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时，你的心脏病治好了吗？
　　何新：没有，但神奇地减轻了许多。此前我有两个关系较密切的女朋友，一个名叫V，和我一同在友谊农场。另一个叫阿红，她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在我出了事被监管后，V日益与我疏远，后来她又听医生讲我已经患了无望治疗的心脏病，就写信表示和我分手。而阿红这时恰好回到北京，知道我生了重病，就写信给我，建议我回京治疗。
　　这一年（1970）的国庆节前，我从佳木斯医院溜出来，蹭火车逃回北京。所谓蹭火车，就是不买票用各种办法溜上火车。因为我身边没有几元钱，根本买不起车票。溜上火车后，就设法躲在火车座位下，爬到行李架上、缩进厕所里或者过道上，反正要与查票的乘警和列车员一路捉迷藏。中间还换了好几次车。经历千辛万苦，最后才回到北京。
　　回北京后，我先住在阿红家，因为我的家人这时都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在北京已没有家了。在女朋友家住了一段后，奇怪的是，也并没经过什么治疗，原来那么吓人的病竟然奇迹般地逐渐好转终至康复了。(还有一个奇迹是，我近年曾反复体检，除了半个心脏较常人有代偿性的扩大外，医生说看不出我过去患过风湿性心脏病的瓣膜损害迹象。在被认为是绝症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中，我是极少数的康复者。)
　　到北京后我就想，我得继续学习我在兵团没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