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仅半年前，在帮助溥仪渡海到达东北的淡路丸号上，他还写下“同洲两帝欲同尊，六客同舟试共论”，“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不再多言”的雄心壮志。郑孝胥为什么要提出辞职呢？要了解其中原因，必须从当时伪满洲国的统治局面说起。

这种苗头在伪满洲国建立后的第一次国务会议上就已经充分地表露出来。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伪满行政机构长官和次长人选，但在开会前，相关人选已经确定，其中日系官吏占到了总数的十分之三，然而这一切事前并没有向与会的伪满官吏提起。对于这一重大决策，很多伪满官吏被蒙在鼓里，因此引发了很大争议。伪满洲国财政部总长兼伪吉林省省长熙洽曾以事前未向伪执政溥仪报告为由当场提出质问，而驹井德三则强硬地回答：“这是日本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定，现在是责任内阁，为什么要向执政报告！满洲是日本在日俄战争时以十万头颅和多少亿的金钱大牺牲换来的，日本人就是满洲人。这个办法是既定方针，你们要反对是不行的。”对于这种说法，作为责任内阁长官的郑孝胥尽管心有不甘，但也只好默不做声。此后的国务会议上，在驹井德三等人的软硬兼施下，郑孝胥只能按照日本人事先拟好的发言稿来讲话，基本丧失了行政事务的决策权，甚至是话语权。

　所谓的机会终于来了。1932年5月，以李顿爵士为首的国联调查团一行来到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郑孝胥对此抱着极大的幻想，认为在日本侵占东北、扶植“新政权”这件事上，美、英等大国并不想和日本硬碰硬，还要利用日本牵制苏联。这些国家的真正诉求，只不过是要求“新国家”门户开放，而这也正是伪满洲国实现“国际共管”的有利契机。正如郑孝胥所料，国联调查团最关心的也的确是门户开放问题，日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对调查团表示，除了国防门户不开放外，其他一切门户开放。

　但这只是日本方面做的表面文章，在随后的统治中，伪满洲国依旧是日本官吏独断专权。在人事安排、国家开放、引进外国资金上并没有实质的动作，郑孝胥的幻想在现实面前一点点破碎。

更大的陷阱在等待着他。伪满洲国建立前，在郑孝胥的唆使和怂恿下，溥仪和日本关东军代表板垣征四郎秘密签订了一份密约，将国防、治安、交通、资源统统作为条件换取了伪满政权的建立。随着国联调查团的离开，伪满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已经被列强所默认，日本方面开始将这些秘密条约逐步公开化、条约化，1932年8月，郑孝胥已经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和日本签署了《关于满洲国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的管理和线路铺设管理协约》《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按照日本方面的计划，新任关东军司令、驻满洲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9月上任后，就要签署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即后来的《日满议定书》），彻底实现之前密约的全部内容。

尽管签与不签郑孝胥完全做不了主，但在他心里，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局：完完全全顺从地签了，他将彻底走向卖国求荣的深渊；以拒不签字为要挟换取更大的政治权利，则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思量再三，郑选择了后者。于是才有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郑孝胥向溥仪提出辞职一事。这不是一次真正的辞职，而是要拿辞去“国务总理”职务、拒签《日满议定书》来换取驹井德三辞职，以便在伪满政坛上获得更大的话事权。

听到郑孝胥告老辞职的请求，溥仪直觉上认为这是郑孝胥采取的以退为进的办法，为了避免被要挟，溥仪就坡下驴地提出让当时的伪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取而代之，担任国务总理，但是又考虑到日本关东军的意志和臧士毅本人的意愿，只是批准了郑孝胥请假的要求。

9月15日，《日满议定书》如期签约，签约前致辞时，“郑孝胥蠕动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脸部的肌肉剧烈地颤抖着，一脸要哭的样子，五秒、十秒、三十秒过去了，还是没发言。让人充分感到其内心汹涌着错综复杂的情绪波涛”。因为他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签的分量，已经打开了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潘多拉魔盒，他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傀儡三年，一次迫于无奈地辞去

为了感谢日本的“援助”，5月郑孝胥、熙洽东渡日本谢恩。隆重的接待礼仪让郑孝胥忘乎所以，拍了不少日本的马屁，留下了“聪明睿智惟神武，德化二千六百年。今日日光辉万国，苍生还赖旧山川”这样的捧臭脚的诗作。一日，在日本居住的旅馆，郑孝胥收到了不知什么人送来的大纸袋，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是一副对联，魏碑态势，笔法不凡。郑孝胥本欲称赞好字，但却忽又神情尴尬，欲言又止。熙洽正好走来，郑便将对联拿给熙洽看。只见第一副对联是“认贼作父，率兽食人”，横批是“海藏楼主”。第二副对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仁义廉”，横批是“夜起庵人”。郑孝胥明白，送信人是在骂他“忘八无耻”，心情一下跌到谷底。

　1935年春，在吉林市八百垅师道大学开学典礼上，郑孝胥真情流露，在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说出了“满洲国似新生的小儿一样，在日本国的怀抱中成长，可是现在渐渐长大了，就不能永远被抱着，应该放开手让他自己走路，应当自立了”等语。这番话他还在多个场合多次提起，在纪念伪满洲国建立三周年的庆祝仪式上，郑孝胥再提“放手论”，并且这番话被原封不动地登载在了伪满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盛京时报》上。彼时，日本方面筹划溥仪访日已有大半年之久。这次访问，日本方面是要在日满之间确立“精神上一德一心，政治上共存共荣，经济上达成同盟”这样一种更加紧密，依附性更强的关系。郑孝胥发表这番话的时间距离溥仪访日还有不到两个月，而且在精神上与日本的政治目的背道而驰，给日本关东军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让日本方面彻底动了撤换郑孝胥的念头。

1935年5月21日，郑孝胥辞去了伪满洲国务总理职务，溥仪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意思接受了辞呈，对外给出的理由是郑孝胥年事已高，“倦勤思退，需要养老了”。殊不知，郑孝胥在任期间，“每天早晨五点开始待客，写日记。九点到国务院办公，他上台阶时经常每步连跨两级，腿脚利落轻快，人见之皆称奇人。70多岁就像50多岁的样子”。

　辞官得允，郑孝胥内心既解脱又失落。这种情绪在他当天写下的诗歌中表露无遗：“行年七十六，自诩好身手。虽曰非健儿，亦未齿羸叟。今朝得解官，快若碎玉斗。曲身数张臂，嘘啸频撮口。千秋酸寒徒，岂易觅吾耦。营营鼠窟中，莫复论谁某。造物定何意，留此老不朽。知我者天乎，闻讯堂下柳？”这首诗是在躬身自省？还是解疑自嘲？亦或是心有未甘？其中真意耐人寻味。

1937年华北伪政权粉墨登场后，郑孝胥想回北平和亲友共度晚年。9月郑孝胥在北平居住了一月有余，感受到了难得的轻松惬意，他计划在北平盖一座藏书楼并建家居宅院，以备日后迁回北平享用。可他回到新京，准备收拾东西长居北平的时候，被日本关东军以“去北平的事，尚需考虑，暂不许动身”为由拒绝，这一盆冷水彻底浇灭了郑孝胥的希望，身心俱疲的他逐渐走到了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