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六国和后世儒家史观眼中，秦国就是一台恐怖的战争机器，一个野蛮的虎狼之国；顺着这个观点，就会引出另外一个观点，那就是这台战争机器，这个虎狼之国，是商鞅这个要么是天才要么是变态的人一手打造的。
以我现在对商鞅变法到秦帝国灭亡这段历史的理解来看呢，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经典的标签和宣传。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是立体的，事实上，一个长久存在的国家那就更是立体的了。所谓战争机器，所谓虎狼之国，自然不能算错；但也不全对。

商鞅变法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是军功爵赏田制和名田制，两者相辅相成。一言蔽之，“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
概括地说，就是以军功定爵秩，以爵秩定尊卑，以尊卑定拥有的土地、住宅、奴隶的大小和多少，以及所穿的衣服样式和规格。
事实上如果你对中国历史上的田制有所了解的话，很容易就看出来，秦国的名田制，汉代的授田制，晋代的占田制，从北魏到唐中期的均田制；在立法精神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与田制相配套的，还有一套户籍制度；比如在秦国就是商鞅变法中的什伍制度，两者相结合，就能在广阔的农村创造出大量的小块土地上的自耕农，并有效管理。这样以来，就确保了国家能够有效控制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就是中央集权的基础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基础。

均田制一方面确保底层的农民可以拥有低限度维持生存、缴纳税收的土地，另一方面，却也在法律上承认贵族、豪强等特权阶层可以合法地占有更多的土地，无非是有一个上限限制。
从上面对名田制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商鞅的名田制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最低一级的爵位可以拥有土地一百亩，以及一个奴隶；然后越往上越高；特权也越多。（秦国的爵位在命名方式上和东方的国家不一样，但也能相互对应。秦国的爵位一共二十级，一到四级，对应的是“士”阶层，五到九对应“大夫”，十到十八对应“卿”，再高的两级，那就是封君、列候了。）

这样以来，本身就意味着，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行，会逐渐催生出庞大的地主阶层，让土地大量私有化，导致国家对土地流通、生产的控制力减弱，渐渐成为中央集权的障碍。换言之，这种制度是会逐渐演变、变质的，并不会一直保持无穷的活力，每一种制度都是这样。
所以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执行力。
执行得好，就是秦国这样的，既能拥有私有制的生产积极性，又能拥有国有制下的国家控制力。
执行得不好，就是两晋时期那样，占田制成了豪门贵族合法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其中对他们的限制却是一纸空文。

甚至不用说到两晋，就以东方六国对比，他们的田制在立法意义上，和秦国没有本质的不同；但国家力量的强弱却各有不同。原因很简单，在秦国刚刚树立起这种制度的时候，主要的东方国家的这种制度，已经诞生一百年以上了，土地的私有，买卖，兼并已经开始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即使他们的版图和秦国相比，大多数时间并不吃亏，但国家所能控制的力量却是有明显的差别的，他们在军事上的不断失败，大量的人力物力损耗，更会导致这种趋势不断加重，所以越往战国后期走，东方国家的国家力量衰弱的就越明显。

最简单而言，五国伐齐对齐国的打击自然是沉重的，但如果齐国的经济活力依然存在，那么它还有机会恢复。但我们看到了，齐国就此一蹶不振了，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五国伐齐的结果，但很明显，五国伐齐只是一个外因。燕国就是齐国的反面例子，在五国伐齐之前，燕国遭遇了一场死伤几万人，太子、相国以及大量贵族和高级官员，乃至燕王哙本人都卷入进去的内乱，并且被齐国大举入侵。但问题是，燕国内乱恰恰是一场变革的高潮，燕王哙和国相子之看起来失败了，但他们同时也将太子为首的保守贵族们杀了个死伤狼藉，所以当燕昭王回国继位后，改革的阻力就非常小了。于是燕昭王成了秦孝公式的一代明君，让燕国迎来了燕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更留下了成为礼贤下士代名词的黄金台传说。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时期，大势所趋，没有人能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到了战国中期，战国七雄都进入中央集权模式了。但当时的局中之人所争夺的，在于谁来领衔这种大势，以及谁能在这场社会大变革带来的财富再分配中占据大头。
所以我们看到，晋国遵从了大势，但最后在大变革中获取最大利益的却是卿族，最后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了。齐国遵从了大势，但最后国君形同傀儡，国高二氏，鲍氏田氏等几大家族一番龙争虎斗下来，胜利者田氏就把齐国国君取代了。楚国事实上也遵守了这种大势，但因为国内的贵族力量太过强大，所以变法者吴起死于非命了，楚国贵族的利益也得到了很大限度的保存。

唯有秦国看起来是个例外，既最大限度地打击了旧族，最大限度地摧毁了旧的生产组织模式，而且也没有被大变革催生出的新大佬取代。但事实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按照秦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如果秦国能挺过秦末大起义，用不了太长时间，秦国也会是东方国家的命运。事实上，这一点在秦二世继位前后，就已经很明显了。因为秦国的历史发展和六国是不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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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的时候，秦帝国灭亡，在经济层面上的原因，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

第一，在商鞅变法一百年之后，随着军功赏田制和名田制的不断发展，随着商业资本的不断积累，大量的特权、豪强阶层开始出现；虽然爵位并不世袭，但私有财产却是可以世袭的。这就会导致国家控制土地兼并、农业人口流失能力的减弱，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国家力量开始减弱。再者，国有制模式下的生产方式，是非常抑制生产积极性的。随着经济发展，它的弊端也会越来越大。农户本身的逃亡和豪强兼并相互呼应，就更容易导致国家力量的解体。

第二，东方六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比秦国差劲得多，秦始皇完成统一之后，面临着空前广阔的帝国内，尤其是东方国家内早已根深蒂固的豪强、贵族兼并，处理起来可比当年的商鞅时代费劲多了。秦始皇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数得着的铁腕人物，所以大刀阔斧地迎难而上，以迁徙豪强富户的方式摧毁对土地人口的兼并，把东方六国的社会结构打了个稀巴烂。

欲速则不达啊，步子迈得太大了

秦之前本来就没有大一统过，在摸索中前进，只不过失败了。汉吸取了经验教训采用折中的办法前期成功了，要不是出了个汉武帝也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