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来回忆，我当时只想了两点：
1. 我内心要什么样的生活？
2. 为了这样的生活，我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有一个必须首先确保的，一定要实现的人生目标：
“我一定要拥有一个真正的家庭”。
既然是真正的家庭，那么对内这个家庭只能由我和另一个男人组成（或许还有子女）——否则是一个完全虚假的（欺骗婚姻）或者只具备形式默契（形式婚姻）的法律组合，而不是家；
而对外而言，他必须是至少得到核心社会关系承认的，至少具有基本社会能力（我认为一个家庭最基本的对外能力是社会交往）的正常的家庭——否则只是离群的露水鸳鸯，地下的幽暗野合，也不是家。
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言，出柜，是我这辈子唯一的选择。

以上这段思考，我印象中大概也就花了1-2天的时间。从此之后的几年里，我都困惑于某些选择形式婚姻甚至欺骗婚姻的同性恋者的关于“为了父母家庭责任”的说辞——你的家庭都是假的，哪来的家庭责任可言？？
当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对这些说辞又有了新的理解，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表。

我想到了责任的问题。显然，作为一个的重男轻女的客家人大家庭的第三代独子，我身上肯定背负着集体的期望的目光，而他们期望的，肯定不是同性恋的儿孙以及他的同性恋的家庭，还有就是有可能没有血亲后人的事实。
这个问题在此后的3年中，我自己一直模模糊糊地在探讨——既然出柜是必须的选择，那么这种探讨就成了出柜的思想准备，而且也是出柜时必须面对父母家人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我当时的结论里，认为如果自信可以做到以上四点，就可以出柜。

该如何出柜？

1、 从证据上说，准备尽可能多的有利材料，并学习和熟悉他们，最低的合格标准是：你想象中出柜时对方所可能问出的所有问题，你都能完整地回答。
2、 从交流方式上说，分析出柜对象，想好哪种方式是最有效的出柜沟通方式。

我必须要提出那个老生常谈的但绝对是正确的理论：同性恋者，不管是出柜也好，还是选择隐蔽的生活也好，支持你面对困难，追求自尊和责任感的根本的精神支柱，或者一切奋进行为的精神起点是什么？不是社会对你的认同，不是他人对你的鼓励，而永远是自我的认同！
我之所以能思考人生幸福和人生的责任，这都是建立在我把作为同性恋者的自己看作一个在尊严、道德或者健康上毫无欠缺的人的基础上！
如果我把同性恋看作是病，那么我只能去寻找治疗——事实上最初的时候我也确实去咨询过，幸运的是我没有遇到庸医；
如果我把同性恋看作是思想上或者行为上的恶习，那么我只能去改变这种习惯，扭转自己的缺陷——事实上这是不可改变的，那样的我只会陷入自我贬损的自卑人生；
如果我没有把同性恋看作是自然的属性，好比自己身体或者精神上其他某一永不可更改的一部分，那么以上所有的思考都没有存在的基础，我很可能走上“否定现状-寻求改变-挣扎-不断失败-丧失自尊”的道路，如同那些灰暗的缺乏自我认同的同性恋者的精神状态一样。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我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年代，接触到正确的同性恋知识是可能的，而由于我从小被培养建立起来的开放式性格和崇尚事实和科学的价值观，这些知识迅速转为了自我认同。
而且在后来收集资料和学习的过程中，新的资料和新的思考也不断加深和稳固了这种认同。这种认同感及其所带来的自信心，使我在准备过程中成功地试验性地向朋友们逐渐出柜，并最终对父母出柜成功。

结论：从价值观上来说，对我出柜比较有利；特别是我父亲赞同人权的价值，这一点是他在感情上可以支持同性恋的重要条件；但传统家庭理念重，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负项。

2、具体的认识上，他们把同性恋视作奇异的现象，具体道德上持贬损态度；此种道德的来源是社会媒体对同性恋知识的错误。

结论：鉴于此，可以预见他们初始对我的态度必然是反对。在针对以上价值观念的分析，以正确的知识扭转他们对同性恋的错误认知，是整个出柜的关键。

由于父母的理性倾向大于感性倾向，因此从理智上说服他们，是他们整体感情接受我所提出的这个事实的关键。也就是说，我的策略必须定位于“知识说服式出柜”，必须亮明自己的立场，并立足于科学上和事实上的不可被他们驳斥的证据：首先说明同性恋的医学、法律学、社会学的真实情况，让他们理解并承认，才可以改变他们的反对态度，最后整体接受我的情况。
如果反过来，以感性感化为策略，必然会遭到父母从理性方面的坚决拒绝——罪恶论、疾病论等等疑问必然接踵而至——出柜必不可能立即成功，最大的可能是迅速失败，或者沦为眼泪战。即使最后妥协——最好的结局是妥协的胜利——也必将付出家庭信赖遭到破坏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