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诗集的版本前人论究已多，但有一些问题似乎尚待厘清，故不揣浅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孟浩然诗的各种版本，具有独立的校勘价值的，当以宋蜀刻本、元刘须溪评本、明《唐十二家诗集》本（即四部丛刊本）和明活字本四种为最。从现传明代各版本来看，首先注意到孟浩然诗集早期版本的诸多异同，并企图汇校出一个较理想的版本的当数顾道洪。顾道洪在他所校刻的藻翰斋本（万历四年）《孟浩然诗集》（三卷，补遗、拾遗一卷，外编一卷）的《凡例》中说：
余家藏孟浩然诗集凡三种，一宋刻本；一元刻本，即刘须溪批点者；一国朝吴下刻本，即高岑王孟等十二家者。暇日集览窗几，参互考订，多见异同。因以宋本为近古，庶鲜失真，乃依之为准则。互有字异者，有句异者，有前后倒置者，有通篇不同者，并于宋本内注元本作某，今本作某，或二本作某，字句亦如之，随所详悉。复照须溪批点增入，以备观览。①恐于此汇集而不详考焉，则愈久而愈多舛错矣。其间字之工拙，句之优劣，非余庸陋所敢知，以俟词宗先生评正之耳。②
顾道洪极力遵守他所立下的校勘原则，不轻易改动宋版的文字，譬如，第一首诗的诗题《早发渔流潭》，他在题下小字注：元本作“发汉浦潭”今本“早发渔浦潭”，并未改“流”为“浦”；又如第二
①这个版本绝不能简称为刘本，因为它的文字并不是刘本的文字。
②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此本。

首诗诗题《寻香山堪上人》，题下注：元本、今本“堪”作“湛”，也未加改动。当然他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严谨，但已经难能可贵了。同时，他保留宋版的编次，而把元本、今本多出的五十三首列入“补遗”，并在“补遗”卷内逐一注出元本所无、今本所有者，这样，宋本、元本与今本所收诗作的多寡与差异一目了然，比现行许多校注本的体例要好得多。但顾道洪也有两点失误。首先，他并不了解刘须溪本有两种版本，而且他也未明白点出，宋本中的诗，有些刘本并未收入。其次，他没有注意到活字本，也没有留心，《唐十二家诗集本》（即他所谓国朝吴下刻本、今本；此本以下均简称丛刊本）和活字本虽然都是分体本，所收诗的数量只相差两首（263首与261首），但其差异却很值得讨论。其后的研究者，基本上也都忽略了这两点。本文首先重点讨论这两个问题。
刘须溪评本在明代颇为风行，高榛《唐诗品汇》所选孟诗即录入不少刘须溪评语。正德以后，明人开始将许多唐人诗集改编为分体本（大多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绝、七绝的次序），刘评本也常依此原则改编，如《孟浩然诗集》三卷，上卷五古、七古60首；中卷五律77首；下卷五律67首、七律4首、五绝13首、七绝6首，共277首，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④也有版本加人他人评语，如凌蒙初朱墨套印《孟浩然诗集》二卷，加入李梦阳评语；②《孟襄阳集》二卷，加入袁宏道评语。（此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有藏）。③这些版本不但分体改编，所收作品还常参照其他版本加入刘本未收作品（如凌蒙初本增至267首），殊非原本面目。
保留刘本原初面貌的版本现在已很难见到。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提到日本元禄庚午年刻的
《孟浩然诗集》三卷，云：
书分上中下三卷，凡游览五十七首，赠答三十一首，旅行三十首，送别四十首。宴乐十七首，怀思十五首，田园十九首，共二百九首。首题“孟浩然诗集卷上”，次行题“须溪先生批阅”，三行题“吉安元鼎校正”（当是日本人）。⑧
很幸运的是，这个本子已收入长泽规矩也主编的《和刻本汉诗集成-唐诗·第一辑》（古典研究会，昭和五十年）。⑤我核算过，此本各类所收作品数及全本总数，确如杨守敬所言。此本的存在，可以证明，刘须溪评本原来有一个209首的版本。
明朝人熟知的刘须溪评本，是一个经过增补的版本，顾道洪说：
元本刘须溪批点者，卷数与宋本相同，编次互有同异，类分标目，凡十条：游览诗五十七首，赠答诗四十三首，旅行诗三十首，送别诗四十首，宴乐诗十六首，怀思诗十五首，田园诗十九首，美人诗七首，时节、拾遗各三首，共二百三十三首。
根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断定，朱警所汇刻的《唐百家诗》中的《孟浩然集》三卷就是根据这个版本重刻的，但删除了刘须溪评语，成了白文本。⑨
不过，顾道洪的说明和朱警本有两点小异：一、顾道洪说“游览五十七首”，朱警本却分为“游览”二十六首，“览望”三十一首，顾道洪漏看了“览望”这一行类目⑦；二、顾道洪说“宴乐十六首”，实际上却是十七首，顾道洪漏数一首，因为209首版本
①此本未见，此处参考王辉斌《孟浩然研究》11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②此本台湾“国家图书馆”有藏。
@此本未见，参考王辉斌《孟浩然研究》111页。
④转引徐鹏《孟浩然集校注》3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⑤此本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图书馆有藏。
⑧王辉斌也说“由于此刊本（按，指朱警本）在卷数、分类、篇数等方面与元刻《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完全相同，而元刻刘评本的刻本又已佚，故是刊本向为学术界与藏书界所重。”（《孟浩然研究》110页）。又，此本台湾“国家图书馆”有藏。
⑦增补的刘须溪评本分为十类，即游览、览望、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田园、美人、时节，不包括拾遗。顾道洪漏看“览望”一类，而将“拾遗”包括在内，后人均沿袭其误。

的“宴乐”类也是十七首。所以，此一版本的总首数是234，而不是顾道洪所说的233。我们可以判断，209首本是刘评本的原本，因为它分七类，类目与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所说的“今集其诗二百一十八首，别为七类”刚好相合。增补之后，才改为十类。
现在还能不能看到保留刘须溪评语、又保留原有分类与编序的234首的版本呢？可能有的。
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提到《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三卷》时说：
明活字印本，九行十九字。分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田园、美人、时节十类。（缪氏艺风堂藏书。壬子）④
又，《藏园订补鄙亭知见传本书目》也提到此一版本，云：
明活字本印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阑。分十类，罕见。②
按照这一说明，这是个分类本，而且后面两类是“美人”和“时节”，显然不同于209首版本。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上海图书馆收藏了这个版本。③遗憾的是，目前所有孟浩然诗集校注本（我看过其中六种），似乎没有任何一种使用过这个版本（而且，六种中只有两种使用过朱警本）。④
从校勘角度来看，刘本的价值不大，因为刘本常将原有诗题加以简省。我们且以丛刊本为主，校以刘本，试看几个例：《宿天台桐柏观》，刘本省“天台”二字；《春初汉中漾舟》，刘本省“春初”二字；《彭蠡湖中望庐山》，刘本省“彭蠡”二字；《游明禅师西山兰若》，刘本省为《明禅师兰若》；《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上人》，刘本省成《过龙泉精舍》，可谓触目皆是。而且，如最后二例，甚至影响原诗的解读。
但刘本仍有其价值，因为它在内容上和宋本的差异极大，引发我们不得不对孟浩然诗集的流传问题加以思考。我们先看209首的版本。这一版本表面上只比宋本（211首）少两首，但宋本有、此本无的竟高达26首，此本有而宋本无的也有24首之多。此本扩增为234首后，宋本有、此本无的只剩9首，此本有而宋本无的则增至32首。顾道洪在《凡例》中说，宋本210首（他少算一首），元本233首，元本多于宋本23首，这纯粹从数字上统计，不能反映实际差异。
二
宋本与刘本的重大差异，因丛刊本的存在，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释。所谓丛刊本，即指顾道洪在凡例中所说的“国朝吴下刻本，即高、岑、王、孟的十二家者”之中的《孟浩然集》，因收入《四部丛刊》而广行于世。
顾道洪所提到的十二家是指王、杨、卢、骆、沈、宋、陈、杜、高、岑、王、孟十二人，最早把十二人诗集汇刻在一起的是“吴下”的书商（未具名），其版式统一为十行十八字（这是宋代流行的版式），也可单集别行。这一版本刊行后，广受欢迎，其后张逊业、许自昌、杨一统、郑能等人均以此十二家为名，再加以重刻，但大多改变版式。
“吴下”十二家诗集都是分体本，按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绝、七绝的顺序编排。通常都以此前的某一版本为根据，依体式重新编排，但基本上并未破坏原有版本的编序，所以很容易追溯其源头。其中最让人不解的是《孟浩然集》（四卷，五排置于七古之后，与其他家不同）。之前，我们只知道宋本和刘本两种孟集，但十二家中
①参见《藏园群书经眼录》842页，中华书局，2009。
②参见《藏园订补鄙亭知见传本书目》992页，中华书局，2009。
⑧请注意，活字本的《孟浩然集》（三卷）也是九行十九字，但为分体本，与此分类本不同，不能混为一本。
④游信利《孟浩然集笺注》，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8；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巴蜀书社，1988；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曹永东《孟浩然诗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赵桂潘《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佟培基《孟浩然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其中游信利、徐鹏使用了朱警本。

刊本来源于同一版本，为什么两者的排序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假如它们的祖本不同，为什么所收作品数那么相近（同时远多于宋本、刘本）？我们也不能假设，活字体先据刘本改编，再据某一版本增补，因为活字本的排序与刘本全然无法对应。这种情形，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①
仔细核校，可以发现，活字本的文字一般比较接近丛刊本。譬如，前举《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一诗，活字本也有，但诗题漏了一个“证”字。一般而言，正如此例一样，在活字本和丛刊本共同拥有的诗作中（而为宋本、刘本所无），活字本在文字上稍逊于丛刊本。有不少例子可以看出，活字本依违于丛刊本与宋本、刘本之间。譬如，丛刊本《夏日浮舟过藤逸人别业》，宋本作“张逸人”、刘本、活字本作“陈逸人”；又如，丛刊本《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得青字》，宋本、活字本俱无“得青字”三字，而刘本省作“惠上人房”；但也有这样的列子，丛刊本仅作《寻梅道士》，刘本同，宋本则作《寻梅道士张逸人》（活字人“逸人”作“山人”）。整体来看，丛刊本的文字对宋本、刘本来说，更具“独立性”。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活字本的祖本与丛刊本的祖本同源，但在传钞过程中排序有所淆乱，又受到宋本、刘本（或其祖本）的影响，文字略有改变，同时又漏抄了上举《洗然弟竹亭》等三首诗，才会造成前述种种现象。
三
长期以来，大家对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所以难有突破性的看法，主要是受制于一条资料和一个版本。一条资料是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孟浩然诗一卷”条下所作的说明：
所著诗二百一十首，宜城处士王士源序次为三卷，今并为……
一个版本是指宋蜀刻本，这个版本共收215首诗，如扣除张子容二首（卷中）、王迥一首、王维一首（卷下），尚有孟浩然诗211首。②而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则云：“今集其诗二百一十八首”；由于三者的数字是如此相近（210、215或211、218），所以，一般都以为王士源所编本即晁公武所看到的本子，亦即蜀刻本，只是稍有淆乱而已；这同时也自然地突显了蜀刻本的崇高地位。
在这一近乎“定论”的看法下，就很难解决一个问题：刘须溪评本、丛刊本和活字本所多出来的53首诗是从哪里来的？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误收，但蜀刻本明显也有误收，更重要的是，多出的五十多首诗，有不少可以确认为孟浩然所作（如前所述《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就是），这该如何解释呢？
首先对此提出极具启发性看法的是王辉斌，王辉斌提请大家注意《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皆三卷也。士源别为七类。”那么，孟浩然诗集就有两个版本，孟洗然本和王士源本。王辉斌认为，宋蜀刻本即是孟洗然本，主要的理由是：根据《新唐诗．艺文志》，王士源本分七类，孟洗然本不分类，而宋本也不分类，因此宋本只能是孟洗然本。⑧
我个人很难同意王辉斌的看法，事实上，宋蜀刻本是分类的。正如顾道洪在《凡例》中所说：
是集依宋本上中下三卷目录逐卷随之，意以类编，初不显立名目。
顾道洪看出宋本是“意以类编”，初不显立名目”，它还是“类编”，只是“不显立名目”而已。我们必须承认，宋本已经淆乱，连所收诗都不是王士源所说的218首，目录上的“意以类编”也有一些混乱，但很难否认它原来是个“类编本”。更重要
①十二家诗本和活字本的诗集大都可以找到分体之前的版本（有刻本，有抄本，也有两者均在）。以盛唐诗人为例，崔颢、王昌龄、王维、李颀、常建、高适、岑参都如此。储光羲的似乎也找不到。孟浩然集的特异之处是，其祖本既不存在，而活字本与十二家本的排序又差异极大，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②确实数字是211首，很多学者沿袭晁公武的说法，并未核算。
③可参见《孟浩然研究》l02页。

根据以上校记可以看出，宋本和丛刊本处于两端，刘本、活字本游移于两者之间。第一、第八两条，两本偏向丛刊本，其余则偏向宋本；据四、五两条，还可看出，活字本有时又依违于丛刊本与宋本、刘本之间。第六条证明，《全唐诗》常有臆改。这一首诗的校勘大致反映了孟浩然诗集的版本状况。
四
综上所述，孟浩然集最重要的两个版本应该是宋蜀刻本和明十二家本（丛刊本）。宋本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它来源于王士源本恐怕很难否定，而且它刻于宋代，是孟浩然集的唯一宋刻本。但宋本也有其缺陷，第一，它所收作品少于丛刊本52首；第二，错字不少，如前文所举《早发渔浦潭》，“浦”误为“流”；《寻香山湛上人》，“湛”误为“堪”。同时，它的许多异文并不比丛刊本好（这个蜀刻本品质不佳，恐怕是因它所据的钞本比较粗糙，不应归罪于刊刻的人）。当然，宋本也保留了一些独有的异文，如上举诗作，“裴迪”应为“裴逈”，又如《寄赵正字》，“赵”应为“是”④，如果没有宋本是不可能校出来的。但从种种方面来看，丛刊本仍优于宋本。它所收作品最为完备，多于宋本的52首诗，难免有误收，如《示孟郊》、《岁除夜有怀》（应为崔涂作），但并不多。其他作品，由其内证，可以肯定为孟浩然所作，有了这些作品，我们对孟浩然的理解就更为全面了（可以看出，他跟襄阳地方官交往频繁）。而且，正如前文所言，它的异文往往优于宋本。虽然它已经过改编，原本不存，而且流传系统不明，但仍难否定其价值。衡量种种得失，校订孟浩然集，似仍应选择丛刊本为底本。
①参见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152页。

我倒觉得宋蜀本较为顺口，其它诸如“只应守寂寞”“且乐杯中物”……类不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