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的电气化产业革命中，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引发的科学革命，以及发电机等重要技术发明都是在欧洲实现的，但是美国却成为了这一轮产业革命的最大赢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实现了科学、技术和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有效结合，在把科学技术革命转化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崛起。在电气化主导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电动机等重要技术发明都是在电磁学科学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一次形成了科学革命推动的技术革命，当时还不是世界科学中心的美国，把欧洲关于电磁学理论的科学革命成果，转化为具有商业化应用前景的技术发明，在科学、技术和产业化应用的有效结合中，占据了电气化产业革命的主导权。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电学研究，爱迪生建造的全球第一座商用火力发电站，西屋电机创始人乔治·威斯汀豪斯实现了交流电远程输电，尼科洛·特斯拉发明了应用交流电的感应发电机，这些基于科学理论创新的技术发明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使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实现了从蒸汽机到电力的动力转换，在率先推动电气化革命中快速崛起，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之首，1913年美国工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6%，超过英、德、日工业产量的总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
在电气化革命中崛起的美国，确立了以制成品输出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竞争优势，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制成品输出国，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近40%，美国生产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与其他国家交换低附加值的能源原材料，在高端产业与低端产业的国际产业分工中，美国获得了最大的国际贸易利益，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优势。

在智能化、网络化新产业革命中推动产业分工重构，探索网络平台主导竞争优势的新型后工业化模式
金融危机引发美国对全球产品链分工中形成的后工业化模式的反思。一是全球产品链分工中形成的服务型经济体系，实际上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制造业向外转移导致实体经济发展弱化，可支配收入提升缓慢，借贷消费难以持续，依靠金融创新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不断积累经济运行中的潜在债务风险，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二是承接美国制造环节转移的后发国家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制造环节转移中形成的技术能力和市场优势，吸引服务环节转移，一些跨国公司总部开始进入后发国家，服务环节对制造环节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减弱；三是智能制造和个性化定制等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开始形成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在同一区域布局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意味着在快速发展的新兴领域，制造与服务将从空间分离走向一体化布局，全球产品链分工中形成的后工业化模式面临转型。
构建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模式，成为在美国探索新型后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方向。2012年11月，通用电气（GE）公司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构成了美国推进新产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互联网以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数据链驱动工业系统的智能化决策与执行，打通企业设计、制造和服务全流程，不但可以通过传感设备和大数据分析为生产提供安全性保障，提升制造业效率，更重要的是，工业互联整合纵向和横向的关联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对机器设备进行远程监测、远程控制和远程维护，确立对产业链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通用电气、思科、IBM、AT&T和英特尔五家公司于2014年宣布成立工业互联网联盟（ⅡC）。目前，联盟成员已有110家。依托工业互联网构建具有主导力的新型产业分工体系，成为美国探索新型后工业化模式的重要方向，与制成品输出和服务输出不同的是，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将实现制造与服务的一体化发展，改变单纯服务经济主导的后工业化发展特征，确立基于工业互联化平台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在实体经济发展中提高可支配收入，实现美国经济再平衡。

聚焦新兴领域的国家层面创新战略，强化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从2013年开始，奥巴马政府就确立了聚焦三大技术领域优先突破的先进制造战略，包括制造业先进传感、控制和平台（ASCPM），可视化、信息化、数字化制造技术（VIDM），先进材料制造（AMM）。2016年2月，美国商务部等四部门向国会联合提交首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战略规划》与《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年度报告》，由制造创新机构组成的“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集合了美国工业界、学术界和政府的力量，计划未来10年打造45个基础研发机构，目前已建成3D打印、轻材料和现代金属、电力电子、集成光电子、卓越制造中心、卓越材料中心等研究所。在引领未来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的信息产业创新领域，如大数据、云技术、虚拟现实与可穿戴技术等，都是在美国最先发明与创立；目前大数据的事实标准Hadoop是由美国制定，全球最大的十家SaaS供应商都是美国公司，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成为美国构建新型网络化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