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恩怨情仇有时并不复杂
据《郑州晚报》报道，河南伏牛山中一户姓孙的农家，三代眉头一个战滞留在华的日本伤兵47年，并为之随了许多磨难，1993 年帮他找到家人并将其送回日本。伤兵的家人为了表示感谢，捐资600万日元在这户农民的家乡建了一个植物园。
这是一个情节很老套的故事，里面有着充满冲突的戏剧元素，爱与恨，报仇与报恩，宽恕和悲情。此类故事我们并不陌生，比如当年二战结束后，大批殖民东北的日本人回国，抛弃的众多孤儿被纯朴的中国乡亲抚养成人。
如此不新鲜的故事，在中日关系比较微妙复杂的今天，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公众会作何感想？是赞扬中国人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还是认为我们太容易忘记仇恨？如果这样联想我以为是把一个简单的行善的故事，附着了太多的时代背景、民族恩怨以及现实情绪。当然，一个侵华日军伤兵被中国农民收养，并不像收养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那样简单，但也不可能复杂到要承载东方两个伟大民族一百多年来的恩怨情仇。
对于一个山区的中国农民来说，他对善恶恩怨的认识，可能很简单，但有时简单更能接近于人性。二战结束后，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空前增强，伏牛山中的乡亲们对日本侵华的罪孽也有充分的认识。但孙家毅然收留了这个伤兵，并非他们分不清是非，对国恨家仇没有丝毫的认识。对他们的行善，我觉得没必要在道德上过于拔高，或者将其置于太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讨论。对孙家来说，也许个体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真实的。如果这个伤兵曾经伤害过孙家或者孙家所在的村庄，也许他们不会收留，甚至会燃起复仇的怒火。
在孙家和这个日本伤兵两个个体之间，并没有害在的仇恨，所谓的仇恨，是个体背后的集体结下的，因为伤兵所在的军队侵略了孙家所属的国家和民族。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待人处世是以个人为圆心的，向外扩展为一圈圈越来越不清晰的涟漪。所以血缘关系最近的总是最亲的，即使提倡博爱和儒家也要以个人为出发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仇恨同样如此，个人、亲人之仇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家族之仇，再次是民族国家之仇。这种观念对中国来说是很正常的，否则的话，伍子胥为了报父兄之仇，不惜借来吴国的军队灭了自己的故国，就是彻底不能接受的非道德行为。
伤兵个人对孙家并无仇怨，孙家出于朴素的悲悯之心将其收留，在我看来就这么简单。如果非得把这个个体行为和群体性情感过于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我觉得是执相而求。日本伤兵报恩同样不复杂，我宁愿看成是对孙家的孙家所 在的村庄报恩，不相信这是他们对那场民族之间的战争有了深刻反思而作出的决定。伤兵和孙家三代一样，也是在乡下长大的普通人的孩子，在大的民族冲突面前，他们个人都没有主动避免的能力，应征入伍和遭受侵略，是别人给安排的命运。因此，人小物或者单纯的人看待恩怨，反而能比较轻松地摆脱集体意识的影响。
罗密欧与朱丽叶不顾两家世仇而热恋，是因为这两人是不谙世事的少年，家庭的仇恨在他们心中远远比不上爱情的分量。相反，契丹人的儿子萧峰，被宋朝的汉人抚养成人，当他明白自己的身世，知道曾经仇恨的辽国竟然是自己的父母之邦时，那种矛盾、痛苦无可摆脱，这是因为他是丐帮的帮主，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盖世英雄，他自己和别人，不可避免将他个人的身世、情感与两个民族紧密联系起来，如果他是个武艺低微的丐帮弟子，这个结可能很容易解开。
个人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个人的恩怨情仇也或多或少受所在的集体的影响，但两者并不完全重叠，有时候一个人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平常常简简单单，他的爱恨情仇没必要弄得很复杂。
——摘自《南方都市报》
据《郑州晚报》报道，河南伏牛山中一户姓孙的农家，三代眉头一个战滞留在华的日本伤兵47年，并为之随了许多磨难，1993 年帮他找到家人并将其送回日本。伤兵的家人为了表示感谢，捐资600万日元在这户农民的家乡建了一个植物园。
这是一个情节很老套的故事，里面有着充满冲突的戏剧元素，爱与恨，报仇与报恩，宽恕和悲情。此类故事我们并不陌生，比如当年二战结束后，大批殖民东北的日本人回国，抛弃的众多孤儿被纯朴的中国乡亲抚养成人。
如此不新鲜的故事，在中日关系比较微妙复杂的今天，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公众会作何感想？是赞扬中国人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还是认为我们太容易忘记仇恨？如果这样联想我以为是把一个简单的行善的故事，附着了太多的时代背景、民族恩怨以及现实情绪。当然，一个侵华日军伤兵被中国农民收养，并不像收养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那样简单，但也不可能复杂到要承载东方两个伟大民族一百多年来的恩怨情仇。
对于一个山区的中国农民来说，他对善恶恩怨的认识，可能很简单，但有时简单更能接近于人性。二战结束后，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空前增强，伏牛山中的乡亲们对日本侵华的罪孽也有充分的认识。但孙家毅然收留了这个伤兵，并非他们分不清是非，对国恨家仇没有丝毫的认识。对他们的行善，我觉得没必要在道德上过于拔高，或者将其置于太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讨论。对孙家来说，也许个体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真实的。如果这个伤兵曾经伤害过孙家或者孙家所在的村庄，也许他们不会收留，甚至会燃起复仇的怒火。
在孙家和这个日本伤兵两个个体之间，并没有害在的仇恨，所谓的仇恨，是个体背后的集体结下的，因为伤兵所在的军队侵略了孙家所属的国家和民族。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待人处世是以个人为圆心的，向外扩展为一圈圈越来越不清晰的涟漪。所以血缘关系最近的总是最亲的，即使提倡博爱和儒家也要以个人为出发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仇恨同样如此，个人、亲人之仇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家族之仇，再次是民族国家之仇。这种观念对中国来说是很正常的，否则的话，伍子胥为了报父兄之仇，不惜借来吴国的军队灭了自己的故国，就是彻底不能接受的非道德行为。
伤兵个人对孙家并无仇怨，孙家出于朴素的悲悯之心将其收留，在我看来就这么简单。如果非得把这个个体行为和群体性情感过于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我觉得是执相而求。日本伤兵报恩同样不复杂，我宁愿看成是对孙家的孙家所 在的村庄报恩，不相信这是他们对那场民族之间的战争有了深刻反思而作出的决定。伤兵和孙家三代一样，也是在乡下长大的普通人的孩子，在大的民族冲突面前，他们个人都没有主动避免的能力，应征入伍和遭受侵略，是别人给安排的命运。因此，人小物或者单纯的人看待恩怨，反而能比较轻松地摆脱集体意识的影响。
罗密欧与朱丽叶不顾两家世仇而热恋，是因为这两人是不谙世事的少年，家庭的仇恨在他们心中远远比不上爱情的分量。相反，契丹人的儿子萧峰，被宋朝的汉人抚养成人，当他明白自己的身世，知道曾经仇恨的辽国竟然是自己的父母之邦时，那种矛盾、痛苦无可摆脱，这是因为他是丐帮的帮主，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盖世英雄，他自己和别人，不可避免将他个人的身世、情感与两个民族紧密联系起来，如果他是个武艺低微的丐帮弟子，这个结可能很容易解开。
个人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个人的恩怨情仇也或多或少受所在的集体的影响，但两者并不完全重叠，有时候一个人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平常常简简单单，他的爱恨情仇没必要弄得很复杂。
——摘自《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