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你知道吗？是这个挪威人催生了中国戏剧【话剧吧】

空间戏剧
110年前，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中首次向国人推介“伊孛生”的大名和他的《社会之敌》。这位催生了中国戏剧的挪威人，正式进入了中国观众的视野。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1828.3.20－1906.2.23）

1917年，昆曲大家韩世昌到北京演出，“中国戏剧的进步”的欢呼声充斥民间。不同的声音引致了“新青年”派的奋起反击――这反击的“奇兵”就是《新青年・易卜生专号》。

“欧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尚无译本”。
——《新青年》
次年6月，“易卜生主义”来了。这一期专号的主要工作是要隆重推出《娜拉》《国民公敌》和《小艾友夫》等几部剧作的中文译本。
胡适当即发表《易卜生主义》，此期专号还同时刊载了袁振英的《易卜生传》。

易卜生主义是一种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一种审美的人文主义，充满了审美的乌托邦的伦理道德理想。
在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绘，都凸显了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
易卜生笔下一些重要的人物形象的“独白”和“对话”，实际上是剧作家审美心理的自他呈现或自他描述。

《易卜生集》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全5册
在介绍易卜生的过程中，戏剧界出现了“易卜生热”，很多作家模仿易卜生的《娜拉》创作“社会问题剧”，从胡适的《终身大事》开始，欧阳予倩的《泼妇》、田汉、郭沫若以至后来的曹禺等都受到易卜生的影响。
胡适的《终身大事》，被称作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现代剧。它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更创作出了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娜拉式的女性人物。娜拉反对男权，《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则反对封建迷信旧思想和宗法家长制。
“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
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他（易卜生）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胡适

在戏剧领域，易卜生可以说是深深影响了我国话剧的三大奠基人——洪深、田汉、欧阳予倩。
洪深1922年春从美国留学回国，在轮船上一位蔡老先生问他，“你从事戏剧的目的是什么？还是想做一个红戏子，还是想做中国的莎士比亚？”洪深说：“我都不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做一个易卜生。”

左起：洪深、田汉、欧阳予倩
易卜生“接近现实”的戏剧美学思想使他放弃了欧洲百年的诗体剧形式，改用散文体形式写戏，并引进讨论的形式。这样的创作手法，使戏剧可以与观众就社会问题进行交流，得到共鸣。
萧伯纳评价易卜生说：“他在戏剧中所引进讨论的技巧正是新旧戏剧的分水岭。”
“我要制造的是现实的幻觉。要在读者心中引起这样的印象：他所看到的，在生活中确有其事。如果我用诗写，就跟我的意图，跟我为自己规定的任务背道而驰了。”
——易卜生

易卜生的这一理念、形式，正契合于五四这样的狂飙时代，白话文的流行、揭示现实传递思想的渴望，迫切要求将古老的“说唱”戏曲改为“对话”、“讨论”式的新剧。
洪深将其定位为话剧，它从一方面实现了中国话剧的写实主义走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直接指导了中国话剧的创作。
但当我们对“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背景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时就会发现，五四新文学家们选择易卜生，却不是从戏剧艺术创作的角度思考，反倒更多地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反帝反封建的需要和社会学的角度——争取人的解放、婚姻的自由及妇女问题来介绍易卜生的。
这样一来，对易卜生以及他的戏剧作品就存在着一种“误读”的现象。

比如对《娜拉出走》（《玩偶之家》）一剧的“误读”。
“五四”时期，大众普遍把《娜拉》这个戏的主题解读为宣传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很多人（包括鲁迅在内）所关注的是“娜拉走后怎样”这样的问题。
“娜拉走后怎样？……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鲁迅
或许是有感于这样的问题讨论，鲁迅创作的小说《伤逝》中子君就是出走之后又回来的“娜拉”。

实际上，易卜生创作这个剧本的主旨却并非如此。他所关注的是“人”，是人性的觉醒，是“人”的尊严能不能得到尊重的问题。
“实际上，我连什么是女权运动也不十分了解，我把它更广泛地看作是‘人’的问题……我的工作是‘描写人’。”
——易卜生
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家在评价易卜生的戏剧时，只看到了易卜生剧作中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抨击，而忽略了他在艺术上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描写。
更可悲地是，有些人还以为这样创作出来的“社会问题剧”就是“现实主义”的戏剧作品。这无疑是对易卜生及其现实主义戏剧的曲解。
然而，这样说，并非是说“五四”时期选择的错误，而是想说明对易卜生及其作品的这种实用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

此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我们一直认为易卜生只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实际上他的戏剧创作前后期的风格是有显著变化的。易卜生的创作诞生于1848年欧洲革命形势和挪威国内民族解放运动。
早期作品（1868年以前），带有民族浪漫主义色彩，写出了具有历史性、哲理性的戏剧作品，如《爱的喜剧》《觊觎王位的人》《布郎德》和《培尔·金特》等。
中期作品（1869--1883年）则主要是极具批判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社会支柱》《娜拉》《人民公敌》和《群鬼》等。
后期作品（1884--1899年），在社会批判上有所减弱，进而创作出了具有浓重象征主义色彩的剧作，如《野鸭》《罗斯莫庄》《海上夫人》和《建筑师》等剧。
而“五四”时期，新文学界只翻译介绍了易卜生的《娜拉》（《玩偶之家》）、《国民之敌》、《群鬼》等几部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这对全面了解易卜生的创作制造了困难。

直到1984年中央戏剧学院首次把《培尔·金特》（徐晓钟导演）搬上舞台，中国戏剧界才对易卜生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在这部作品中，易卜生描写了一个富于幻想、终日懒散生活的青年流浪闯世界的经历。
随后，易卜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在我国先后上演，有些甚至成为我国戏剧舞台上常演不衰的经典之作。这些演出或忠实于原著，或对原著进行了改编和颠覆，均让观众感受到了易卜生戏剧对人的价值与灵魂的关注。
如2006年，在易卜生逝世100周年之际，国家话剧院举办了以“永远的易卜生”为题的戏剧演出季，演出了《玩偶之家》（国家话剧院）、《群鬼》（总政话剧团）、《建筑大师》（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群鬼探戈》(挪威POS剧团)，并邀请挪威戏剧家协会来京演出了独角戏《培尔·金特》。

再如，2014年北京青年戏剧节上演了王翀导演的新浪潮戏剧《群鬼2.0》，该剧依然以大师的肩膀为基座，为观众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奇观。

《群鬼2.0》剧照
而今年，是易卜生逝世110周年。北京人艺也第一次上演了易卜生的经典作品，即由林兆华、韩清执导，胡军、龚丽君等主演的《人民公敌》。

在前不久的国内柏林艺术节上，汉堡德意志戏剧院也受邀来华演出了易卜生的《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

如果说，前者是易卜生现实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品之一，后者便是其心理与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作之一，而即将在北京西区剧场演出的《野鸭》则是他“心理现实主义剧作”的发轫之作。

20世纪《野鸭》演出剧照
《野鸭》是易卜生所有戏剧创作中颇令人困惑和茫然的一部作品，至今尚未在中国进行商演。
当易卜生此前发表的《人民公敌》一剧里，主人公斯多克芒为坚持真理和信念而喊出的“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的口号还萦绕于耳际，
《野鸭》便向我们传达出一个立意恰好相反的主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时时充盈着由各种谎言和欺骗所构成的假象和幻景，只要没人来捅破它的虚幻性，生活就还是平静而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