很冷，学化学，大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行。
说实话，我们入学的时候，学校的师资水平、实验条件都差很多，甚至我们连教材都买不到。《无机化学》都快讲完了，国家才出版新教材，一位上海的同学通过家里人帮我们弄到了每人一本。而《有机化学》只有讲课的老师手里有教材。怎么办？好在我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刻钢板是拿手活。大家轮班，负责刻写和印刷明天上课要用的教材，每天2张、4页左右。

教《无机化学》的是魏莹老师，不到40岁的一个女老师，一看就是个麻利人，思维敏捷，说话干脆、利落，但显然对教学内容很吃力（我说这话没有贬低魏老师的意思，我是她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后来，我弟弟的同学也考到佳师专化学系，魏老师不止一次的在他们面前赞扬过我的努力）。她是文革前高中毕业生，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失去了报考大学的资格。参加工作以后，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的物理系函授生。临近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就一直拖了下来。文革结束后，学校通知她去领毕业证。这时她已经教了近10年的化学，跟学校反复协商，学校给她换发了化学专业的毕业证。《无机化学》课程内容复杂，需要较多的数学、物理知识，学起来真费劲，但是它是化学基础课，谁也绕不过去。没有教材，全靠笔记，我记了厚厚的一大本（我上学时所有的笔记都精心保存到现在），为了加深理解和记忆，我和一个叫綦先平的同学，利用半个月的自习时间，各自抄写了整整一本《无机化学习题解答》。

教《有机化学》的是我们班主任朱维新老师，当时也刚从哈师院毕业，北京的下乡知青，30岁左右，听说后来调回了北京，在北京物质学院当老师。《有机化学》系统性强，反应多，结构繁杂。特别是那些人名反应，什么傅瑞达尔—克拉夫茨烷基化反应、狄尔斯—阿尔达尔反应、武慈—费梯希—黄鸣龙反应，听着都头疼，而且还要记住反应机理，像我这样没学过英语的学生，真的是太难了。朱老师就耐心地帮我们寻找记忆的方法。
当时，朱老师和爱人一起也住在我们实验室旁边不到20平方的的平房里，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大家都在操场（就是现在药学院前面那个篮球场地）上散步、闲聊。我们管他爱人叫师母，他比我们班很多学生的年龄都小，还挺不好意思的，给我们介绍说：她姓顾，在医学院当老师，你们叫她顾老师吧！
我在有机化学上下的功夫最多，因而学的也最好。后来朱老师考研，很多有机化学的习题都是我帮她作的，为了节省时间，他只看答案。1981年—1982年，我在黑龙江大学化学系进修一年，我作有机化学题目的速度，让黑大的老师都很吃惊。

化学科主任（后来改叫化学系）刘国栋，是我们教学法课的老师。我到大学工作以后，我的80级学弟，也是我们学院的副书记告诉我：刘国栋老师已于几年前因病去世了。
还有顾相卿老师，研究生毕业，是当时学历最高的。也给我们上过一段《无机化学》，记得最清晰的就是讲氧化还原反应那部分，用离子电子法配平氧化还原反应，那时候学得很吃力，现在早已得心应手了。
教《物理化学》的是刘灿东老师。由于各高校急需教师，所以从各市县抽调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充实到教师岗位。我在高中读书时候的语文老师——鲍峰老师（后来成了中文系主任）、数学老师——王宏老师（后来在大学当外事处长）等都是那时候调进来的；刘老师就是我们入学的第二年从勃利调来的。我到大学工作后，那些老师都退休了，只有他退休后还在督导室工作，经常来我们学院进行一些教学检查；
教《分析化学》的是李海石老师，也是入学第二年据说从化工厂调过来的。可能也是初次当老师。领我们做实验的是杨老师（原谅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听说后来他调到生物系工作，我还觉得挺纳闷，怎么改行了？再有就是金璟老师、实验室的王老师（女），虽然没教过我们课，但都很熟悉，与我们可以说是打成一片。
除了专业课以外，教《高等数学》的是王秀珍老师。我在高中曾是数学课代表，但看起来我和数学还真就无缘。录取时数学改了化学，学高等数学也是稀里糊涂。后来我在东北师大化学系函授三年，又学了一遍《高等数学》。也没太弄明白那个什么“……当n大于N时，一定会找到一个ε……（简直是鬼话）”。
教《普通物理》的先是平原老师、后是李文博老师。平原老师高个、很瘦，印象最深的是讲到“颈细现象”他向自己脖子上一比划，形象极了，引起哄堂大笑。
教体育的王佐秋、王树壮老师，都是刚毕业的新教师。可能也没想到会教这么一批年龄如此之大的老学生，都显得有些缩手缩脚，初级长拳第一路教了一学期也没会。
还有教《政治》的蒋老师，虽然年龄有40岁了，但我总感觉他给我们上课很紧张。
教《教育学》的是一个张老师，也许用的教材太老，也许我们学理科的对这种人文理论理解不透，反正除了一个叫夸美纽斯的外国人名以外，我全都忘了。
教《心理学》的是一个姓赖的女老师。一天下午，我睡完午觉迷迷糊糊爬起来，夹着笔记本（那时候各科都没有书）来到阶梯教室。走到门口很奇怪，怎么这么静？我们是四个班在一起上这种公共课，平时总是乱哄哄的，今天怎么啦？偷偷把门打开一个小缝，看见只有2个人在。赖老师在前面站着，我们班一个叫佘永真的在第一排坐着。老师看见我了，招手让我进去。原来那三个班去劳动了，只剩下我们一个班，我们班那些家伙还在睡觉没醒呢。

三、一些难忘的人和事
我们班本来应该30多人，其中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下乡知青近20人。入学正好处在改革开放的前夜，社会形势在剧烈变化之中。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最大的变化，除了恢复高考以外，就是知青返城潮。
当时，有近百万知青在黑龙江各地插队。经过十年的锻炼，有的已经脱离了农村，在各行各业参加了工作；有的已经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了；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就设在佳木斯（80年代初改叫黑龙江农垦总局，后来迁到了哈尔滨），第二师师部就在现在的宝泉岭农场管理局、第三师师部就在现在的红兴隆农场管理局、第六师师部就在现在的建三江农场管理局。
老邓上台后，打开了允许知青返回自己家的大门。先是想各种办法，找各种理由办理病退等手续，后来没有任何手续也可以回家了，一股大家戏称“退学、退职、退老婆（不少知青与当地人结婚，但当地人是没法跟随返城的，所以很多人选择了离婚）”的风潮席卷黑龙江大地。
我们班共有七个同学放弃了原来的一切回了家，又有五个同学转到了数学、物理专业，同时也有2名同学转到了我们班。所以，我们在毕业照上的是27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