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以斯托伊科维奇、涅戴里科维奇和舍希奇等为首的辩证唯物主义派哲学家则继续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反映形式的多样性，以及较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出发捍卫反映论立场。但同人道主义派的批判相比，这一辩护显得苍白无力。

一、实践哲学的理论框架
实践派是当代十分罕见的人数众多的哲学理论团体或流派，其中没有绝对的权威，也没有谁试图为实践派的哲学勾画或建立一个统一的体系;其不同代表人物的研究兴趣和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有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显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我们无法详尽地展示实践派哲学家的理论建树的所有方面和不同哲学家之间的差异，而只能揭示实践派哲学家所持的共同的哲学立场和对人与世界的根本问题的一致见解。
大多数实践派成员和实践派的研究者一致把这一共同立场称之为实践哲学。许多人认为，同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一元论立场、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列菲伏尔的“总体的人”的理论，以及弗洛姆、哥德曼等人的理论建树相比，南斯拉夫实践派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实践哲学的较为完整的阐发与表述。
在具体展示实践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之前，应当特别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所体现的根本精神或基本立场是哲学人本主义。实践派哲学家批判反映论，否定自然辩证法，其宗旨是超越片面地强调客观性原则，从而满足于对世界“是什么”的客观描述的哲学立场;在此基础上，他们把人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把人的活动视作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从而以人的实践为基础建构起人本主义的世界解释模式。在实践派看来，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从本质上、从整体上是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表现为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哲学。

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从而解决了认识的源泉、基础、动力以及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问题。因此，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纽带或中介。应当承认，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均承认实践范畴的重要性，但对它的理解则不尽相同，问题的关键是: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何种地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恰恰展现了实践派哲学家的独特立场。
实践派哲学家更是重视实践范畴，可以断言，没有实践范畴，也就不会有实践派和实践哲学。但是，实践派哲学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理解并不能真正解决认识的本质问题，因为这种见解把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当成给定的存在，把实践作为外在的联系嵌入主体与客体之间。这实际上是把实践限定为认识论范畴，其结果是极大地限制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应有的地位。因此，实践派哲学家努力突破实践范畴的认识论阈限，并将之视作人本主义和本体论范畴。为了超越纯认识论的或实用主义的实践范畴，实践派在创办《实践》杂志时，选用的不是实践的塞尔维亚语形式Praksa或英文形式practice，而是采取了具有希腊语和希腊文化根源的、在许多语言中都存在的Praxis。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实践派哲学家赋予实践范畴的重要地位。
第一，实践派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这里揭示出实践范畴的人本学内涵。
实践派哲学家们对实践含义的表述有所差异，他们为实践提出许多定义，如“真正地变革世界的活动”(格尔里奇)，“人的革命的和实际批判的活动”(波什尼雅克)，“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和社会的活动”(马尔科维奇)，“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彼得洛维奇和弗兰尼茨基)，等等。尽管这些定义各有侧重，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共同点。实际上，实践派哲学家一般把实践理解为人所特有的普遍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和革命的活动。他们认为，这种活动对于理解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至关重要，换言之，人是实践的存在物。
实践派哲学家认为，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致力于揭示人的本质，但他们或是高扬人之生存的某一方面，或是突出人的某种属性或特征，结果始终未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而实践作为普遍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和自我创造的活动，不只是人的某一特殊方面或某种特殊活动，而是人的最本质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因此，实践不是从某一方面而是从存在方式和结构方面把人与其他动物根本地区别开来。人由此摆脱了动物式的片面地依赖于自然界给定环境的状态，按照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活动固有的内在尺度和所有种类的普遍尺度而不断再生产自身与对象世界。
第二，就实践本身而言，它作为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包括了人的存在的所有方面，是人的各种活动和各个方面的总体或统一体。
把人界定为实践的存在物，把实践理解为普遍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和革命的活动，这只是对实践的最基本特征的一般认识。因此，作为哲学人本主义，要获得关于人的本质的更深刻和更具体的认识，就要对实践的结构和内容作进一步的分析。这实际上既是对实践范畴的深入认识，同时也是对人的存在的各个方面的展开。换言之，从实践出发，可以展示人的所有本质特征与活动形式。一方面，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总体，包含感性的、物质的、意识的、精神的、情感的等各种活动形式于自身，只有理性逻辑才能将它们抽象为不同的东西;它同时也是人的各种属性和潜能(理性、意识、情感、直觉、感觉、意志、本能等)的统一体。因而，自由、创造性、社会性、目的性等构成实践的(即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性。另一方面，实践活动的本性决定了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保持不变，都不会被动地面对给定性，而是不断地扬弃自然性和给定性，不断地指向未来。这样，人作为实践存在物，就具有永恒的不完善特征。换言之，历史性、超越性、不完善性、开放性也是实践(人的本质)的必然规定性。
坎格尔加明确认为，历史性的、有意识的和自由的实践活动是人之为人的东西，即人的本质，也是人所是的东西，即人的存在。“它是属人的，即历史的世界或精神与肉体、精神性与物质性、本质与存在、自由与必然、人与人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句话，它是属人的，即历史的世界或自然与人化自然的统一体”[3]。
第三，实践不仅仅是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不仅仅是人的一切活动和规定性的总体，它也是人的认识，进而是人的世界的基础。换言之，对人而言，世界的统一性不在于其物质性而在于实践。
实践派认为，不应把实践作为认识的环节引入认识论，而应当相反，把认识确定为实践总体的内在环节或形式。这样，认识的主体与客体都不是给定的，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换言之，人的认识对象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而确立的。进而，人不仅在认识中设定对象，也现实地再生产出活动的主体与客体。

实践派哲学家认为，由此人类对技术的发展不能放任自由，而应当持人道主义的批判的态度。最为根本的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只能把技术当做实现人的基本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不能让技术成为一种失控的、自律发展的力量。
第三，按照实践哲学的逻辑和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不可能设想人类将在终极意义上一劳永逸地扬弃一切异化形式。
根据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异化是特定的历史现象，因此在社会主义或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彻底扬弃是天经地义的。实践派哲学家则认为，不能无条件地绝对地谈论扬弃异化。对于在终极意义上扬弃异化的可能性，一些实践派哲学家没有做出明确答案，而另一些人则明确给予否定的回答。
考拉奇指出，马克思从未幻想通过消亡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将彻底根绝一切形式的非人道的问题，他也从未幻想“某一天将扬弃自我异化的一切形式”。这是因为，自我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其根源在于人的存在结构之中，“人在其不断的自我创造的过程中，不仅创造着和创造出其肯定的力量，也创造着否定的特征，因而在其结构中，人不但拥有创造性因素，也有破坏性因素。在人的活动中，除了理性，也活跃着本能。因而，在人的结构中不只是趋善的东西，也有行恶的东西”[9]。
彼得洛维奇认为，人之所以不能在终极意义上消除一切异化形式，是因为人类不是某种“完成的和静止的”、某种“可以一劳永逸地给定的、不变的和完结的”东西。人按其本质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物，他不会永远保持同一状态，而是不断地“扩展和丰富他的属人的可能性”和“永远创新”。然而，“在创造新的人之可能性时，人也可能从它们异化”。[10]
由此可见，按照实践哲学对人的本质和异化的本质的理解，我们必然得出异化将永远存在的结论。当然，这并不否认人类不断扬弃具体异化形式的可能性，只是，必须看到对人的未来发展设定某种扬弃一切异化形式的完满的理想状态，无异于宣布人类的终结。异化的命运决定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开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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