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个兵部尚书的说法则是出于《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帝在位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凤翼善温体仁，独居位五载。”从数字上看似乎并没有错误，但这种脱离具体时代背景以及事情经过，仅仅罗列数字就来归罪谴责崇祯，应该说有点存心误导愚弄世人的意图.
论人论事，应该具体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否则得不出公正的判断。崇祯即位时所处的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文官队伍良莠不齐。如何从这支队伍中提拔挑选出真正贤能之人，是棘手问题；二，他即位时国家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蜂拥并至，兵变民变迭相交起，农民军民变(文官集团的自私的税收政策导致)东北叛国集团战乱（奴儿哈吃挑起）轮番进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扶危定倾”，扭转形势是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了解了这两点，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崇祯时期，前后的内阁成员多达五十多位，以及兵部尚书更换十四位之多。
首先来看内阁成员的问题。崇祯刚即位的时候，四位内阁大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都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崇祯上任之初，乃至处死魏忠贤后的一段时间，并不可能对整个文官体系都来一个大清洗大换血，许多事情还要依靠这些人来办理。四位内阁辅臣受到弹劾，崇祯还对他们有所保护。但增加乃至更换内阁成员显然是势在必行。就这样仅仅在崇祯即位之初的天启七年十二月，批准原内阁首辅黄立极退休后，就通过外廷会推再加金瓶抓阄的方法一下子增加了六位新的内阁成员，以至内阁达到空前的九人之多。这样的内阁显然不会稳定，一来当时的外廷本身也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通过这样的外廷选举，很难选出理想人员；二来崇祯对这些内阁成员也都不了解，金瓶抓阄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接下来，施凤来、张瑞图连连受到弹劾，辞职而去，而新被推选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本身就是以拍马奉承、逢迎讨好闻名的卑污小人（杨景辰还是魏忠贤下令修纂的《三朝要典》的副总裁），在言官们不断弹劾，仅仅半年左右，就被罢免。在剩下的五人当中，也并非就都干净了。比如周道登是典型的滥竽充数，昏聩无能的代表。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这样的人最后显然也只能得到一个罢归的下场。
再有一个刘鸿训，也是个沽名钓誉，徒有虚名，实则品行不端之徒。明史中说他“毅然主持，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人情大快”，为自己捞取了足够多的政治资本。然后就是这么一个表面上的道貌岸然的人，实则不过是一个贪污受贿的卑污之徒。《晚明史》中说“崇祯元年九月发生惠安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涂改敕书事件。按照旧例，总督京营者，不得兼辖巡捕军。而张庆臻的任命敕书上，总督京营之外，擅自增改‘兼辖捕营’四字”，崇祯皇帝追查之下，御史刘玉言说了实话，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才能修改敕书。“阅兵部揭有鸿训批西司房语，佳璧亦供受鸿训指”，证据确凿，经过部院会勘，“明年正月，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鸿训、庆臻罪无可辞’。”刘鸿训最终被谪戍代州，这个处罚也算得上是从轻发落。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内阁九名成员已经被撤换了六人，而李国普早就申请辞职，崇祯虽然不断挽留，但还是留不住，崇祯元年五月，他就“得请归里”。所以实际上是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原先内阁定下的九人已去七人。平心而论，如此大规模的频繁调换内阁成员，从具体过程来看，崇祯并没有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
当然有人会说，崇祯初期的大规模的调换调整内阁成员，这确实可以理解。那么以后依然如此，则做何解释？实际上上面所引用的那段明史赞语中的话，已经给出了一点提示，那段话中说“基命能推毂旧辅以定危难，震孟以风节显，德?Z谙悉旧章。以陆喜之论薛莹者观之，所谓侃然体国，执正不惧，斟酌时宜，时献微益者乎。至于扶危定倾，殆非易言也。”这是评价成基命、文震孟、蒋德?Z等崇祯时期的内阁大臣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些人“执正不惧，斟酌时宜”，不时贡献一些微小的益处，是可以的，但如果要他们“扶危定倾”，那就很难说了，显然这些人是办不到的。
但显然对于崇祯而言，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只能“时献微益”，而是能够“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才是崇祯不断调换内阁成员的真正原因。更何况象成基命、文震孟、蒋德?Z这些人恐怕连“时献微益”都做不到，他们最擅长的是说些空话，漂亮话，做和事老，以及说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压人，于当时可以沽名钓誉，于史书中也可以获得一个“性宽厚，识大体”，或者“最严正”的美名（如文震孟“震孟在讲筵，最严正。时大臣数逮系，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覆规讽，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帝尝足加于膝，适讲《五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真讲官’。”），但于实际却没有半点裨益。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能做些实际事情而不是只会说空话的内阁辅臣，崇祯还是对他们充分任用甚至抱有感情，如温体仁、徐光启、杨嗣昌，方岳贡等。其中温体仁在内阁中长达七年，为什么？因为他能做实事，能保持清正廉洁，不怕得罪人。至于如徐光启，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就深受崇祯信任，甚至他生病了，崇祯都不放他回家，以至死于任上。听到他死讯，崇祯甚至下令罢朝一天，以表示对他的哀悼。“崇祯皇帝对徐光启去世深表悲痛，闻丧后辍朝一天，追赠‘少保’，谥‘文定’。又派员赐给办丧事所用物品及治丧钱等，还特派礼部尚书李康主持丧祭祭，并派人护丧回上海。”。崇祯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在下面还会说到，这里不必多说。
崇祯所需要的能“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样的人在文官集团中相当难得，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为什么说文官集团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在后面的部分会分析到），既然找不到这样的人，当然就只能通过不停的调换来寻找了。对于崇祯而言，这是无可非议的。难道明知道这些人难以胜任，还让他们一直继续干下去，坐以待毙吗？虽然最后的效果不理想，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崇祯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到最后，崇祯已经接触到一些相对来说当时文官集团中最有才干的人了，比如方岳贡，方以智，新生的一代更有头脑更有实际才干思想更敏锐的士大夫群体也已经成长起来，接近成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只可惜时局已经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了。
从另一方面说，当时的那些进入内阁的文官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身就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往往干了没有多久，就自知能力不足，或者自知渎职，不断请求辞职。比如李标“五疏乞休。至三月得请”，钱士升“引罪乞休，帝即许之。”，成基命受到弹劾后“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何如宠“副延儒总裁会试。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钱象坤“五疏引疾去”；郑以伟“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 黄景?P“连疏引归”；王应熊“屡疏乞休去”，张至发“具疏自谓当去者三”，薛国祥“明年四月召对，无一言。帝传谕责国祥缄默，大负委任，国祥遂乞休去。”
范复粹“给事中黄云师言‘宰相须才识度三者’，复粹恚，因自陈三者无一，请罢，温旨慰留”
兵部尚书频繁调换，原因大体也类似。《明史》中关于崇祯时期兵部尚书的列传主要集中在《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内
论人论事，应该具体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否则得不出公正的判断。崇祯即位时所处的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文官队伍良莠不齐。如何从这支队伍中提拔挑选出真正贤能之人，是棘手问题；二，他即位时国家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蜂拥并至，兵变民变迭相交起，农民军民变(文官集团的自私的税收政策导致)东北叛国集团战乱（奴儿哈吃挑起）轮番进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扶危定倾”，扭转形势是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了解了这两点，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崇祯时期，前后的内阁成员多达五十多位，以及兵部尚书更换十四位之多。
首先来看内阁成员的问题。崇祯刚即位的时候，四位内阁大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都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崇祯上任之初，乃至处死魏忠贤后的一段时间，并不可能对整个文官体系都来一个大清洗大换血，许多事情还要依靠这些人来办理。四位内阁辅臣受到弹劾，崇祯还对他们有所保护。但增加乃至更换内阁成员显然是势在必行。就这样仅仅在崇祯即位之初的天启七年十二月，批准原内阁首辅黄立极退休后，就通过外廷会推再加金瓶抓阄的方法一下子增加了六位新的内阁成员，以至内阁达到空前的九人之多。这样的内阁显然不会稳定，一来当时的外廷本身也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通过这样的外廷选举，很难选出理想人员；二来崇祯对这些内阁成员也都不了解，金瓶抓阄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接下来，施凤来、张瑞图连连受到弹劾，辞职而去，而新被推选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本身就是以拍马奉承、逢迎讨好闻名的卑污小人（杨景辰还是魏忠贤下令修纂的《三朝要典》的副总裁），在言官们不断弹劾，仅仅半年左右，就被罢免。在剩下的五人当中，也并非就都干净了。比如周道登是典型的滥竽充数，昏聩无能的代表。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这样的人最后显然也只能得到一个罢归的下场。
再有一个刘鸿训，也是个沽名钓誉，徒有虚名，实则品行不端之徒。明史中说他“毅然主持，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人情大快”，为自己捞取了足够多的政治资本。然后就是这么一个表面上的道貌岸然的人，实则不过是一个贪污受贿的卑污之徒。《晚明史》中说“崇祯元年九月发生惠安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涂改敕书事件。按照旧例，总督京营者，不得兼辖巡捕军。而张庆臻的任命敕书上，总督京营之外，擅自增改‘兼辖捕营’四字”，崇祯皇帝追查之下，御史刘玉言说了实话，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才能修改敕书。“阅兵部揭有鸿训批西司房语，佳璧亦供受鸿训指”，证据确凿，经过部院会勘，“明年正月，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鸿训、庆臻罪无可辞’。”刘鸿训最终被谪戍代州，这个处罚也算得上是从轻发落。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内阁九名成员已经被撤换了六人，而李国普早就申请辞职，崇祯虽然不断挽留，但还是留不住，崇祯元年五月，他就“得请归里”。所以实际上是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原先内阁定下的九人已去七人。平心而论，如此大规模的频繁调换内阁成员，从具体过程来看，崇祯并没有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
当然有人会说，崇祯初期的大规模的调换调整内阁成员，这确实可以理解。那么以后依然如此，则做何解释？实际上上面所引用的那段明史赞语中的话，已经给出了一点提示，那段话中说“基命能推毂旧辅以定危难，震孟以风节显，德?Z谙悉旧章。以陆喜之论薛莹者观之，所谓侃然体国，执正不惧，斟酌时宜，时献微益者乎。至于扶危定倾，殆非易言也。”这是评价成基命、文震孟、蒋德?Z等崇祯时期的内阁大臣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些人“执正不惧，斟酌时宜”，不时贡献一些微小的益处，是可以的，但如果要他们“扶危定倾”，那就很难说了，显然这些人是办不到的。
但显然对于崇祯而言，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只能“时献微益”，而是能够“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才是崇祯不断调换内阁成员的真正原因。更何况象成基命、文震孟、蒋德?Z这些人恐怕连“时献微益”都做不到，他们最擅长的是说些空话，漂亮话，做和事老，以及说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压人，于当时可以沽名钓誉，于史书中也可以获得一个“性宽厚，识大体”，或者“最严正”的美名（如文震孟“震孟在讲筵，最严正。时大臣数逮系，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覆规讽，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帝尝足加于膝，适讲《五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真讲官’。”），但于实际却没有半点裨益。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能做些实际事情而不是只会说空话的内阁辅臣，崇祯还是对他们充分任用甚至抱有感情，如温体仁、徐光启、杨嗣昌，方岳贡等。其中温体仁在内阁中长达七年，为什么？因为他能做实事，能保持清正廉洁，不怕得罪人。至于如徐光启，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就深受崇祯信任，甚至他生病了，崇祯都不放他回家，以至死于任上。听到他死讯，崇祯甚至下令罢朝一天，以表示对他的哀悼。“崇祯皇帝对徐光启去世深表悲痛，闻丧后辍朝一天，追赠‘少保’，谥‘文定’。又派员赐给办丧事所用物品及治丧钱等，还特派礼部尚书李康主持丧祭祭，并派人护丧回上海。”。崇祯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在下面还会说到，这里不必多说。
崇祯所需要的能“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样的人在文官集团中相当难得，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为什么说文官集团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在后面的部分会分析到），既然找不到这样的人，当然就只能通过不停的调换来寻找了。对于崇祯而言，这是无可非议的。难道明知道这些人难以胜任，还让他们一直继续干下去，坐以待毙吗？虽然最后的效果不理想，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崇祯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到最后，崇祯已经接触到一些相对来说当时文官集团中最有才干的人了，比如方岳贡，方以智，新生的一代更有头脑更有实际才干思想更敏锐的士大夫群体也已经成长起来，接近成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只可惜时局已经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了。
从另一方面说，当时的那些进入内阁的文官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身就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往往干了没有多久，就自知能力不足，或者自知渎职，不断请求辞职。比如李标“五疏乞休。至三月得请”，钱士升“引罪乞休，帝即许之。”，成基命受到弹劾后“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何如宠“副延儒总裁会试。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钱象坤“五疏引疾去”；郑以伟“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 黄景?P“连疏引归”；王应熊“屡疏乞休去”，张至发“具疏自谓当去者三”，薛国祥“明年四月召对，无一言。帝传谕责国祥缄默，大负委任，国祥遂乞休去。”
范复粹“给事中黄云师言‘宰相须才识度三者’，复粹恚，因自陈三者无一，请罢，温旨慰留”
兵部尚书频繁调换，原因大体也类似。《明史》中关于崇祯时期兵部尚书的列传主要集中在《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