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燕下都故城
燕下都故城位于河北省易县城东南2.5公里处，又称武阳城。燕迁都于蓟后，又营建武阳城作为陪都，故称蓟为上都，武阳城为下都。燕下都的考古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是从50年代开始的。通过陆续的考古发掘和勘查，燕下都城址的面貌基本得以揭示(20)。关于燕下都的营建年代，较早的古文献均未有明确记载，后世多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之说，认为系燕昭王时所建(21)。燕昭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11年—前279年，时当战国中、晚期之交。近年一些学者通过对燕下都考古材料的断代分析，认为其作为燕之下都的始建年代约在战国中期之初(22)。此说以考古材料为据，可以信从。
燕下都故城处于华北平原西边缘。北易水和中易水分别流经城之南北，城的北、西和西南环抱有太行余脉，西北有紫荆关天险。城址平面总体不大规整，略呈倒“凸”字形，因受易水流向的影响，方位略偏于东南。其东西约8公里，南北约4—6公里，面积达32平方公里多。城墙墙基厚约40米。城址分为东、西相连的两城，东城四周都筑有城墙，除西城墙较直外，其余三面城墙多有转折。在东城墙北段转折处，筑有属于城墙附属建筑的9号夯土建筑基址。基址南北30米，东西80米，突出于城墙之外。基址上散有绳纹瓦片和红烧土。基址南侧不远即东城东门。北城墙东段亦筑有同类性质的10号夯土建筑基址，其东西宽60米，向北突出于城墙墙基外20米，四周亦散布绳纹瓦片和红烧土。东城墙和北城墙各发现城门一座。在西城墙外有一号河渠遗迹（传称“运粮河”），宽约40—90米，东城墙外有城壕，宽约20—40米，二者均与北易水和中易水沟通，形成环绕东城四周的护城河。在东城内北部，还有一道东西向的“隔墙”，其建筑年代尚难确定，根据试掘获知隔墙墙基叠压东城东墙的层位关系，以及隔墙墙基内的夯窝为平底，显现出较晚的特征，推测其最早建于战国晚期的偏晚阶段，甚至更晚的时候(23)。隔墙东段也有一附属建筑7号夯土建筑基址。另外，一号河渠遗迹北段分出一支入东城，进入东城沿隔墙南侧向东一段后又分为二号河渠遗迹和三号河渠遗迹两支。二号河渠遗迹穿过隔墙向北，至东城北墙内侧东折而去。三号河渠遗迹折南向东穿过东城东墙与城壕相连。这样，由隔墙和河渠遗迹在东城内形成了几个区间。西城只有北、西、南三面城墙，其东面即利用了东城的西城墙。西城除西城墙较直外，北城墙偏东处向外凸折成一覆斗形，形成多处转角，南城墙亦有一个大拐折。西城墙外有城壕，宽约40—50米，亦与北易水和中易水沟通。西城只发现一座城门，位于西城墙的中部。东、西两城的城墙，仅西城西墙作过解剖，夯土层中包涵的陶片为战国早期的，其建造年代的上限不超过战国早期。东城城墙一直未作清理，从东城战国中期一系列重要遗存的出现看，其极有可能建于战国中期前后(24)。而一般认为西城的建造要晚于东城，是作为东城的附郭而建的。这就是说，燕下都分为东、西两城的形制是逐渐形成的，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实际上包括燕下都的整个布局亦是如此，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有学者根据燕下都可断代的遗存对其营建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25)，结果显示，战国中期遗存分布的北限，未超出东城隔墙一带，而到战国晚期，隔墙以北乃至东城北城墙以北的老姆台一带则出现了一系列重要遗迹。从各类遗存的分布情况看，战国中期，以武阳台主体宫殿建筑为中心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分布于三号河渠遗迹至隔墙这一区域，形成宫殿区。武阳台主体宫殿建筑夯土台基至今仍高出地面约11米，呈上下两层台，东西最长处140米，南北最长处110米，是燕下都所有夯土台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其东边的建筑材料埋藏坑出土各种用瓦之制作精致、纹饰考究及形体之大，反映出当时武阳台主体宫殿建筑之宏伟。在上述区域内靠近东城墙处有30号制造刀化范的官营作坊遗址。东城中部的10号作坊遗址，北临三号河渠遗迹与宫殿区相望，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是一处以铸造剑、戈等兵器为主的作坊遗址。东城南部为一般居民区。位于东城西北部、隔墙及一号河渠遗迹东折部分以南的九女台墓区，有10座大型封土墓，为高级贵族墓地。到了战国晚期，宫殿区范围扩展到隔墙以北，并最后形成了以主体宫殿建筑武阳台、望景台、张公台和位于城外的老姆台为轴心的南北中轴线。在这一中轴线以东还分布有以小平台为中心的宫殿建筑群。中轴线以西分布有18号兵器作坊遗址、21号铸铁和冶铜作坊遗址、22号制骨作坊遗址、23号出土大批铜兵器的作坊遗址等。在隔墙及一号河渠遗迹东折部分以北、二号河渠遗迹以西的东城西北隅，又新辟了虚粮冢高级贵族墓区，分布有13座大型封土墓，墓区范围和墓葬规模较之九女台墓区都有所增大。另外，西城中部的辛庄头墓区，共有墓葬8座，地面多有封土。从发掘的30号墓看，为“中”字形大墓，出土有七鼎六簋等成套的仿铜陶礼器和陶编鎛、编钟、编磬等，墓主也应为贵族，墓葬时代亦属战国晚期。
燕下都故城位于河北省易县城东南2.5公里处，又称武阳城。燕迁都于蓟后，又营建武阳城作为陪都，故称蓟为上都，武阳城为下都。燕下都的考古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是从50年代开始的。通过陆续的考古发掘和勘查，燕下都城址的面貌基本得以揭示(20)。关于燕下都的营建年代，较早的古文献均未有明确记载，后世多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之说，认为系燕昭王时所建(21)。燕昭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11年—前279年，时当战国中、晚期之交。近年一些学者通过对燕下都考古材料的断代分析，认为其作为燕之下都的始建年代约在战国中期之初(22)。此说以考古材料为据，可以信从。
燕下都故城处于华北平原西边缘。北易水和中易水分别流经城之南北，城的北、西和西南环抱有太行余脉，西北有紫荆关天险。城址平面总体不大规整，略呈倒“凸”字形，因受易水流向的影响，方位略偏于东南。其东西约8公里，南北约4—6公里，面积达32平方公里多。城墙墙基厚约40米。城址分为东、西相连的两城，东城四周都筑有城墙，除西城墙较直外，其余三面城墙多有转折。在东城墙北段转折处，筑有属于城墙附属建筑的9号夯土建筑基址。基址南北30米，东西80米，突出于城墙之外。基址上散有绳纹瓦片和红烧土。基址南侧不远即东城东门。北城墙东段亦筑有同类性质的10号夯土建筑基址，其东西宽60米，向北突出于城墙墙基外20米，四周亦散布绳纹瓦片和红烧土。东城墙和北城墙各发现城门一座。在西城墙外有一号河渠遗迹（传称“运粮河”），宽约40—90米，东城墙外有城壕，宽约20—40米，二者均与北易水和中易水沟通，形成环绕东城四周的护城河。在东城内北部，还有一道东西向的“隔墙”，其建筑年代尚难确定，根据试掘获知隔墙墙基叠压东城东墙的层位关系，以及隔墙墙基内的夯窝为平底，显现出较晚的特征，推测其最早建于战国晚期的偏晚阶段，甚至更晚的时候(23)。隔墙东段也有一附属建筑7号夯土建筑基址。另外，一号河渠遗迹北段分出一支入东城，进入东城沿隔墙南侧向东一段后又分为二号河渠遗迹和三号河渠遗迹两支。二号河渠遗迹穿过隔墙向北，至东城北墙内侧东折而去。三号河渠遗迹折南向东穿过东城东墙与城壕相连。这样，由隔墙和河渠遗迹在东城内形成了几个区间。西城只有北、西、南三面城墙，其东面即利用了东城的西城墙。西城除西城墙较直外，北城墙偏东处向外凸折成一覆斗形，形成多处转角，南城墙亦有一个大拐折。西城墙外有城壕，宽约40—50米，亦与北易水和中易水沟通。西城只发现一座城门，位于西城墙的中部。东、西两城的城墙，仅西城西墙作过解剖，夯土层中包涵的陶片为战国早期的，其建造年代的上限不超过战国早期。东城城墙一直未作清理，从东城战国中期一系列重要遗存的出现看，其极有可能建于战国中期前后(24)。而一般认为西城的建造要晚于东城，是作为东城的附郭而建的。这就是说，燕下都分为东、西两城的形制是逐渐形成的，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实际上包括燕下都的整个布局亦是如此，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有学者根据燕下都可断代的遗存对其营建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25)，结果显示，战国中期遗存分布的北限，未超出东城隔墙一带，而到战国晚期，隔墙以北乃至东城北城墙以北的老姆台一带则出现了一系列重要遗迹。从各类遗存的分布情况看，战国中期，以武阳台主体宫殿建筑为中心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分布于三号河渠遗迹至隔墙这一区域，形成宫殿区。武阳台主体宫殿建筑夯土台基至今仍高出地面约11米，呈上下两层台，东西最长处140米，南北最长处110米，是燕下都所有夯土台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其东边的建筑材料埋藏坑出土各种用瓦之制作精致、纹饰考究及形体之大，反映出当时武阳台主体宫殿建筑之宏伟。在上述区域内靠近东城墙处有30号制造刀化范的官营作坊遗址。东城中部的10号作坊遗址，北临三号河渠遗迹与宫殿区相望，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是一处以铸造剑、戈等兵器为主的作坊遗址。东城南部为一般居民区。位于东城西北部、隔墙及一号河渠遗迹东折部分以南的九女台墓区，有10座大型封土墓，为高级贵族墓地。到了战国晚期，宫殿区范围扩展到隔墙以北，并最后形成了以主体宫殿建筑武阳台、望景台、张公台和位于城外的老姆台为轴心的南北中轴线。在这一中轴线以东还分布有以小平台为中心的宫殿建筑群。中轴线以西分布有18号兵器作坊遗址、21号铸铁和冶铜作坊遗址、22号制骨作坊遗址、23号出土大批铜兵器的作坊遗址等。在隔墙及一号河渠遗迹东折部分以北、二号河渠遗迹以西的东城西北隅，又新辟了虚粮冢高级贵族墓区，分布有13座大型封土墓，墓区范围和墓葬规模较之九女台墓区都有所增大。另外，西城中部的辛庄头墓区，共有墓葬8座，地面多有封土。从发掘的30号墓看，为“中”字形大墓，出土有七鼎六簋等成套的仿铜陶礼器和陶编鎛、编钟、编磬等，墓主也应为贵族，墓葬时代亦属战国晚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