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爱，显然是一种“博爱”，孔子认为达到这一种爱，是超越了亲亲之仁的爱，故而是“圣”者才能够做到的。正由于孔子从仁的价值中拓展出一种普遍之爱，孔门后学也就一直在继续拓展这一种普遍性仁爱。孟子认为这一种泛爱众的仁爱之心，源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 而《易传》则将仁爱拓展为一种更为普遍的宇宙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宋儒张载在《西铭》一文中，所阐发的就是这一种博爱的精神: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张载的《西铭》深受宋儒的广泛赞誉，就在于它揭示了儒家价值体系中包含的一种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精神。当然，也有一些目光狭隘的儒者并不理解《西铭》的价值意义，故而批评《西铭》不合儒家亲亲之爱的原则。
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是相互关联的。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小康”社会，人与人的爱是亲亲有等的，因此，这也是士君子人格所追求的仁道。然而，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代，那是一个圣人的时代，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和谐美满的时代：“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尽管这一个时代没有到来，但是每一个希望做圣贤的士君子，仍然可以将其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同时在那一个社会没有到来的时候先去追求那个圣人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