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明代陕北干旱研究
程凯悦
【摘要】：明代位于"明清小冰期"的前半部分，气候冷干，各种灾害频繁，干旱尤为严重。陕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重要的军事地位，干旱更成为本地区的首要灾害，终明一代，277年历史中，陕北地区共发生不同程度干旱125次，平均2.2年一次，其中轻度干旱57次，主要在明前期，中度干旱44次，主要出现在中后期，造成"人吃人"现象的重大灾害20次，主要集中在明后期。明代陕北干旱有以下特点：干旱程度不断加重，干旱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干旱时段战争频发，干旱时不能自给粮饷供应需多省供给。
【关键词】：明代；陕北；干旱
一、研究区概况
本文涉及到明代的陕北地区主要指明代的延安府和延绥镇，包括今天的榆林市和延安市所属的地区[1]。陕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上，毛乌素沙漠南缘，是连接传统农业种植区与草原畜牧区的生态过度区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农牧交错带。本区属于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降水多集中在夏秋两季，冬春容易出现干旱，夏秋季节降水受夏季风影响较大，夏季风向南移动降水较少，夏季风北移降水相对丰富[2]。明代由于受“小冰期”的影响，加上承灾能力有限，干旱严重，有“十年九旱”的说法。
二、资料与方法
本文的资料来源是袁林《西北灾荒史》[3]和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4]，由于汇编资料采用编年体，所以一年中如果多次出现干旱则按一次计算。
结合《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5]和赵景波对榆林[6]和延安地区[7]干旱研究中对干旱的定级，本文对明代陕北地区的定级方法是，轻度干旱灾害：文献中记载了干旱但没有具体影响，或者影响较小，没有造成伤亡，以及文献中只有陕西全省干旱记载而没有陕北具体记载，如“延安府夏秋旱[8]”“陕西久旱，军民告饥”[9]；中度干旱灾害：干旱时间较长，造成粮食歉收，官府赈济，免田租，民饥，如“免陕西延绥、安德、庆阳三卫成化九年屯田子粒三万一千一百石，以旱灾故也”[10]；重大干旱灾害：干旱区域较大，赤地千里，粮食短缺，百姓流徙死亡众，人相食，如“正德十六年，府谷春夏不雨，斗米五钱，人有饥色，野无完树，死者枕藉。”[11]
三、结果与分析
结果显示明朝277年历史有125年陕北出现了干旱，在这125次干旱中，有轻度干旱57次，主要集中在明前期，中度干旱44次主要在明中后期，重大干旱20次出现在明中后期，主要有成化十八年到弘治元年（1482-1488），正德八年-正德九年（1513-1514），嘉靖七年嘉靖八年（1528-1529年），万历十年（1582）左右和崇祯年间（1628-1644）。因此可以看出明代陕北的干旱有以下特点：
（一）干旱趋势不断加重
以三十年为单位计算，1368-1398年，共出现干旱5次，平均6年一次，出现轻度干旱4次，中度干旱出现1次；1399-1429共出现干旱7次，平均4.3年一次，轻度干旱5次，中度干旱2次，分别为1428年和1429年；1430-1460共出现干旱16次，平均1.8年一次，出现轻度干旱12次，中度干旱4次；1461-1491年，共出现干旱20次，平均1.5年一次，轻度干旱10次主要出现在1463-1473年，中度干旱4次，重大干旱6次，分别为1482、1484、1485、1486、1488、1489年；1492-1522年，共出现干旱18次平均1.6年一次，轻度干旱6次，中度干旱10次，重大干旱2次，分别为1512、1513；1523-1553年，共出现干旱19次，平均1.56年一次，轻度干旱6次，中度干旱11次，重大干旱2次分别为1528、1529年；1554-1584年，共出现12次干旱，平均2.5年一次，轻度干旱5次，中度干旱5次，重大干旱2次，分别为1572年和1582年；1585-1615年，共出现干旱12次，平均2.5年一次，轻度干旱6次，中度干旱5次，重大干旱1次出现在万历十五年（1587）；1616-1644年，共出现干旱16次，平均1.75年一次，轻度干旱4次，中度干旱3次，重大干旱事件9次，重大干旱比较多。明代前期1368-1429年旱灾较轻，没有出现重大干旱事件，1461-1491年干旱较为严重，中度和重大灾害事件较多，1616-1644年重大干旱较多，占明代整个重大灾害的45%，干旱趋势不断增强，干旱越来越严重。
（二）干旱往往持续时间较长
1442-1448年干旱持续六年：1442年“延安等府今春亦不雨，田苗枯槁，人民乏食”[12]；1444年“陕西州县数月不雨，麦禾俱伤，民之弱者鬻男女，强者肆劫掠”[13]；1445“陕西连年荒旱”[14]；1447年“延安府并延绥二卫旱伤”[15]；1448年“延安府夏秋旱”[16]。
1482-1487年重大干旱持续五年：1482年“陕西大旱，饥，人相食”[17]；1484年“大旱，多虫，大饥，人相食[18]；1485年“延安等府灾重去处”[19]；1487年“延绥大饥，人相食”[20]。
崇祯年间（1628-1644年）几乎年年有旱灾：崇祯元年（1628年），“自春徂夏及秋俱无雨，苗尽枯，岁大饥，人取树皮、木叶、石子食，皆死”[21]；崇祯二年（1629年），“延安府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西安，汉中饥荒稍次，为明代陕西最重之灾害”[22]；崇祯四年（1631年），榆林连旱四年延安饥民甚众西安大旱[23]；“六年（1633年）癸酉、七年（1634年）甲戌、八年（1635年）乙亥俱大旱，赤地千里、斗粟一两二钱，民饥死者十之八九，人相食，父母子女夫妻相食者有之”[24]；崇祯八年（1635年），“大旱，赤地千里，斗粟一两二钱，民饥死者十之八九，人相食”[25]；崇祯十三年（1640年）“大饥，民死者十之五，闾巷行人率衣冠楚楚，倒则不复起，旱蝗交作，死者无算”[26]；崇祯十四年（1641年）“陕西大饥，春，禾皮皆尽，人相食”[27]；崇祯十六年（1644年）延、庆、平、汉四府荒残已为极矣[28]。这次持续时间最长的干旱，直接导致了明末陕北的农民战争，导致了明代的灭亡。
三、干旱时段战争频发
明代陕北地区干旱灾害表（资料来源于上文统计）
明代内蒙地区干旱灾害表（资料来源：《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
明代延绥战事（资料来源万历《延绥镇志》）
从以上三表可以看出，正统以后，陕北旱灾频繁，旱灾严重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也是蒙古地区旱灾相对严重时期，这段时间也是虏患较为严重时期，蒙古不断南下，规模较大[29]，“安答无岁不入”“屠戮惨重”[30]。天顺年间干旱导致“孛来大举寇陕西，已而虏大帜，关中震动”[31]。嘉靖时期灾害严重之时“往时虏多掠妇女，今数年乃掠谷畜火器，遇妇人辄杀不略”[32]，天启元年干旱时期，蒙古已经进犯到延安“延安为全陕咽喉，顷虏以六七万，奄抵郡城，攻围五日夜，缴幸完保，而所过县驿村庄，掳掠甚惨”[33]，崇祯年间，延安府境内接连大旱，“荒残以为极致[34]”，则直接导致陕北成为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地，李自成，张献忠相继举起起义大旗，最终导致明代的灭亡。
四、干旱时不能自给粮饷供应需多省供给
陕北地区特殊的军事地位，军民众多，粮饷仰仗腹里供给，陕北地区自身承灾能力有限，干旱年份，粮饷供应更加紧张，陕北沿边的粮饷供应，“议准延绥所属粮储，酌处本色收贮，以备不虞。将凤翔府定拨本色二分，折色八分。西安府本色四分，折色六分。延庆二府折色七分，本色三分。汉中府等处照旧折色，解赴绥德州广盈仓交收[35]”，由此陕西的延安、庆阳、西安、凤翔、汉中五府终明一代是陕北粮饷的主要供应区即经常性供应区，而河南、山西、湖广、江浙等地是临时性供应区[36]，成化十九年以后河南也是延绥镇额定供应区，灾荒年份也不例外。“陕西布政司额供西安、凤翔、延安、汉中四府夏秋税。河南布政司额供河南等府夏秋税。凡陕西河南供本镇粮一十万五百九十九石九升八合五勺三抄，料七千五百六十一石七斗一升一合八勺，草五万七千六百九十九束八斤，小麦七万八千石。”[37]但是明代陕北边防军事较多，干旱严重，灾伤年份常需要各省协调供给，单靠本省与河南是远远不够的。
以成化十九年至成化二十三年干旱为例，这次干旱造成人相食的惨状，为了这次的干旱先后动用了河南、江南、湖广、江西、襄阳等处的资源。成化二十年（1484）十二月，“陕西人民饥馑流离”“诏发江南折粮银十五万两，并开中两淮山东四川盐课二百万引，于陕西榆林等处以给边储[38]”；“成化二十年（1484年），陕西大荒，奏讨湖广漕运粮米，及于襄阳等处籴买米粮，雇船运至金州，转运商州镇安县等处，令榆林各军就食及运助边，及俸米月粮又奏讨河南漕运，临德二仓漕米由黄河运至陕州地方”[39]。成化二十一年（1485）“延安等府灾重去处”[40]，“总督延绥等处边储户部左侍郎李衍奏：陕西三边粮储不足，乞发银济用，户部请以两湖广、江西，今年该运南京粮共四十万石及加耗余粮俱折银运送衍支用”[41]。陕北的一次干旱灾害，需要多省供应，崇祯年间干旱是全国范围的，各省旱灾都较为严重，“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皆旱”[42]，全国其他省份协调供应边镇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灾情严重的情况下，遇到加派粮饷，农民只能铤而走险，农民起义爆发，加速了明代灭亡。
注释：
[1]孙百亮《明代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雁北师范学院学报，历史文化研究，2003年8月第19卷第四期
[2]《陕西历史自然灾害简要纪实》，北京：气象出版社，2002年
[3]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4]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5]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
[6]奚秀梅，赵景波《陕西榆林地区明代旱灾与气候特征》，自然灾害学报，2013年6月第22卷第3期
[7]赵景波，张冲，《延安地区明代干旱灾害与气候变化研究》，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2010年12月第32卷第4期
[8]《明史》卷三0，志第六
[9]《明英宗实录》卷之二百三景泰二年夏四月
[10]《明宪宗实录》卷之一百三十八成化十一年二月
[11]雍正《府谷县志》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
[12]《英宗实录》卷之九十一正统七年夏四月
[13]《英宗实录》卷一百二十正统九年八月
[14]《英宗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五正统十年十一月
[15]《英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九正统十二年十月
[16]（清）张廷玉，《明史》卷三0，志第六
[17]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二天文，中国地方志集成
[18]（明）郑汝壁等，《延绥镇志》卷三灾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19]《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成化二十一年春正月
[20]（明）郑汝壁等，《延绥镇志》卷三灾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1]雍正《安定县志》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
[22]（清）贾汉复，康熙《陕西通志》卷三十祥异
[23]《崇祯实录》卷之四怀宗皇端帝四
[24]康熙《靖边县志》灾异，中国地方志集成，
[25]康熙《靖边县志》灾异，中国地方志集成
[26]康熙《靖边县志》灾异，中国地方志集成
[27]雍正《武功县后志》卷三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
[28]《崇祯长编》卷一崇祯十六年癸未十月辛酉朔条
[29]刘祥学，《自然灾害影响下的明蒙关系》，晋阳学刊，2009年第一期
[30]（明）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55册
[31]《明代基本史料丛刊边疆卷》《皇明北虏考》，线装书局
[32]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489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3]《明熹宗皇帝实录》卷之十七天启元年十二月
[34]《崇祯长编》卷一崇祯十六年癸未十月辛酉朔条
[35]（明）申时行，《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6]段琳，《明代延绥镇民运粮供应区的形成与分布》，延安大学学报，2009年10月第31卷第5期
[37]（明）郑汝壁等，《延绥镇志》卷二民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8]《明宪宗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九成化二十年十二月癸酉
[39]（明）《皇明经世文录》，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40]《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成化二十一年春正月
[41]《明宪宗实录》卷之二百六十九成化二十一年八月
[42]（清）张廷玉，《明史》，卷三十志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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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小九州】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漢唐大九州】
《晋书．卷十四．志第四．地理上》
幽州。案《禹贡》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凉州。案《禹贡》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为狄............ 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益州。案《禹贡》及舜十二牧俱为梁州之域，周合梁于雍，则又为雍州之地。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
交州。案《禹贡》扬州之域，是为南越之土；广州。案《禹贡》扬州之域，秦末赵他所据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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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陕北干旱研究
程凯悦
【摘要】：明代位于"明清小冰期"的前半部分，气候冷干，各种灾害频繁，干旱尤为严重。陕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重要的军事地位，干旱更成为本地区的首要灾害，终明一代，277年历史中，陕北地区共发生不同程度干旱125次，平均2.2年一次，其中轻度干旱57次，主要在明前期，中度干旱44次，主要出现在中后期，造成"人吃人"现象的重大灾害20次，主要集中在明后期。明代陕北干旱有以下特点：干旱程度不断加重，干旱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干旱时段战争频发，干旱时不能自给粮饷供应需多省供给。
【关键词】：明代；陕北；干旱
一、研究区概况
本文涉及到明代的陕北地区主要指明代的延安府和延绥镇，包括今天的榆林市和延安市所属的地区[1]。陕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上，毛乌素沙漠南缘，是连接传统农业种植区与草原畜牧区的生态过度区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农牧交错带。本区属于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降水多集中在夏秋两季，冬春容易出现干旱，夏秋季节降水受夏季风影响较大，夏季风向南移动降水较少，夏季风北移降水相对丰富[2]。明代由于受“小冰期”的影响，加上承灾能力有限，干旱严重，有“十年九旱”的说法。
二、资料与方法
本文的资料来源是袁林《西北灾荒史》[3]和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4]，由于汇编资料采用编年体，所以一年中如果多次出现干旱则按一次计算。
结合《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5]和赵景波对榆林[6]和延安地区[7]干旱研究中对干旱的定级，本文对明代陕北地区的定级方法是，轻度干旱灾害：文献中记载了干旱但没有具体影响，或者影响较小，没有造成伤亡，以及文献中只有陕西全省干旱记载而没有陕北具体记载，如“延安府夏秋旱[8]”“陕西久旱，军民告饥”[9]；中度干旱灾害：干旱时间较长，造成粮食歉收，官府赈济，免田租，民饥，如“免陕西延绥、安德、庆阳三卫成化九年屯田子粒三万一千一百石，以旱灾故也”[10]；重大干旱灾害：干旱区域较大，赤地千里，粮食短缺，百姓流徙死亡众，人相食，如“正德十六年，府谷春夏不雨，斗米五钱，人有饥色，野无完树，死者枕藉。”[11]
三、结果与分析
结果显示明朝277年历史有125年陕北出现了干旱，在这125次干旱中，有轻度干旱57次，主要集中在明前期，中度干旱44次主要在明中后期，重大干旱20次出现在明中后期，主要有成化十八年到弘治元年（1482-1488），正德八年-正德九年（1513-1514），嘉靖七年嘉靖八年（1528-1529年），万历十年（1582）左右和崇祯年间（1628-1644）。因此可以看出明代陕北的干旱有以下特点：
（一）干旱趋势不断加重
以三十年为单位计算，1368-1398年，共出现干旱5次，平均6年一次，出现轻度干旱4次，中度干旱出现1次；1399-1429共出现干旱7次，平均4.3年一次，轻度干旱5次，中度干旱2次，分别为1428年和1429年；1430-1460共出现干旱16次，平均1.8年一次，出现轻度干旱12次，中度干旱4次；1461-1491年，共出现干旱20次，平均1.5年一次，轻度干旱10次主要出现在1463-1473年，中度干旱4次，重大干旱6次，分别为1482、1484、1485、1486、1488、1489年；1492-1522年，共出现干旱18次平均1.6年一次，轻度干旱6次，中度干旱10次，重大干旱2次，分别为1512、1513；1523-1553年，共出现干旱19次，平均1.56年一次，轻度干旱6次，中度干旱11次，重大干旱2次分别为1528、1529年；1554-1584年，共出现12次干旱，平均2.5年一次，轻度干旱5次，中度干旱5次，重大干旱2次，分别为1572年和1582年；1585-1615年，共出现干旱12次，平均2.5年一次，轻度干旱6次，中度干旱5次，重大干旱1次出现在万历十五年（1587）；1616-1644年，共出现干旱16次，平均1.75年一次，轻度干旱4次，中度干旱3次，重大干旱事件9次，重大干旱比较多。明代前期1368-1429年旱灾较轻，没有出现重大干旱事件，1461-1491年干旱较为严重，中度和重大灾害事件较多，1616-1644年重大干旱较多，占明代整个重大灾害的45%，干旱趋势不断增强，干旱越来越严重。
（二）干旱往往持续时间较长
1442-1448年干旱持续六年：1442年“延安等府今春亦不雨，田苗枯槁，人民乏食”[12]；1444年“陕西州县数月不雨，麦禾俱伤，民之弱者鬻男女，强者肆劫掠”[13]；1445“陕西连年荒旱”[14]；1447年“延安府并延绥二卫旱伤”[15]；1448年“延安府夏秋旱”[16]。
1482-1487年重大干旱持续五年：1482年“陕西大旱，饥，人相食”[17]；1484年“大旱，多虫，大饥，人相食[18]；1485年“延安等府灾重去处”[19]；1487年“延绥大饥，人相食”[20]。
崇祯年间（1628-1644年）几乎年年有旱灾：崇祯元年（1628年），“自春徂夏及秋俱无雨，苗尽枯，岁大饥，人取树皮、木叶、石子食，皆死”[21]；崇祯二年（1629年），“延安府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西安，汉中饥荒稍次，为明代陕西最重之灾害”[22]；崇祯四年（1631年），榆林连旱四年延安饥民甚众西安大旱[23]；“六年（1633年）癸酉、七年（1634年）甲戌、八年（1635年）乙亥俱大旱，赤地千里、斗粟一两二钱，民饥死者十之八九，人相食，父母子女夫妻相食者有之”[24]；崇祯八年（1635年），“大旱，赤地千里，斗粟一两二钱，民饥死者十之八九，人相食”[25]；崇祯十三年（1640年）“大饥，民死者十之五，闾巷行人率衣冠楚楚，倒则不复起，旱蝗交作，死者无算”[26]；崇祯十四年（1641年）“陕西大饥，春，禾皮皆尽，人相食”[27]；崇祯十六年（1644年）延、庆、平、汉四府荒残已为极矣[28]。这次持续时间最长的干旱，直接导致了明末陕北的农民战争，导致了明代的灭亡。
三、干旱时段战争频发
明代陕北地区干旱灾害表（资料来源于上文统计）
明代内蒙地区干旱灾害表（资料来源：《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
明代延绥战事（资料来源万历《延绥镇志》）
从以上三表可以看出，正统以后，陕北旱灾频繁，旱灾严重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也是蒙古地区旱灾相对严重时期，这段时间也是虏患较为严重时期，蒙古不断南下，规模较大[29]，“安答无岁不入”“屠戮惨重”[30]。天顺年间干旱导致“孛来大举寇陕西，已而虏大帜，关中震动”[31]。嘉靖时期灾害严重之时“往时虏多掠妇女，今数年乃掠谷畜火器，遇妇人辄杀不略”[32]，天启元年干旱时期，蒙古已经进犯到延安“延安为全陕咽喉，顷虏以六七万，奄抵郡城，攻围五日夜，缴幸完保，而所过县驿村庄，掳掠甚惨”[33]，崇祯年间，延安府境内接连大旱，“荒残以为极致[34]”，则直接导致陕北成为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地，李自成，张献忠相继举起起义大旗，最终导致明代的灭亡。
四、干旱时不能自给粮饷供应需多省供给
陕北地区特殊的军事地位，军民众多，粮饷仰仗腹里供给，陕北地区自身承灾能力有限，干旱年份，粮饷供应更加紧张，陕北沿边的粮饷供应，“议准延绥所属粮储，酌处本色收贮，以备不虞。将凤翔府定拨本色二分，折色八分。西安府本色四分，折色六分。延庆二府折色七分，本色三分。汉中府等处照旧折色，解赴绥德州广盈仓交收[35]”，由此陕西的延安、庆阳、西安、凤翔、汉中五府终明一代是陕北粮饷的主要供应区即经常性供应区，而河南、山西、湖广、江浙等地是临时性供应区[36]，成化十九年以后河南也是延绥镇额定供应区，灾荒年份也不例外。“陕西布政司额供西安、凤翔、延安、汉中四府夏秋税。河南布政司额供河南等府夏秋税。凡陕西河南供本镇粮一十万五百九十九石九升八合五勺三抄，料七千五百六十一石七斗一升一合八勺，草五万七千六百九十九束八斤，小麦七万八千石。”[37]但是明代陕北边防军事较多，干旱严重，灾伤年份常需要各省协调供给，单靠本省与河南是远远不够的。
以成化十九年至成化二十三年干旱为例，这次干旱造成人相食的惨状，为了这次的干旱先后动用了河南、江南、湖广、江西、襄阳等处的资源。成化二十年（1484）十二月，“陕西人民饥馑流离”“诏发江南折粮银十五万两，并开中两淮山东四川盐课二百万引，于陕西榆林等处以给边储[38]”；“成化二十年（1484年），陕西大荒，奏讨湖广漕运粮米，及于襄阳等处籴买米粮，雇船运至金州，转运商州镇安县等处，令榆林各军就食及运助边，及俸米月粮又奏讨河南漕运，临德二仓漕米由黄河运至陕州地方”[39]。成化二十一年（1485）“延安等府灾重去处”[40]，“总督延绥等处边储户部左侍郎李衍奏：陕西三边粮储不足，乞发银济用，户部请以两湖广、江西，今年该运南京粮共四十万石及加耗余粮俱折银运送衍支用”[41]。陕北的一次干旱灾害，需要多省供应，崇祯年间干旱是全国范围的，各省旱灾都较为严重，“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皆旱”[42]，全国其他省份协调供应边镇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灾情严重的情况下，遇到加派粮饷，农民只能铤而走险，农民起义爆发，加速了明代灭亡。
注释：
[1]孙百亮《明代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雁北师范学院学报，历史文化研究，2003年8月第19卷第四期
[2]《陕西历史自然灾害简要纪实》，北京：气象出版社，2002年
[3]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4]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5]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
[6]奚秀梅，赵景波《陕西榆林地区明代旱灾与气候特征》，自然灾害学报，2013年6月第22卷第3期
[7]赵景波，张冲，《延安地区明代干旱灾害与气候变化研究》，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2010年12月第32卷第4期
[8]《明史》卷三0，志第六
[9]《明英宗实录》卷之二百三景泰二年夏四月
[10]《明宪宗实录》卷之一百三十八成化十一年二月
[11]雍正《府谷县志》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
[12]《英宗实录》卷之九十一正统七年夏四月
[13]《英宗实录》卷一百二十正统九年八月
[14]《英宗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五正统十年十一月
[15]《英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九正统十二年十月
[16]（清）张廷玉，《明史》卷三0，志第六
[17]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二天文，中国地方志集成
[18]（明）郑汝壁等，《延绥镇志》卷三灾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19]《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成化二十一年春正月
[20]（明）郑汝壁等，《延绥镇志》卷三灾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1]雍正《安定县志》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
[22]（清）贾汉复，康熙《陕西通志》卷三十祥异
[23]《崇祯实录》卷之四怀宗皇端帝四
[24]康熙《靖边县志》灾异，中国地方志集成，
[25]康熙《靖边县志》灾异，中国地方志集成
[26]康熙《靖边县志》灾异，中国地方志集成
[27]雍正《武功县后志》卷三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
[28]《崇祯长编》卷一崇祯十六年癸未十月辛酉朔条
[29]刘祥学，《自然灾害影响下的明蒙关系》，晋阳学刊，2009年第一期
[30]（明）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55册
[31]《明代基本史料丛刊边疆卷》《皇明北虏考》，线装书局
[32]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489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3]《明熹宗皇帝实录》卷之十七天启元年十二月
[34]《崇祯长编》卷一崇祯十六年癸未十月辛酉朔条
[35]（明）申时行，《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6]段琳，《明代延绥镇民运粮供应区的形成与分布》，延安大学学报，2009年10月第31卷第5期
[37]（明）郑汝壁等，《延绥镇志》卷二民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8]《明宪宗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九成化二十年十二月癸酉
[39]（明）《皇明经世文录》，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40]《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成化二十一年春正月
[41]《明宪宗实录》卷之二百六十九成化二十一年八月
[42]（清）张廷玉，《明史》，卷三十志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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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小九州】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漢唐大九州】
《晋书．卷十四．志第四．地理上》
幽州。案《禹贡》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凉州。案《禹贡》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为狄............ 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益州。案《禹贡》及舜十二牧俱为梁州之域，周合梁于雍，则又为雍州之地。
《晋书．卷十五．志第五．地理下》
交州。案《禹贡》扬州之域，是为南越之土；广州。案《禹贡》扬州之域，秦末赵他所据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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