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骗子已经泛滥到烂大街的程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小到手机短信，大到战略谎言，总体而言，当今的骗子可谓体系完整、类别全面：从体系的角度说，由街头的低级到庙堂的高级，各种骗子涵盖一切社会层次；从类别的角度上看，有马路骗子、外贸骗子、婚姻骗子、贩人骗子、学术骗子、短信骗子、连锁加盟骗子、传销骗子、造假骗子，涉及360行……
网上有人做了这样的总结：现在的骗子呈现出区域性分布的局面，并且走向全国连锁，术业有专攻，进行差异化诈骗：比如河南安徽的骗子比较LOW逼一点，主攻低端市场，以传统诈骗为主，科技含量低，侵害对象多以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农民，所以最引民愤，成为“地域黑”的主要攻击对象；广西、江西（也包括安徽）相对会扯点蛋，主攻中端市场，以传销诈骗为主，侵害对象主多以想一夜暴富的四五线普通民众；广东福建毗邻港台逼格比较高，主攻高端市场，以高科技诈骗为主，偏重于利用新兴的电信及网络平台实施诈骗，属于犯罪产业链的上游，因为很少与受害人接触，只能徒徒地吃哑巴亏，重要原因是，由走向国际化的台湾骗子在“传帮带”，钱财都打往菲律宾、马来西亚去了，很难追回来……诈骗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犯罪”的特点，涌现各有特色的诈骗之乡。
总之，生活在当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实在地感受到各种骗子力量的强大。有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防骗”的时代，但又防不胜防。
1、骗子形成的根本原因
我们有华丽丽的行骗“黑历史”，推崇各种各样的诈术。你看看《三十六计》上至庙堂下至江湖，试问哪个不知哪个不晓，简直就是国民教科书，人人都在活学活用。但这些书呢，都不是靠什么实力取胜的，都是靠阴谋诡计的，什么兵不厌诈，什么事贵应机，似乎这在体现中国的智商优越性的，产生诸如苏秦、张仪等鬼才，陈平、贾诩等毒士，诸葛刘温等谋臣。
另外，中国人与人的信任关系，主要基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情感，而非利益。而西方人取信于人，首先会强调自己为人诚实，童叟无欺，对所有人一律同等对待，最后缔结契约关系。
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把道德定义为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很明显，群体不具备任何的道德。”
中国人取信于人，首先会强调与对方的特殊关系，以此套近乎，最后确定社会关系。正是这种情感联系，掩盖了人与人关系的实质，极易导致欺骗。
人与人之间，以情感为基础的信任，极易让人放松警惕，给骗子以可乘之机。因此中国的骗子行骗时都是先从情感入手，攀亲戚、攀老乡、攀同学、攀战友、攀邻居、攀朋友的朋友……再进行利诱。
更有甚者，是亲戚、老乡、同学、战友、朋友之间的欺骗，最典型的就是传销，全是基于亲人朋友之间的信任关系。
2、骗子带来社会效应
骗子的本质上与“哄抢”极其类似。在个人利益面前，如果大家都在抢，抢了也没处理，那么利益一权衡：我不抢我就吃亏；如果大家都在骗，骗了也没处理，那么利益一权衡：我不骗我吃亏。关键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第一个抢，第一个骗的，他相当成功的，貌似抢到人生“第一桶金”一般，而且并没有采用相应的办法来惩治，这样一来，产生两个著名的效应：
一是“羊群效应”。“羊群效应”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一头羊发现了一片肥沃的绿草地，并在那里吃到了新鲜的青草，后来的羊群就会一哄而上，争抢那里的青草，全然不顾旁边虎视眈眈的狼，或者看不到其它还有更好的青草。事实上羊群效应就是一种跟风行为，它表现了人类共有的一种从众心理。
二是“涟漪效应”。“涟漪效应”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往一湖平静的湖水里扔进一块石头，泛起的水波纹会逐渐波及到很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一群人看到有人破坏规则，而未见对这种不良行为的及时处理，就会模仿破坏规则的行为。如果对这种现象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涟漪效应”就会迅速放大成“潮涌效应”，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泛滥成灾。
这两种效应最适合当下的“群氓”了，就个体而言，他们因为相对理性，他们是想贪小便宜，但考虑到做坏事的成本，似乎又胆小如鼠了，但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则立刻应者如云，血脉贲张，作恶的勇气能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关键谁先做出对的椽子，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出头，自己随大流，如果惩治首恶的法律过于严苛，先出头的椽子被砍了，那么他们便会作鸟兽散，当初慷慨激昂的誓言，万夫不挡的勇气全不提了。
反之，若是法律表现出软弱的征兆，让首恶者得到巨大的回报而不受惩治或者逃离惩治，如同“涟漪”一样扩散开去甚至形成“潮涌”，他们便增添十倍勇气，迸发出百倍的破坏力，去做这些坏事。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第一个“百姓”的示范，抱回家一块砖，一定是对人吹嘘自己的能耐。然后呢，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贪一点小便宜，所以纷纷学样抱一块砖回家。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了，最终造就了雷峰塔的倒塌。雷峰塔比作一个国家的话，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3：中国的信任危机
为什么现在生意都不好做了？
因为我们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太野蛮和粗放了，都是以牺牲“诚信”为代价的，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受契约精神的束缚，于是我们的经济像一匹脱缰的马，拼命狂奔，而一旦度过了兴奋期，就会迅速疲软。
社会丧失了最基本的东西：信用。而“信用”恰恰是商业的基石。有了“信用”才会有金融。正因为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我们才可以放手去干。如果你不信任我，我也不信任你，那大家就会互相大眼瞪小眼。
如今整个社会都在为失去“信任”而付出代价。工厂倒闭；商店关门；虚拟经济都是泡沫，实体经济都是累赘；产品利润越来越薄、挤压却越来越严重；企业埋怨招不到人、人们埋怨找不到好工作；
用心感受一下现在的社会现实吧，我们从来没有如此这般互相提防、人人自危，几乎人人都被束缚了手脚。于是社会运作的效率越来越低。
与其说我们遇到了几十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还不如说我们遇到了千年难逢的人性危机——信任危机。而一切经济危机的本质，都是人类的信任危机！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不是如何保持经济的增长率，而是如何构建社会的诚信体系。
网上有人做了这样的总结：现在的骗子呈现出区域性分布的局面，并且走向全国连锁，术业有专攻，进行差异化诈骗：比如河南安徽的骗子比较LOW逼一点，主攻低端市场，以传统诈骗为主，科技含量低，侵害对象多以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农民，所以最引民愤，成为“地域黑”的主要攻击对象；广西、江西（也包括安徽）相对会扯点蛋，主攻中端市场，以传销诈骗为主，侵害对象主多以想一夜暴富的四五线普通民众；广东福建毗邻港台逼格比较高，主攻高端市场，以高科技诈骗为主，偏重于利用新兴的电信及网络平台实施诈骗，属于犯罪产业链的上游，因为很少与受害人接触，只能徒徒地吃哑巴亏，重要原因是，由走向国际化的台湾骗子在“传帮带”，钱财都打往菲律宾、马来西亚去了，很难追回来……诈骗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犯罪”的特点，涌现各有特色的诈骗之乡。
总之，生活在当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实在地感受到各种骗子力量的强大。有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防骗”的时代，但又防不胜防。
1、骗子形成的根本原因
我们有华丽丽的行骗“黑历史”，推崇各种各样的诈术。你看看《三十六计》上至庙堂下至江湖，试问哪个不知哪个不晓，简直就是国民教科书，人人都在活学活用。但这些书呢，都不是靠什么实力取胜的，都是靠阴谋诡计的，什么兵不厌诈，什么事贵应机，似乎这在体现中国的智商优越性的，产生诸如苏秦、张仪等鬼才，陈平、贾诩等毒士，诸葛刘温等谋臣。
另外，中国人与人的信任关系，主要基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情感，而非利益。而西方人取信于人，首先会强调自己为人诚实，童叟无欺，对所有人一律同等对待，最后缔结契约关系。
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把道德定义为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很明显，群体不具备任何的道德。”
中国人取信于人，首先会强调与对方的特殊关系，以此套近乎，最后确定社会关系。正是这种情感联系，掩盖了人与人关系的实质，极易导致欺骗。
人与人之间，以情感为基础的信任，极易让人放松警惕，给骗子以可乘之机。因此中国的骗子行骗时都是先从情感入手，攀亲戚、攀老乡、攀同学、攀战友、攀邻居、攀朋友的朋友……再进行利诱。
更有甚者，是亲戚、老乡、同学、战友、朋友之间的欺骗，最典型的就是传销，全是基于亲人朋友之间的信任关系。
2、骗子带来社会效应
骗子的本质上与“哄抢”极其类似。在个人利益面前，如果大家都在抢，抢了也没处理，那么利益一权衡：我不抢我就吃亏；如果大家都在骗，骗了也没处理，那么利益一权衡：我不骗我吃亏。关键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第一个抢，第一个骗的，他相当成功的，貌似抢到人生“第一桶金”一般，而且并没有采用相应的办法来惩治，这样一来，产生两个著名的效应：
一是“羊群效应”。“羊群效应”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一头羊发现了一片肥沃的绿草地，并在那里吃到了新鲜的青草，后来的羊群就会一哄而上，争抢那里的青草，全然不顾旁边虎视眈眈的狼，或者看不到其它还有更好的青草。事实上羊群效应就是一种跟风行为，它表现了人类共有的一种从众心理。
二是“涟漪效应”。“涟漪效应”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往一湖平静的湖水里扔进一块石头，泛起的水波纹会逐渐波及到很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一群人看到有人破坏规则，而未见对这种不良行为的及时处理，就会模仿破坏规则的行为。如果对这种现象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涟漪效应”就会迅速放大成“潮涌效应”，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泛滥成灾。
这两种效应最适合当下的“群氓”了，就个体而言，他们因为相对理性，他们是想贪小便宜，但考虑到做坏事的成本，似乎又胆小如鼠了，但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则立刻应者如云，血脉贲张，作恶的勇气能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关键谁先做出对的椽子，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出头，自己随大流，如果惩治首恶的法律过于严苛，先出头的椽子被砍了，那么他们便会作鸟兽散，当初慷慨激昂的誓言，万夫不挡的勇气全不提了。
反之，若是法律表现出软弱的征兆，让首恶者得到巨大的回报而不受惩治或者逃离惩治，如同“涟漪”一样扩散开去甚至形成“潮涌”，他们便增添十倍勇气，迸发出百倍的破坏力，去做这些坏事。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第一个“百姓”的示范，抱回家一块砖，一定是对人吹嘘自己的能耐。然后呢，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贪一点小便宜，所以纷纷学样抱一块砖回家。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了，最终造就了雷峰塔的倒塌。雷峰塔比作一个国家的话，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3：中国的信任危机
为什么现在生意都不好做了？
因为我们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太野蛮和粗放了，都是以牺牲“诚信”为代价的，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受契约精神的束缚，于是我们的经济像一匹脱缰的马，拼命狂奔，而一旦度过了兴奋期，就会迅速疲软。
社会丧失了最基本的东西：信用。而“信用”恰恰是商业的基石。有了“信用”才会有金融。正因为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我们才可以放手去干。如果你不信任我，我也不信任你，那大家就会互相大眼瞪小眼。
如今整个社会都在为失去“信任”而付出代价。工厂倒闭；商店关门；虚拟经济都是泡沫，实体经济都是累赘；产品利润越来越薄、挤压却越来越严重；企业埋怨招不到人、人们埋怨找不到好工作；
用心感受一下现在的社会现实吧，我们从来没有如此这般互相提防、人人自危，几乎人人都被束缚了手脚。于是社会运作的效率越来越低。
与其说我们遇到了几十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还不如说我们遇到了千年难逢的人性危机——信任危机。而一切经济危机的本质，都是人类的信任危机！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不是如何保持经济的增长率，而是如何构建社会的诚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