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整蛊游戏是这么玩的：在舞台上牵起几根绳子，选个观众上来，告诉他任务是先记住绳子的方位，然后蒙上眼睛从绳子中间穿过去。眼睛蒙上后，悄悄撤去绳子，让这位不明真相的倒霉蛋摸索着以各种古怪姿势在自己的记忆中钻来钻去，逗乐台下眼睛雪亮的旁观群众。通常，被整蛊者都会一边纳闷底下的笑声，一边得意还没碰到绳子，直到自以为胜利地摘下眼罩，才会发现刚才的一幕有多荒唐。
这个场景当然很滑稽，不过有个问题：为什么在撤去绳子之前，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的正经挑战，而在撤去绳子之后，就变成了搞笑的整人游戏？旁观者能否看到那几根绳子，为什么能够彻底改变这件事情的性质？或者反过来想象一下，如果确实有些绳子是只有舞台上的表演者才能看到的，那么，我们这些哄堂大笑的观众，是不是反而变成了可笑之人？
再想象一个场景：前装滑膛枪时代，双方敲着战鼓列队前进，走到有效射程时各自立定站好，排成整整齐齐的队形轮流装弹射击，像是一边在等待枪毙同时又一边准备枪毙对方一样，你一发来我一发，无视身边同伴像接二连三直挺挺的倒下，直到一方精神崩溃为止。现代人看到这种情景，是不是也会像看着舞台上那个钻绳子的兄弟一样哈哈大笑？
如果这时你笑了，是因为你不了解前装滑膛枪的性能；反过来想，那个时代的人看见散兵线冲锋和匍匐前进也会大笑，同样是因为他们不懂现代枪炮的威力。而这两种笑，原因其实是一样的：台下的观众，看不见当事人心中的绳子。
本来不可笑的事后来变得可笑，是因为在环境改变后，我们心里仍然有那几根绳子，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道理，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墨守成规等一系列成语，都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讲的。但是，这个整蛊游戏真正意味深长的地方，其实是反过来讲的一层道理：你之所以会觉得别人做的事情荒谬可笑，往往是因为忽略了某些关键的因素。而这一面，提到的人很少，更值得我们深思。
说个最常见的例子。读史的时候，我们总是以全知视角从结果往前反推，觉得古人各种不靠谱，于是很容易把一切成败成归因于性格和善恶。但是不要忘了，当事人所面对的海量信息，绝非后世记载的廖廖数语能够穷尽，他们在做出判断时的各种依据，流传到今天还能被我们所知的简直万中无一（更不用说还经过了基于各种目的的筛选改编）。形象的说，如果他们能看到的绳子有十条，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一条，那么当他们按照应对这十条绳子的方案来行动的时候，在我们后世看来几乎一定是荒谬可笑的。而为了把这种荒谬性解释得合理，我们就产生了一种把历史读成智力题或者道德史的天然倾向——为什么做这样扯淡的事？因为智力或者人格有缺陷嘛！连诸葛亮这么聪明的人，都会把“亲贤臣近小人”和“亲小人远贤臣”的德性分野当成是王朝兴衰的关键，可见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
因此，就其最直接的意义上说，所谓“以史为鉴”，除了能够照出我们自己的企图和欲求外，根本照不出历史的真相，这也就是为什么总有人发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人类从历史中唯一学到的就是从历史中什么也学不到”这样的一些感叹。后人看前人，如果总觉得像是舞台上被整蛊的那个小丑，那才真是被蒙在鼓里；把历史当成这个整蛊游戏的舞台，那么它能告诉未来的，也只一堆胡言乱语。
当然，历史人物所做的事情并非全都正确，但是我们必须常怀谦逊，时刻意识到他们所能看到的绳索，绝大多数是后人观察不到的，这就是旁观者迷而当局者清的部分。相较于理解其行为的合理性，把他们当成傻瓜或者恶棍，无助于对事实真相的揭示。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要尽自己所能的不去嘲笑，不去悲悯，不去怨天尤人，而只是去理解。说真的，这值得成为每一个人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