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稷”
学界巨擘、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达26年之久的季羡林教授，以98岁高龄辞别人世，不免让后学感伤。谬忝敦煌吐鲁番学界的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恰逢季先生出任北大副校长，后来先生还曾为我和荣新江合作的《敦博本禅籍录校》命笔作序，勖勉有加，令我铭记难忘。谨以此小文表达对先贤的怀念之情。
众所周知，“后稷”是中华民族的农业始祖，被后人尊作“稷神”而受到世代供奉和祭祀，北京中山公园的社稷坛便是明清时代祭祀稷神与土地神的场所；在我的故乡山西省稷山县，有专设的“稷王庙”，也是用作祭祀该神的。后稷之所以受到尊崇，是因为他发现了最古老的农作物“稷”，教民稼穑，人民赖以为生，由此产生了原始农业，故而他才被视作“农神”。
但是，作为农作物的“稷”，究竟是什么呢？
遍查当今流行的各种汉文工具书，真是五花八门，其说各异。概而言之，有如下三种意见：黍、粟、高粱。虽然各家所言侧重点有别，有力主一说的，有诸说并存的，但主体内容无出上述三种意见。
令人兴奋的是，我在敦煌写本《书仪》中发现了一条以“黄米”为“稷”的资料，尚未受到相关研究者的关注。现将这条资料移录如下，并加疏释，再结合传世典籍，阐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敦煌文献s.1725号《书仪》有云：
问曰：何名六礼？答曰：雁第一，羊第二，酒第三，黄白米第四，玄爋(纁)第五，束帛第六。用黄白米者何？答曰：黄米者，稷也；白米者，稻米也。黄米拟作黄团琮(粽)，祭仙(先)人之灵。是以（用黄白米）。去(其)法女(如)何？黄米取帛作袋子，三角缝之；白米取帛练作袋子，三角缝之。二米升数多少任意。连二袋子相着，三寸板子系着袋口，题云“礼米”，安在轝中。
原卷字迹清晰，不存在模糊不清问题。所可注意者大致有三：一是以“黄米”为“稷”，二是用作“黄团粽”，三是用于祭祀先人之灵。卷中“琮”字乃“粽”字之误。因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黄米做出玉质的礼器“琮”来，其错误显而易见，勿须赘辩。
据赵和平教授研究，这是唐前期的一种“吉凶书仪”。中古时代，书仪的用途十分广泛，如写信、庆悼等各种仪式，都需要一定的规范和形式，书仪就是供人们进行相关活动时参照使用的，因此它具有十分的普遍性。前引那段《书仪》文字，是举行婚礼仪式时行用的。可以说，以“黄米”为“稷”至少是唐朝人的一种普遍认识，否则不会写入《书仪》，供人们参照使用。
但是，“稷”在汉代却有不同于唐人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文字学家、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认识。他说：
稷：齎也。五谷之长。从禾，畟声。
秫：稷之黏者。从禾；术，象形。
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从禾，雨省声也。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
凡黍之属皆从黍。舒吕切。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许慎关于“秫”和“黍”的解释一并抄录如上。
我们注意到，许慎说“稷”是“五谷之长”，可见其地位之崇高。同时他认为“秫”是“稷”之黏者。那么，循许氏此义，“稷”可分为“黏”与“不黏”两种，其中“黏”者被称为“秫”。至于“黍”，他认为是另一种农作物。这样理解现存《说文解字》文本的许氏本意，我想大致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我们又注意到，许氏在解释“黍”字字义时，很重视孔子的话并加以引用。虽然我尚未查出孔子此语的出处，但我却找到了孔子关于“黍”为“五谷之长”的高论。《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有如下记载：
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即洗义——引者)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
这段话中，孔子认为“黍”为“五谷之长”，而且是祭祀先王的上品，是在祭祀宗庙时使用的。可见，“黍”的地位十分崇重，其义与前引《书仪》中“黄米”(即“稷”)用于“祭仙(先)人之灵”完全一致。
我们还注意到，在先秦及后世典籍中，多是“黍稷”并称，而非“稷黍”并称。如《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山海经·海内经》：“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诗经·甫田》：“今适南畝，或耘或籽，黍稷薿薿”；又如：《尚书·君陈》：“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晋人葛洪《抱朴子·明本》亦云：“珍黍稷之收，而不觉秀之者丰壤也”；宋人韩琦《寄题广信君四望亭诗》：“古道入秋漫黍稷，远坡乘晚下牛羊”；清人方文《喜龚孝升都宪至诗之二》：“每涉江淮路，偏多黍稷情”。由上可知，“黍稷”并称是一直以来的传统，这与孔子认为“黍”乃“五谷之长”的认识一脉相承。
可是，为什么到了东汉时，许慎却认为“稷”乃“五谷之长”呢？我推测这同汉代的国家政策和文化氛围大有关联。西汉时，中央王朝实行了“崇本抑末”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项政策。前者是一项经济政策，发展农业，抑制工商。既然要大力发展农业，那么农神“稷”的地位也就空前崇高。相应的，农神“稷”所发现并教民种植的农作物“稷”，地位也就提高了。《汉书·郊祀志》云：“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稷”为“百谷之主”，取代了孔子所说的“黍者，五谷之长”，有其必然性。许慎说“稷”是“五谷之长”，所秉承的恰恰是汉王朝的国家意志，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具体体现。至于“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则是“崇本抑末”的理论根据。因为儒家对工商业及其从业人士一直采取边缘态度，这是自孔子以来就有其传统的。
以上我们说明了“稷”如何取代“黍”的地位，成为“五谷之长”或“百谷之主”。但“黍”与“稷”二者是什么关系？尚需作进一步的讨论。
前引敦煌本唐初《吉凶书仪》云“黄米者，稷也”；《说文解字》关于“黍”则说“禾属而黏者也”。《书仪》中的“黄米”是制作“祭先灵”所用“黄团粽”的原料，既为“粽”，其性必黏，而且其色亦“黄”，难道这不就是“黍之黏者”吗？今天，全球华人每年端午节做粽子，祭祀先贤屈原，虽然粽子品种很多，但黄米粽子不也还是其中的大宗吗？
为了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请允许我再抄写两条当代流行辞书对“黄米”和“黍”的释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
黄米：黍子去了壳的子实，比小米稍大，颜色很黄，煮熟后很黏。
台湾出版的《中文大字典》：
黍：稷之黏者，其形态与稷无异。今北人称黍为黄米，性黏，多磨粉做糕或釀酒(如山东黄米酒)，其不黏者则称为糜(即稷)，但做糕而不釀酒。
简言之，黄米由黍而出，黄米是稷，那么黍就是稷，至少其中性黏的那一种是稷。
考虑到先秦典籍中“黍稷”连称，我认为在其时人们的认识中，“黍”分黏与不黏二种，其中黏者便是“稷”。换言之，其时人们是用“黍”来概称“黍”和“稷”的，这与其时黍为“五谷之长”的地位相一致。到了汉代，由于稷神与稷的地位被拔高，于是又用“稷”来概称“稷”与“黍”。许慎既说“稷之黏者”，自然就有不黏者。说明在汉代人的认识中，“稷”有黏与不黏之分，就像先秦人认为“黍”有黏与不黏之分一样。
如前所述，根据敦煌本《书仪》“黄米者，稷也”的表述，我们已经说明，这里的“稷”实际上就是“黍”，其性黏，其色黄，那么，黍和稷还有区别吗？难道它们的关系不是一而二、二而一吗？其区别仅仅在于用什么作涵盖。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便会得出如下的认识：
先秦时，“黍”乃五谷之长，其黏者称稷，不黏者称黍；
两汉时，“稷”乃五谷之长，其黏者称黍，不黏者称稷。
本质上说，黍之黏者就是稷。这是中国人的早期认识。但用这个认识去比较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便难于吻合。因为他说“稷之黏者”乃“秫”，而把“黍”作为另一种作物去认识。而所谓“秫”者，后人认为就是“赤粟”，从而引出了“稷”是“粟”的认识。我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非常怀疑许氏这里文字有误植。实在说，他如果把“稷之黏者”四字放在“黍”字之下，便不存在这种种困难了。
至于“稷”是高粱的说法，乃汉代以后的认识，离题太远，这里不再驳正。
在形成上述“黍”之黏者为“稷”的认识中，无疑，敦煌本《书仪》“黄米者稷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是否一条孤证呢？似乎不是。《康熙字典》午集下禾部“稷”字条云：
《说文》齎也，五谷之长。徐曰：案本草，稷即穄，一名粢。楚人谓之稷，关中谓之糜，其米为黄米。
概而言之，黄米即稷。所谓“徐曰”即宋初人“徐鉉说”。他曾受诏为《说文解字》作注。徐鉉的这个认识据云是来自《本草》，与敦煌本《书仪》相一致，说明唐初《书仪》的表述没有错误，是可以信从的。
在翻检大量的古今文献与辞书后，我感觉，虽然也存在某些不足，但总体而言，表达比较准确的有两种书：一是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谷二·稷》云：“稷与黍，一类二种也。黏者为黍，不粘者为稷。稷可做饭，黍可釀酒。犹稻之有粳与糯也……今俗通呼为黍子，不复呼稷矣。”这与我们前述以“稷”为涵盖辞时所得结论相一致，反映的是汉代的认识。如果想表达先秦人的认识，只要改为以“黍”为涵盖辞，便成为“黏者为稷，不黏者为黍”了。二是当代人编的《辞源》，该书“稷”字释义云：“谷物名，别称粢、穄、糜。古今著录，所述形态不同，汉以后误以粟为稷，唐以后又以黍为稷。以为最早的谷物，古称百谷之长，谷神、农官皆名稷。”
学界巨擘、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达26年之久的季羡林教授，以98岁高龄辞别人世，不免让后学感伤。谬忝敦煌吐鲁番学界的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恰逢季先生出任北大副校长，后来先生还曾为我和荣新江合作的《敦博本禅籍录校》命笔作序，勖勉有加，令我铭记难忘。谨以此小文表达对先贤的怀念之情。
众所周知，“后稷”是中华民族的农业始祖，被后人尊作“稷神”而受到世代供奉和祭祀，北京中山公园的社稷坛便是明清时代祭祀稷神与土地神的场所；在我的故乡山西省稷山县，有专设的“稷王庙”，也是用作祭祀该神的。后稷之所以受到尊崇，是因为他发现了最古老的农作物“稷”，教民稼穑，人民赖以为生，由此产生了原始农业，故而他才被视作“农神”。
但是，作为农作物的“稷”，究竟是什么呢？
遍查当今流行的各种汉文工具书，真是五花八门，其说各异。概而言之，有如下三种意见：黍、粟、高粱。虽然各家所言侧重点有别，有力主一说的，有诸说并存的，但主体内容无出上述三种意见。
令人兴奋的是，我在敦煌写本《书仪》中发现了一条以“黄米”为“稷”的资料，尚未受到相关研究者的关注。现将这条资料移录如下，并加疏释，再结合传世典籍，阐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敦煌文献s.1725号《书仪》有云：
问曰：何名六礼？答曰：雁第一，羊第二，酒第三，黄白米第四，玄爋(纁)第五，束帛第六。用黄白米者何？答曰：黄米者，稷也；白米者，稻米也。黄米拟作黄团琮(粽)，祭仙(先)人之灵。是以（用黄白米）。去(其)法女(如)何？黄米取帛作袋子，三角缝之；白米取帛练作袋子，三角缝之。二米升数多少任意。连二袋子相着，三寸板子系着袋口，题云“礼米”，安在轝中。
原卷字迹清晰，不存在模糊不清问题。所可注意者大致有三：一是以“黄米”为“稷”，二是用作“黄团粽”，三是用于祭祀先人之灵。卷中“琮”字乃“粽”字之误。因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黄米做出玉质的礼器“琮”来，其错误显而易见，勿须赘辩。
据赵和平教授研究，这是唐前期的一种“吉凶书仪”。中古时代，书仪的用途十分广泛，如写信、庆悼等各种仪式，都需要一定的规范和形式，书仪就是供人们进行相关活动时参照使用的，因此它具有十分的普遍性。前引那段《书仪》文字，是举行婚礼仪式时行用的。可以说，以“黄米”为“稷”至少是唐朝人的一种普遍认识，否则不会写入《书仪》，供人们参照使用。
但是，“稷”在汉代却有不同于唐人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文字学家、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认识。他说：
稷：齎也。五谷之长。从禾，畟声。
秫：稷之黏者。从禾；术，象形。
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从禾，雨省声也。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
凡黍之属皆从黍。舒吕切。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许慎关于“秫”和“黍”的解释一并抄录如上。
我们注意到，许慎说“稷”是“五谷之长”，可见其地位之崇高。同时他认为“秫”是“稷”之黏者。那么，循许氏此义，“稷”可分为“黏”与“不黏”两种，其中“黏”者被称为“秫”。至于“黍”，他认为是另一种农作物。这样理解现存《说文解字》文本的许氏本意，我想大致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我们又注意到，许氏在解释“黍”字字义时，很重视孔子的话并加以引用。虽然我尚未查出孔子此语的出处，但我却找到了孔子关于“黍”为“五谷之长”的高论。《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有如下记载：
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即洗义——引者)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
这段话中，孔子认为“黍”为“五谷之长”，而且是祭祀先王的上品，是在祭祀宗庙时使用的。可见，“黍”的地位十分崇重，其义与前引《书仪》中“黄米”(即“稷”)用于“祭仙(先)人之灵”完全一致。
我们还注意到，在先秦及后世典籍中，多是“黍稷”并称，而非“稷黍”并称。如《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山海经·海内经》：“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诗经·甫田》：“今适南畝，或耘或籽，黍稷薿薿”；又如：《尚书·君陈》：“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晋人葛洪《抱朴子·明本》亦云：“珍黍稷之收，而不觉秀之者丰壤也”；宋人韩琦《寄题广信君四望亭诗》：“古道入秋漫黍稷，远坡乘晚下牛羊”；清人方文《喜龚孝升都宪至诗之二》：“每涉江淮路，偏多黍稷情”。由上可知，“黍稷”并称是一直以来的传统，这与孔子认为“黍”乃“五谷之长”的认识一脉相承。
可是，为什么到了东汉时，许慎却认为“稷”乃“五谷之长”呢？我推测这同汉代的国家政策和文化氛围大有关联。西汉时，中央王朝实行了“崇本抑末”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项政策。前者是一项经济政策，发展农业，抑制工商。既然要大力发展农业，那么农神“稷”的地位也就空前崇高。相应的，农神“稷”所发现并教民种植的农作物“稷”，地位也就提高了。《汉书·郊祀志》云：“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稷”为“百谷之主”，取代了孔子所说的“黍者，五谷之长”，有其必然性。许慎说“稷”是“五谷之长”，所秉承的恰恰是汉王朝的国家意志，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具体体现。至于“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则是“崇本抑末”的理论根据。因为儒家对工商业及其从业人士一直采取边缘态度，这是自孔子以来就有其传统的。
以上我们说明了“稷”如何取代“黍”的地位，成为“五谷之长”或“百谷之主”。但“黍”与“稷”二者是什么关系？尚需作进一步的讨论。
前引敦煌本唐初《吉凶书仪》云“黄米者，稷也”；《说文解字》关于“黍”则说“禾属而黏者也”。《书仪》中的“黄米”是制作“祭先灵”所用“黄团粽”的原料，既为“粽”，其性必黏，而且其色亦“黄”，难道这不就是“黍之黏者”吗？今天，全球华人每年端午节做粽子，祭祀先贤屈原，虽然粽子品种很多，但黄米粽子不也还是其中的大宗吗？
为了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请允许我再抄写两条当代流行辞书对“黄米”和“黍”的释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
黄米：黍子去了壳的子实，比小米稍大，颜色很黄，煮熟后很黏。
台湾出版的《中文大字典》：
黍：稷之黏者，其形态与稷无异。今北人称黍为黄米，性黏，多磨粉做糕或釀酒(如山东黄米酒)，其不黏者则称为糜(即稷)，但做糕而不釀酒。
简言之，黄米由黍而出，黄米是稷，那么黍就是稷，至少其中性黏的那一种是稷。
考虑到先秦典籍中“黍稷”连称，我认为在其时人们的认识中，“黍”分黏与不黏二种，其中黏者便是“稷”。换言之，其时人们是用“黍”来概称“黍”和“稷”的，这与其时黍为“五谷之长”的地位相一致。到了汉代，由于稷神与稷的地位被拔高，于是又用“稷”来概称“稷”与“黍”。许慎既说“稷之黏者”，自然就有不黏者。说明在汉代人的认识中，“稷”有黏与不黏之分，就像先秦人认为“黍”有黏与不黏之分一样。
如前所述，根据敦煌本《书仪》“黄米者，稷也”的表述，我们已经说明，这里的“稷”实际上就是“黍”，其性黏，其色黄，那么，黍和稷还有区别吗？难道它们的关系不是一而二、二而一吗？其区别仅仅在于用什么作涵盖。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便会得出如下的认识：
先秦时，“黍”乃五谷之长，其黏者称稷，不黏者称黍；
两汉时，“稷”乃五谷之长，其黏者称黍，不黏者称稷。
本质上说，黍之黏者就是稷。这是中国人的早期认识。但用这个认识去比较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便难于吻合。因为他说“稷之黏者”乃“秫”，而把“黍”作为另一种作物去认识。而所谓“秫”者，后人认为就是“赤粟”，从而引出了“稷”是“粟”的认识。我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非常怀疑许氏这里文字有误植。实在说，他如果把“稷之黏者”四字放在“黍”字之下，便不存在这种种困难了。
至于“稷”是高粱的说法，乃汉代以后的认识，离题太远，这里不再驳正。
在形成上述“黍”之黏者为“稷”的认识中，无疑，敦煌本《书仪》“黄米者稷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是否一条孤证呢？似乎不是。《康熙字典》午集下禾部“稷”字条云：
《说文》齎也，五谷之长。徐曰：案本草，稷即穄，一名粢。楚人谓之稷，关中谓之糜，其米为黄米。
概而言之，黄米即稷。所谓“徐曰”即宋初人“徐鉉说”。他曾受诏为《说文解字》作注。徐鉉的这个认识据云是来自《本草》，与敦煌本《书仪》相一致，说明唐初《书仪》的表述没有错误，是可以信从的。
在翻检大量的古今文献与辞书后，我感觉，虽然也存在某些不足，但总体而言，表达比较准确的有两种书：一是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谷二·稷》云：“稷与黍，一类二种也。黏者为黍，不粘者为稷。稷可做饭，黍可釀酒。犹稻之有粳与糯也……今俗通呼为黍子，不复呼稷矣。”这与我们前述以“稷”为涵盖辞时所得结论相一致，反映的是汉代的认识。如果想表达先秦人的认识，只要改为以“黍”为涵盖辞，便成为“黏者为稷，不黏者为黍”了。二是当代人编的《辞源》，该书“稷”字释义云：“谷物名，别称粢、穄、糜。古今著录，所述形态不同，汉以后误以粟为稷，唐以后又以黍为稷。以为最早的谷物，古称百谷之长，谷神、农官皆名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