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传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鲁西地区的人是多么刚烈！多么讲义气！我们这里离武松打虎的阳谷县不远，有许多《水浒》故事的传说地点，比如孙二娘开店的十字坡、野猪林等等；离冠县也不远。当年回族人査密尔、查尚义带领回民到东南沿海抗倭，走到山东冠县得病了，住在了清真寺中，得到当地人的救治，査密尔感激当地老百姓的救命之恩，就把查拳传给了当地人，所以，冠县练习查拳的人特别多。我们这里过去属于曹州，有“北怕沧，南怕曹”之说。沧，是指沧州；曹，是指曹州。曹州是武术之乡，习武成风。
我们村在黄河北岸，离河南省仅仅八里，离河北省大名县也就13里，是三省交界的地方。我小的时候，我们这里土匪多，冬天经常有土匪来拉牛、绑票、抢东西。为了防备土匪，村村都有土围子，还有土枪、抬枪、快枪，有钱人家还有机枪。后来，刘邓大军路过我们这里，村里的枪都被收了，很多人都参加了刘邓大军。
为了防身自卫，我们这里的村民自古都喜欢练习武术，习武成了一种风俗，我们村就有五个武术社，有练习大洪拳的，有练习小洪拳的，还有练习八卦掌的——当时叫转掌，是一个姓吴的人从北京学来的。村里人春夏秋三季一般忙于农活，只是在田间地头练练武术，到冬天农闲的时候，才点上油灯夜间练武。所以，我们这里的小孩打架时会说：“你才点过几灯油呀？”意思是“你才练过几天功夫？”
我1930年出生。我家祖辈练习武术，我爷爷的爷爷是个武举，家里传下来一把180斤重的大刀，可惜，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我父亲扔进了炼钢炉。我七岁开始练习桩功和大洪拳，是跟我大爷和一个大户人家请来的教师爷学的。但是，没学几年，11岁我就离开家乡，到处流浪了。我离开家乡的原因是闯了大祸——我把村里一个地主家的孩子给砍了。

他乡遇亲人，那种高兴劲儿就甭说了！后来我就跟着我四爷在北京干点儿零活，由于我学过织布，不久就进了宣武门外的一家织布厂当工人。1951年，织布厂和光华染织厂合并，我就成了北京光华染织厂的工人。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想来我真是幸运，少年流落街头，到处乞讨，没有被饿死，也没有被冻死；给日本人当劳工，没有被炸死，也没有被累死……当年跟我一起流浪乞讨的那一帮小乞丐也不知道都去了哪里。在那些年的流浪当中，我没断了练习武术，还跟人学习摔跤，因为我喜欢这个。但是，真正走上习武之路，是在我跟吴斌楼老师学拳以后。
那是1952年，我们厂成立了工人武术队，聘请当时北京著名的武术家吴斌楼当教练，教我们这些工人武术爱好者练习戳脚翻子拳和各种长短软硬器械。我是当时工人武术队中的一员。
跟吴斌楼老师学拳时，我已经22岁，虽然有一定的武术基础，但是，我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我长得很粗壮，身体的柔韧性比较差，又学习过摔跤，虽然有力气却缺少灵巧劲儿，所以，练习武术套路就显得非常笨拙，往往是人家学三四招，我也就学一招。可是我肯吃苦，非常下功夫学，渐渐地，吴老师就对我有了好感。
吴老师教课又严厉又慈悲。他每周给我们上三次课，一次上两个小时，每次上课，腿功就得练习一个小时。武术界有“南拳北腿”之说，北方的拳种善于用腿法，而戳脚就是“北腿”之杰，有很多腿法，比如迎面腿、摆腿、侧面腿、梅花腿、后踢腿、鸳鸯腿等。为了练好腿的柔韧性，我每天都压腿、踢腿、耗腿，受了好多罪。压腿时，我靠在树干上，让人把下面的腿绑在树上，把另一条腿往上搬。有一次，师兄给我搬腿时，用劲大了点儿，就听得刺啦一声响，腿给拉伤了。第二天，我的腿疼得抬不起来，训练时也不敢踢腿了。现在我知道这是韧带拉伤了，当时我哪儿懂啊！

那一天，我们“三匹马”（郑德奇、林增善和我，我们都属马）在东四的惠丰饭馆吃饭，吴老师碰巧也来了，我们就请吴老师喝酒。我们四个人喝了一瓶竹叶青。吴老师只喝二两，剩下的差不多都让我喝了。喝完酒，我说喝多了，走不了了。吴老师说：“走，上景山。”
我说：“上景山干嘛？”
“你不是要练习醉八仙吗？现在正好。”
我们就来到景山后门，那时那里还是土地，我们就在那儿练起了醉八仙。以前，吴老师都是教我们单个动作，从来没有整套串过。这次，乘着酒兴，我练得特别投入，平时发憷的动作也不怕了，做“仙人闯”这个动作时，把我的胳膊肘都摔破了。
练完了，我出了一身汗，酒也醒了。
“好了吗？会了吗？”吴老师问。
我说会了。吴老师说，那就回家吧。
我当时穿着练功服，身上没有钱，就说：“我回不去呀，身上没有钱。”
吴老师说：“给你一毛钱，坐车回去吧。”
那年我25岁，学这套拳是很不容易的。还有“龙头杆棒”也是那一年教的。我学了一半，另一半难度实在太高，我练不了。其中的“九阴三棒”这一动作：就地一个滚儿，贴地连续五个扫棍，完了再“鲤鱼打挺”站起来，接着做一个旋子。实在太难了！我对吴老师说：“我实在练不了。”吴老师也就没有勉强我，只是把全套动作给我说了一遍。现在我老了，这套“龙头杆棒”早就练不了了，也没人会练了。还有虎尾鞭，也是老师给我留下的东西，我不敢扔下，一直坚持练习。吴老师会的东西很多，可惜没能都传下来。
吴斌楼老师是1977年12月去世的，他跟我的另一位老师常振芳先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吴老师是1899年农历十一月初九寅时出生，常老师是这年农历十一月初九卯时出生），去世只差两年。冥冥之中，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上天的安排？
我现在还保存着吴老师给我的一张照片，就是他拿着烟袋的那一张。那天，我到北京大学去教课，走到新街口的一个饭馆想吃饭，正碰上吴老师，他当时正和吴子珍、徐孝儒在一起。我们就一起吃饭。
吃饭中间，吴子珍问吴老师：“这孩子你收了吗？”
“还没收呢。”
“那还不收了。”吴子珍说。
“我当证明人。”徐孝儒说，“小子，你还不磕头？”
于是，我就磕了三个头，算是拜了师。那天正是吴老师的生日，他送给我一张相片，就是拿着烟袋的那张，上边写着年月日，这就算我入门了。
那一年是1962年。

从这篇回忆文章能看出吴斌楼是喝酒的，贴吧里那个假冒吴斌楼徒弟的狂徒号称吴斌楼传授的内功不能喝酒。
仅从言语品行来看，我相信孙长立的回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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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系统删了好几段，我都是从网上转过来的，这也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