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贵墓志》相关内容：何小董据有虞州，兵锋甚劲。太宗董大军于百壁，将自图之，命公前击。算无遗策，战取先鸣，贼乃合其余烬，婴城自保。
刘武周遣其骁将宋金刚等同声相援。金刚先有将卒，屯据翼城，与大军相拒，及是而遁，公从太宗并平之。广武之师，屡摧元恶；昆阳之阵，亟殄凶渠。既而朝于京师，命赏有逾常典。

河东战役前夕形势
　　唐河东道即今日山西省。东面太行山，过太行便是河北道，今日河北省。西面黄河，过河是关内道，今日陕西省。南面也是黄河，但黄河以北，有一些属于河东道，有些有时属于河东道，有时河南道。汾河自北向南偏西入黄河。其流域乃河东精华所在。南有蒲州、绛州，当时还分出泰州、虞州、浍州等。中有晋州、吕州及浩州。北为并州，州治晋阳，也即太原(略有差别)。乃高祖起兵之处。东南有上党盆地（潞州）亦是富饶之处。然高祖刚起兵时，河东北面为刘武周所盘踞，以马邑（今山西长城北面朔县）为据点。刘武周勾结突厥，成了中国汉族地区（以下简称中国）大害。唐势力只到忻州、定襄一带。
　　武德二年（619年）宋金刚被窦建德打败，从河北进入山西与刘武周会合。盘踞陕北朔方（今横山）的梁师都也配合，勾结突厥南下。大军压境，先后陷榆次、平遥、介休（介州）。齐王元吉当时镇守晋阳。高祖派李仲文救并州。李仲文与姜宝谊败于介休与永安之间的雀鼠谷。被俘,不久逃回。高祖仍然让他们率兵击刘武周。裴寂也自请行，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刘武周，听以便宜从事。裴寂至介休为宋金刚击败退至晋州（临汾）。晋州以北城镇俱没，唯州治西河(今汾阳)独存。刘武周屡攻西河不克，为浩州刺史刘赡所拒。李仲文引兵就之与共守西河。姜宝谊再次被俘谋逃被杀。看来李仲文仍打了败仗。
　　此时太原亦已成孤城。刘德威、武士逸、刘政会率领老弱守城。齐王元吉率精兵回长安。不久太原在内奸晋阳土豪薛深配合下陷落。刘德威、武士逸、刘政会被俘。刘武周入据太原，又遣宋金刚攻晋州。六天后城陷，守将刘弘基被俘不久逃回。宋金刚又陷浍州、逼绛州，据说还陷龙门。宰相裴寂在虞、泰两州坚壁清野。此时夏县吕崇茂杀县令聚众自称魏王，响应刘武周。裴寂讨之为所败。
　　约两年半前，唐高祖从晋阳起兵南下经过蒲州时，就遇到屈突通扼守蒲坂不下。蒲坂乃坚城，高祖设计诱出屈突通，于野外将其击败。最后屈突通力竭方降。他出蒲坂时留尧君素守城。唐高祖下长安后招谕不降。隋炀帝死，隋亡，唐高祖登基，已成了当时的大势力。然尧君素虽被围困仍不降。唐高祖女婿赵慈景被尧君素俘虏后枭首城外以示无降意。唐高祖又派其他降将陈说利害，赐金券许以不死，均为所拒。又让他妻子至城下劝说，被他射死。后尧君素为部下所杀，传首长安。可这些人又被王行本所杀，仍据城拒守。唐高祖先后派吕绍宗、韦义节、独孤怀恩围攻蒲坂，均未能下。下面还会讲到李世民攻的时间更长，也未攻下——总之蒲坂是一个顽固堡垒。
　　除此以外，潞州亦受刘武周攻击。长子、壶关相继陷落，据说潞州刺史郭子武将叛变。当时形势就是如此。北有刘武周、宋金刚，犹如铁锤，南有蒲坂、夏县犹如铁砧，潞州也汲汲可危，宰相裴寂就是在这种南北夹击下战败的。另外还有离石胡刘季真叛乱，陷石州，刺史王俭死（见《旧唐·高祖本纪》。
　　河东危急！关中震骇。
　　但当时危急的不仅仅是河东。《李世民兵败泾州》中将讲到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太子建成兵临洛阳，差点里应外合打下洛阳，正是他李世民兵败泾州到不象样的地步，长安危急，太子不得已放弃洛阳。王世充得以幸存，后来又打败了李密，成了反动势力的总代表，唐之劲敌。窦建德虽然原是农民起义军，但不知顺逆，不懂是非，只知扩张自己势力到不择手段，不选对象，大量收罗旧隋反动腐朽势力，放弃了农民革命道路。此时不但不与唐一起进攻王世充，反而大举进攻唐军。关东战场也很激烈。《李孝恭打下半壁江山》还将讲到，李世民死党李靖正在该年唐朝几处是敌的情况下，却在南方另外树敌，挑起与萧梁的战争，结果人民遭殃，自己也被梁军打得大败，一泻千里。梁军打到了通州，准备进取成都。总之唐朝全面危急。(见地图一)
　　武德二年十月唐高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御驾亲征赴河东。

河东战役第一阶段
　　这场战争牵涉到唐朝的生死存亡，唐军几乎倾巢而出，唐高祖把关中的兵全发动起来了，下面还会说到，还从其他战场抽调了兵力。
李世民说这些兵全由他统，这是谎话！高祖所发兵分好几路，李世民只是其中一路。又据李世民说他只要三万精兵就可以收复河东，撇开这大话的真实性不说，大概他拥有的就是三万兵。
　　武德二年十月十八日乙卯，唐高祖到达华州华阴。李世民说这是送行。可一送送到长春宫。长春宫在同州朝邑县，自华阴又过了一州，这就可疑。朝邑与蒲坂隔河相望。当时冬天，河面已经结冰，可以履冰而过，因此唐高祖应是亲临战场。淝水之战也是隔河相望，河水还未结冰。想必谢玄也是送行。
　　刘武周、宋金刚与王行本、吕崇茂南北夹击。蒲坂又是顽固堡垒，要击败刘宋就必须先攻克蒲坂。这是全局关键，蒲坂应是主战场。唐高祖置身主战场还能说是送行吗？可偏偏这主战场历史记载极其简略。《新、旧唐书》高祖本纪及李世民本纪甚至根本不提蒲坂战役。这一不体面的做法正说明了李世民贪天之功为己有，抹杀父亲功绩。如非独孤怀恩谋反，可能蒲坂之战被根本抹杀了。
　　唐高祖还另派了五路兵。
　　第一路：十月二十七日壬戌，刘武周寇晋州后派出永安王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还有于筠、唐俭讨之，攻夏县（时间可见《新唐·高祖本纪》）。但十二月一日丙申（见《旧唐·高祖本纪》）被吕崇茂与宋金刚所派将尉迟敬德、寻相里外夹击大败。四人均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刘世让。不久李孝基谋逃被杀。独孤怀恩逃归。他们败后，又派桑显和攻吕崇茂于夏县，
　　第二路派王行敏去潞州助郭子武，郭子武欲叛被王行敏杀死（一说王行敏与郭子武不和）。王行敏抵抗刘武周。
　　第三路派蒲、绛两州总管襄武王李琛为隰州总管。时稽胡多叛，琛驭众简寛，夷夏安之（见《旧唐·琛传》）。后来刘弘基抄宋金刚后路走的就是隰州道。
　　另外据《新唐·刘武周传》，刘武周派黄子英护镶道（补给线），骠骑大将军张德政袭斩之，虏其众。这加速了宋金刚军粮食的馈乏，使“武周部将稍离”。张德政在哪一天斩的黄子英，我们就不知道了。但他后来驻扎在张难堡，在介休北或西北几十里。这可见《通鉴》，他与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据堡自守，斩黄子英必在高祖到朝邑以后，宋金刚败退以前，这是无疑义的。
　　最后一路就是李世民了。李世民引兵自龙门乘冰坚渡河，屯柏壁，坚壁不出。不包括原有的守绛州、浩州、虞泰两州，就有六路人马。唐高祖的部署非常英明。
　　第一先搞掉南方的铁砧，再打北方的铁锤，尤其必须先打下顽固堡垒蒲坂，其次是夏县。
　　第二在隰州、潞州稳住自己的阵脚。
　　第三坚壁清野，袭敌运输补给线，待宋金刚粮尽疲蔽后敌退我追。张德政的存在对运输补给线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他是不是只袭了一次，我们不得而知，李世民对我们尽量隐瞒。但我们知道，黄子英是刘武周大将。刘武周不得不派他护运输线，显然还动用了重兵。光这，张德政的作用就不小，何况最后还斩了黄子英。
　　最后他把李世民部署在柏壁，这正是从宋金刚据点浍州通往蒲坂与夏县的要道处。（见地图二）他的方针不是别的，正是现在所说的围点打援。既在野战中歼灭援敌，又孤立了蒲坂与夏县守敌。这样的大场面战场，李世民说他是统帅却在柏壁，从军事常识来说是说不过去的。
　　李世民算是执行了这一方针的。但他不懂围点打援。因为他从未说出他为何要屯柏壁。他说坚壁不出是他的主张。但且不说高祖，就是任城王道宗也是这样主张的（见《旧唐·李道宗传》）。李世民的唯一发明创造，就是派偏裨乘间出去抄略了。——早在唐高祖起兵到达霍邑时，他就主张抄掠了。当时唐军粮尽，他说：“禾菽遍野，何忧乏粮。”这不是主张抄掠又是什么？但那次因高租“胆怯”不听，使他受了“压制”，这回可大展宏图了。李世民打仗大抢大掠，这不是第一回。战薛仁果时，他手下兵将就大显身手。“时珍物山积，诸将争取之。”只有屈突通“独无所犯”（见《旧唐·屈突通传》）得到了唐高祖的褒赏。
可李世民说，百姓听说他来“莫不归附，自近及远，至者日多。然后渐收其粮食，军食以充。”这类谎言，偏把司马光等人说信了。
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龙门既然说是陷了，后来为何不再提起？是有人收复被隐没了？还是根本就没陷落？为什么要隐瞒或说谎？十月二十九日甲子，唐高祖亲祠华岳。这是为战胜祭神。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仪式，等于现在的战争动员。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迷信。十二月一日丙申，即李孝基败没那天，唐高祖猎于华山（见《新唐·高祖本纪》）。九日甲辰第二次狩于华山（见《旧唐·高祖本纪》）。二十五日庚申第三次猎于华山。过了年到武德三年（620年）正月初五己巳又猎于渭滨（《新唐·高祖本纪》）。这决不是游玩。众所周知，古代军事演习就称之为打猎，何况就在战场附近。至于猎于河滨，那是那年春节晚，天气快暖和了，作渡江作战演习。朝邑不就在蒲坂对岸，九天以后蒲坂就下了。那时冰已融化。
　　尉迟敬德与寻相在夏县夹攻李孝基得手后回浍州，在美良川遇到殷开山、秦叔宝被击败，斩首二千余级。李世民说是他派遣的。这大概是事实，但无非是高祖围点打援的第一次胜利。而且我们完全可以问：李世民至迟已在十一月十四日己卯屯柏壁，他这个负责打援的在干什么？李孝基等受夹击败没，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唐高祖也不可能不谴责。
　　第二次尉迟敬德、寻相又潜引精骑，援王行本于蒲坂。这次围蒲坂军总算没受到夹击。李世民带步骑三千从间道夜趋安邑，攻击，大破之。尉迟敬德、寻相仅以身免，悉俘其众，复归柏壁——这都是他说的。但是尉迟敬德、寻相已又从他眼皮底下过。他实际上是第二次失职。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疑问：究竟是谁发现了尉迟敬德、寻相？如是他李世民，怎么到安邑才赶到？从地图上毛估，浍州到安邑的路是到柏壁的三倍，离蒲坂比离柏壁更近。安邑是虞州州治，最早刺史是吕绍宗，曾独当一面攻蒲坂，安邑地方部队当有相当力量。还有高祖有没有在东面放出警戒？尤其李世民第一次失职后更得小心。安邑守军有没有出来阻击？高祖是否先派兵前来歼灭尉迟敬德等？尉迟敬德、寻相是不是在前后夹击下尽丧其军的？——总之切不可听信李世民一面之词。
　　至此，宋金刚军途穷。唐高祖围点打援取得了完全成功。蒲坂、夏县孤立了。《通鉴》说王行本出战而败，粮尽援绝，正证明了这一事实，但太简略了。
　　武德三年正月十四日戊寅，唐军打下了蒲坂，三天后，十七日辛巳唐高祖进入蒲坂。《旧唐书·高租本纪》说高祖还下令祀舜庙。
　　主战场刚胜利，顽固堡垒一被攻克，便很快进入，难道还不是御驾亲征，而是送行？何况高祖一下城马上就要进去的，但中间出现变故，才拖到第三天。参加攻蒲坂的究竟有哪些人，由于李世民隐瞒不清楚了。《通鉴》只说秦武通。但实际上还有一些人起了较大作用。独孤怀恩逃归后就参加了攻蒲坂，而且最先进城。唐高祖准备去他营。
　　由于武德二年闰二月，因此武德三年正月来得晚。据笔者毛算，正月十四大概是阳历二月二十三左右。雨水已过，已是八九，天气转暖。黄河冰开始融化，高祖必须乘船过河。可刚上船便传来了消息，独孤怀恩准备谋反。
　　独孤家族先后出了三个皇后。北周明帝、隋文帝、及高祖父亲都娶独孤家女儿为妻，称为皇后。独孤怀恩是唐高祖亲舅。高祖曾对他说：“下次当是舅舅的女儿当皇后了吗？”独孤怀恩亦以此自负。但野心勃勃的他并不满足，居然还感叹：“我家难道只有女儿才贵的吗？”就与下属元君实等谋反。他们与唐俭一起被尉迟敬德俘虏时，元君实就对唐俭说了此事。并说：“如早点下决心，怎么会有这次被俘受辱。”殷开山在美良川打败尉迟敬德，独孤怀恩趁机逃归，仍得高祖信任，让他带兵攻蒲坂。元君实知道后又对唐俭说：“这表明真命天子不可杀。”
　　唐俭怕独孤怀恩得逞，就对尉迟敬德下说辞，劝他与唐联和。尉迟敬德听从了——这说明由于高祖御驾亲征，河东局势已大为扭转，尉迟敬德意识到形势大为不妙了。后来他降唐功劳得首推高祖，其次唐俭。他依唐俭放出刘世让与唐讲和。刘世让受唐俭吩咐把叛乱消息带给了高祖。世让刚到，高祖已经在船上了，差一点就出事。于是回去召见独孤怀恩。独孤怀恩不知事情已经败露，乘轻舟来当场捉住，并捕捉党徒，于二月二十七日甲寅诛。
　　如不是这场变故，高祖还不会在三天后进城。而是蒲坂一下就进入这极不稳定的城市。然而李世民还说，这不叫御驾亲征这叫送行？！高祖一召唤，大将就来，这还不是他亲自指挥？！
　　李世民中伤父亲无所不至，甚至在独孤怀恩谋反上也要做文章。《通鉴》等都把高祖说：“下次当该舅舅的女儿当皇后了吗？”说成是“戏”，显然又是出于李世民。众所周知，君臣相戏自古大忌，被认作祸乱根子。就这样高祖得了个君不象君的罪名。可司马光等人也不动一下脑筋。高祖这话是表示亲热，准备亲上做亲，可以认作君臣相戏吗？是独孤怀恩自己野心太大，许其皇后还不满足，妄想作天子。这能怪高祖吗？
　　高祖进蒲坂后，李世民轻骑谒高祖。他是自己去的，还是高祖召去的？为什麽去？是探亲吗?是问寒喧暖吗?还是高祖想念儿子要他离开战场来看望？
　　唯一的解答只能是:高祖与他商谈军事。高祖除了他以外就不和别人商谈军事了吗？比如他本准备去独孤怀恩营，难道还是去开玩笑？或攀亲？如果不是，那么高祖难道还不是御驾亲征，亲自指挥河东战役,而是送行？　正月二十九日癸巳，即进入蒲坂后十二天高祖回到了长安。扣去路上时间在蒲坂只耽了几天。这几天中高祖又作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收服了夏县的吕崇茂。
　　对夏县，高祖除了武力围攻还政治诱降。赦吕崇茂罪，吕降，改夏县为夏州，拜刺史。使图尉迟敬德。
　　战争时期，此类权置州县的事很多。奇怪的是许多由县升格为州，得到了记载，有的还很详细。唯有这次无论《旧唐书·地理志》还是《新唐书·地理志》都未见吕崇茂降唐事。《高祖本纪》与李世民本纪都不载，也未见其他传中提到。李世民讳莫如深，就像斗败的公鸡躲开斗鸡场，又像强盗躲开行凶的地方一样。司马光记载了此事但也不知确切时间。只是在武德三年五月壬午，李世民屠夏县时用一个“初“字附带说了。
　　原文是：“初，尉迟敬德将兵助吕崇茂守夏县，上潜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使图敬德，事泄，敬德杀之。敬德去，崇茂余党复据夏县拒守。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其他历史资料更没交待甚至根本不提此事。
　　但司马光说桑显和于武德三年二月甲寅日攻吕崇茂在时间上肯定错了。
　　尉迟敬德击败李孝基是在武德二年十二月一日，离三年二月甲寅即二十日有七十八天。这七十八天里不管河东战役是李世民打的，还是高祖亲征，都不可能对夏县放任不管。应在得知败没消息后，立即派重兵重新围攻。可现有历史资料中竟是一片空白。这是一。
　　据旧唐李世民本纪，宋金刚于武德三年二月以缺粮而遁。该月仅二十九天，如宋金刚是二月二十日前退的，那吕已死，怎么还会有桑显和攻他？即使是二月下旬退的，也无法想象在这短短的九天里，桑显和军队存在下，怎么可能连续发生尉迟敬德南下进入夏县助守（李孝基败没后尉迟就回浍州，安邑身免更应回浍州）、吕崇茂降唐、拜夏州刺史、图尉迟敬德、然后事泄被杀、再尉迟敬德退出夏县、跟宋金刚北撤、夏县复拒唐，这么一连串事件？如夏县内部大乱，桑显和不正好趁机而入？这是二。
　　蒲坂下后，高祖正好腾出兵力顺手牵羊攻下夏县。尉迟敬德两次大败，夏县孤立必然恐慌，高祖怎么会离去？
　　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如果不是李世民捏造——多半是传抄有误。最大可能便是：高祖派桑显和围攻吕崇茂于夏县，不是武德三年二月甲寅，原书写的是十二月甲寅，自然是武德二年十二月甲寅即十九日。也就是李孝基败没后十八天，而不是七十八天。传抄中漏了“十”字。司马光看到既然是二月，就把它摆到武德三年。
　　这样就一切迎刃而解了。经桑显和围攻，吕崇茂看到蒲坂尚且攻下，外援已绝，高祖又许愿当州刺史便接受了投降。桑显和也因此从夏县撤军。高祖看到南方铁砧全去掉了，北方张德政截粮道取得了很大成功，宋金刚屡受挫折且将粮尽，已无力南下（注意着重号），就召李世民到蒲坂把河东战事全托给了他。自己回长安。那么李世民就应该为此后的战局负责。

下面将会说到，对唐高祖开国来说，武德二年一月是最艰难危机的时候，二月才开始发生转机。
　　隰州北面就是刘季真据守的石州，二十四天后刘季真就在据守浩州（西河）的张纶、李仲文攻击下降（但贼心不死，后又叛走）。高祖授他石州总管，赐姓李氏，封彭山郡王。显然他怕成为第二个刘师善。但事情还不仅如此。
　　这二十四天里发生了什么，历史资料一片空白。下灵石后，高祖就接近刘武周本人了，以后他有没有追击？什么记载也没有。只有吹嘘李世民如何追击，如何打胜仗。《新、旧唐书》无论《高祖本纪》还是李世民本纪，对李世民的追击战都只说到介州，而且只与宋金刚打，未与刘武周打过。石州虽然在隰州北面，但路途艰难，它还在浩州西北。灵石下后，浩州之永安县以及介州还在刘武周、宋金刚手里。既然刘季真不是诚心投降那么只要刘、宋还有相当力量，就不会发生投降之事。既然他只是极无奈之下才投降的，那么不是四月下旬李世民在介州战宋金刚时，而是三月二十二日刘、宋已经残破。唐高祖还进入浩州与刘武周打过，时间在三月，不能设想他竟半途而废了。
　　但在此之前，我们得先看一下刘武周、宋金刚究竟有多少军队。
刘武周、宋金刚究竟有多少军队？李世民对自己父亲尚且大加诬蔑，对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是他篡权的对象，还有宰相裴寂都被他大肆诬蔑。本文不能一一反驳，只是希望读者读唐史时，一定要有自己的头脑不要见了风便是雨。
　　这次河东战役，裴寂打了败仗，齐王元吉丢了晋阳，他自然更得大做文章了。
　　但胜败是兵家常事，打败仗的未必都有过错。敌我力量悬殊就不该受指责。我们先得看一下刘武周、宋金刚究竟有多少军队。
　　在说到裴寂、齐王时，李世民说宋金刚只有三万军队，《旧唐书·刘武周传》甚至说只有二万。
　　但说到李世民战绩时又远不止这些了。先不说别的，殷开山美良川大破尉迟敬德斩首二千余级；据说李世民邀击尉迟敬德于安邑，大破之，尉迟敬德、寻相仅以身免，悉俘其众；又追击宋金刚于介休雀鼠谷，俘斩数万人；最后宋金刚尚有二万人，在介休西门与李世民作最后一战。仅此四项就至少得两个三万。
　　何况还有不少战争，胜负总得有伤亡。它们是：武德二年六月寇并州，七月寇浩州浃旬而退；八月拒裴寂，后败裴寂于度索原；裴寂败后晋州以北除西河外城镇俱没，姜宝谊再次为宋金刚所虏；攻晋州，拔之，虏刘弘基；逼绛州；陷龙门；陷浍州；与吕崇茂夹攻裴寂；唐军收复龙门，十二月一日与吕崇茂夹攻李孝基；武德三年正月围绛州；吕崇茂降唐，为尉迟敬德所杀，想必还得杀吕崇茂手下降唐派；据说李世民追击寻相于吕州，大破之；另外齐王元吉从晋阳退出后，路上不知是否遇到过宋金刚阻拦？以上这些伤亡加在一起，宋金刚得多少军队？至少七八万，可能十万了吧！尤其如相信李世民于吕州大破宋金刚，那就得超过十万了。
　　一个二、三万，一个至少七八万，我们得相信那一个呢？答案只能是：李世民故意缩小宋金刚军队，以贬低李元吉和裴寂，又夸大自己的战绩，两者兼而有之。在研究唐朝开国史时，我们经常会看到李世民的这类表现。
　　尽管李世民说谎，宋金刚仍然可能有十万军队。李世民一次歼宋金刚数万虽然是大话，但我们已经知道，高祖第一次走后李世民打过败仗，高祖回来扭转了战局，宋金刚退却，所过州县不可能都不打就弃，尤其在灵石，拒过高祖。这些真实的消耗填补了李世民夸大的数字。
　　宋金刚尚有如许军队，那刘武周呢？答案很明白，他自统的军队绝不可能比宋金刚少。他不可能把很多军队交给宋金刚。他也要打并州、打浩州、防隰州、护粮道、守已攻下的并州永安等、还要战略预备队。因此如果估计刘宋两人合计二十万不能算过分。无怪乎高祖要起倾国之师了。有人可能会认为河东北部贫瘠，不至于有如许多军队。唐高祖开始责备齐王、裴寂可能也是这个理由。但当时中国大乱，大批百姓从河北逃入突厥。贞观时期回来的尚有百余万，五人一丁就可得兵二十余万。刘武周得到突厥支持，突厥要给中国添乱，完全可能在这些人中强征兵给刘武周。河北百姓直接逃入刘武周盘踞处也并非不可能。宋金刚原是魏刀儿部下，魏刀儿有十万军队，兵败，宋金刚投靠刘武周，魏刀儿残部也完全可能追随而去。因此宋金刚投靠刘武周的军队四千,可能仅是本部。刘武周地瘠民贫军队多，必然要扩张。
　　但刘武周宋金刚兵多势大，最有说服力的不是别人，正是李世民自己的话了。唐高祖亲征河东——李世民说是他征的，但不管怎么说，唐军已倾巢而出。已不是李仲文、裴寂的时候了。据《旧唐·李道宗传》说，李世民曾登玉壁城望贼，回头对李道宗说：“贼恃其众来邀我战，你看怎么办？”李道宗承认宋金刚乘胜，锋不可挡，难以力竞，当以计屈，建议深沟高垒，待粮尽可不战而擒。既然如此，那刘武周宋金刚军队众多是颠扑不破的事实了。可他贬低齐王与裴寂时，又硬说宋金刚仅二、三万人。
　　对齐王元吉与裴寂理应宽容，众寡悬殊情理所在。倾国之师尚且难以争锋的敌军，要部分兵力来抵挡，实属苛求。
　　总的来看，唐一开始对刘武周宋金刚实力估计不足，军事上犯了逐次添油的大忌。开始派太常卿李仲文救并州，李仲文被俘逃归，后来便是裴寂、刘弘基、李孝基以及李仲文第二次败绩。但高祖起倾国之师扭转局面以后，就不该再打败仗了，所以只有李世民打败仗才不可原谅。
　　兵力捉襟见肘也是唐逐次添油的原因。武德二年初，张善相来降。为王世充攻，粮尽，唐无救兵，四月二十五日癸亥，城陷，善相骂王世充极口而死。大老实人唐高祖说：“我负善相，善相不负我也！”那时唐已战线太长兵力不足了。
　　但这就得怪李世民与他的死党李靖。《李世民兵败泾州》将说到，武德元年他损失了唐大量兵力。《李孝恭打下半壁江山》将说到，正是李靖在武德二年拉长战线，攻萧铣，结果兵败荆湘，被萧铣军打到通州。准备进逼成都。
　　而齐王元吉开始（武德二年四月十八日丙辰）能击退刘武周，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当介州、吕州、晋州等均落入刘武周手中时，能将精锐带出晋阳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为了保存实力，晋阳必然在刘武周重重包围之下。附近榆次早就落入敌手，而绝不是李世民所说仅仅受逼。事实上元吉刚出，刘武周军已到城下，在薛深配合下拿下了晋阳。他往南经过敌占的介州、永安、吕州、晋州，难度超过了敦刻尔克。不妨称为晋阳奇迹。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是罗贯中的谎言，但李元吉如没过关斩将的勇气与能力是不能把精兵带出来的。李世民说他胆小弃城而逃，完全是造谣污蔑。他又特别指出他把妻妾也带了出来，企图引起人们对他的憎恶。可他要元吉怎么办？是让她们自杀？还是让堂堂大唐王妃被俘受辱？齐王元吉的妻子未被刘武周污辱，却在玄武门阴谋后被李世民强占了。
　　刘德威、武士逸、刘政会率老弱守城，掩护齐王突围更是自我牺牲。城破被俘，刘武周让刘德威率本部兵，去招降浩州（西河）他就乘机逃回。高祖亲自劳问。刘德威报告了刘武周虚实，和晋州、绛州诸部利害。高祖都嘉纳了，并封刘德威彭城县公（见《旧唐·刘德威传》），处理合情合理、是非分明。武士逸与刘政会则在刘武周营里设法送出情报，及刘武周平，回来高祖甚见慰勉。武士逸数陈时政得失，高祖每嘉纳之（亦见《旧唐》本传）。可见高祖岂是李世民所说的平庸之辈同样不能指责裴寂的度索原之败，也不能指责他讨吕崇茂时，被宋金刚南北夹击所败。李世民说裴寂军失亡略尽，完全是夸大其词。如真如此，后来哪来的军队讨吕崇茂的？敌强我弱下，他在虞、泰二州坚壁清野，移民于城，措施得当。虞泰二州七县至少还有五县及不少堡寨未落入敌手。如他军队失亡略尽了谁来守城？龙门既然说陷落过，哪什么时候由谁收复的？李世民也不肯说，显然他去柏壁时，龙门已在唐手中，收复者只能是裴寂，被李世民抹去了。
　　李世民指责裴寂坚壁清野是“性怯，无将帅之略。”可——如果事情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到柏壁后不也主张坚壁清野？李道宗也如此，只有他坚壁不出不算胆怯，也许他伺机四出抄略表明了他的胆略了吧！裴寂是在河东危急时主动请缨的。按曹操说法，危难时口出大言者必有大才。因此裴寂乃大智大勇，绝非无将帅之才。当时宰相中还有萧瑀、陈叔达都是李世民党徒，在玄武门阴谋中，逼高祖退位。他们为什么不去打刘武周？别人打天下他们袖手旁观，后来谋夺胜利成果还说风凉话。
唐高祖围点打援，坚壁清野，裴寂是首倡者。因此河东战役胜利裴寂也是有功的，不在李世民之下。李元吉也是。宋金刚就是在粮尽，加上屡受打击下兵疲退却的。因此唐高祖开始征裴寂入朝，责其败军，下吏，后来释放，宠待弥厚，是赏罚分明的。
　　有人说：“刘文静浅水原之败，贬落不偶以至于诛，裴寂位任如故，唐高祖以赏罚上下其手矣。”这一指责极不公正！浅水原之败，唐军多，薛举少。《唐书》、《通鉴》都说是：“恃众不设备”，而“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性质不同不能类比。唯一不公正的是，李世民把战败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见拙作《李世民兵败泾州》）。殷开山没有因为当替罪羊被杀，刘文静当然也不是。更荒唐的是李世民把刘文静之死，归罪于裴寂说是他下的谮言。可裴寂此时正在河东打仗，从六月癸末出发到八月刘文静死，相隔六十八天。司马光明知蹊跷，还不肯放弃李世民造的谣，胡乱猜测是裴寂早先说的。其实真正谮杀刘文静的嫌疑犯，不是裴寂，正是李世民。刘文静死前正与他镇守长春宫，这将在《李世民兵败泾州》中详细讨论。
　　李仲文、独孤怀恩都打了败仗，高祖都没处分，依然让他们带兵。刘弘基丢晋州逃归，高祖慰谕之，授左一总管。李孝基不也打了败仗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片面指责李元吉与裴寂呢？还说高祖上下其手。本人其它文章，如：《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唐高祖起义晋阳》、《李世民兵败泾州》都将指出李仲文、姜宝谊是李世民的部下，高祖让他们援晋阳，也就是叫李世民援晋阳，打刘武周。因此他们打败仗，也就是李世民打败仗。李世民那时正在长春宫，他在干什么？全国打仗他在休息？河东危机他没责任？
　　李世民负责打援，却让尉迟敬德从眼皮底下过去，夹击李孝基使败。可现有历史资料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新唐书·李孝基传》说是独孤怀恩挟异计，跟李孝基说：“夏城坚固，攻的时间长，宋金刚在近，内据外强，必然一败涂地。不如顿兵待秦王破贼，则夏县自孤，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李孝基听从了导致失败。这显然又是李世民造的谣，反正他们一个谋反被杀，一个牺牲，没法跟他辩白了。假他们的口把罪责推给他们，又把自己捧成打天下非我莫属的英雄。众所周知只有军队展开攻城时，才最容易被外来夹击打败，扎寨固守在旁应更不怕夹击。《通鉴》说：于筠主张急攻，独孤怀恩请先成攻具然后进，未说坐待李世民破宋金刚，这才近于事实。

谁消灭了刘武周主力——河东战役第三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河东战役我们只见李世民战宋金刚，从未见他跟刘武周直接接触交锋过。《新唐·高祖本纪》说四月二十八日壬戌，李世民与刘武周战于洺州，败之——这完全不可信。洺州即今河北省永年县，当时在窦建德手里，河东战役怎么会打到那里去？从时间上说，正是李世民与宋金刚战于介休后不久，宋金刚败，尉迟敬德与寻相仍据守介休，应该继续围攻才是，他也不可能一下子飞出几百里到洺州，所以司马光也不采纳。（下面见地图三）
　　刘武周亲率的军队当然不是李世民消灭的，不然历史记载怎么会是空白？《旧唐书》各种人物传记都没有。
　　刘瞻拒过刘武周，但那是刘武周极盛时期，当然不可能消灭他的主力，只足拒守浩州。
　　王行敏在潞州击破刘武周入侵，也仅此而已。
　　刘武周后来又数攻浩州，为李仲文、张纶击败，具体知道日期的有两次。一次三月初二日乙丑，李仲文击走张万岁，俘斩数千人，另一次三月二十一日甲申，行军总管张纶败刘武周于浩州，俘斩千余人。但李仲文、张纶先是打了败仗，后来退到浩州（西河），与刘瞻合守浩州，只足以自保。《旧唐·赵文恪传》称之为“城孤兵弱“，他们有如此成绩已很不错了。李世民柏壁打援未尽责，远在他们之下，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歼灭刘武周主力。
　　既然城孤兵弱，在刘武周主力存在下，他们绝不敢离开浩州，去石州打刘季真。因此三月二十二日乙酉，唐高祖授刘季真石州总管前，刘武周主力已不再存在。
　　现有历史资料只说李世民先在介休与永安之间的雀鼠谷，打败了宋金刚，四月二十二日丙申以后又在介休西门，再次打败了宋金刚。后来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以介休与永安降唐。刘武周大惧，弃并州北走突厥，所率仅五百骑（见《旧唐·刘武周传》）。他亲率的主力到哪里去了呢？他什么时候离开浩州去并州的？这又是一片空白！
　　唯一的解释便是刘武周与唐军在浩州（包括西河与永安两县，州治西河）决战过，兵败退入并州。统帅只能是唐高祖，据《旧唐·地理志》，正是这武德三年，高祖还把浩州改为汾州，并割并州之文水县来属。——刘武周的主力是高祖亲自消灭的，高祖还一直打到并州文水，亲自收复了文水。
　　《旧唐·地理志》又告诉我们，汾州离京师1206里。从高祖在三月二十二日授刘季真官，到四月九日壬寅回到京师，仅十七天，只够路上时间。何况高祖还于四月三日丙申祠华山——这当是感谢神仙保佑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高祖在授了刘季真官后，必须立即回师，因此消灭刘武周主力只能在此以前。前面已经说过，刘武周当然不会把自己军队都交给宋金刚，不会没有自己亲率的主力，如不是唐军另有主力正在与他打，或他的主力已经被歼灭的话，那无论雀鼠谷之战还是介休之战，他必然与宋金刚合兵一处决不至于袖手旁观。他不是一直在寇潞州、围攻浩州？二月十一日他从潞州退兵以后，就只剩下攻浩州西河了。宋金刚灵石拒高祖时，他与高祖已很近了。灵石攻破就与高祖直接接触了。介州与浩州之间只隔着一条河，如果只是李世民与宋金刚打，那他怎么不去支援？雀鼠谷之战在介休西边，《通鉴》说李世民夜宿西原（注意着重号），倒像是宋金刚拼命想过河，受到阻击。因此雀鼠谷之战最可能就是在三月，与高祖与刘武周决战同时，而且正是一场阻击战。而不是主力决战。
　　《新、旧唐书·刘武周传》雀鼠谷之战均无具体时间。《旧唐·高祖本纪》与李世民本纪只简单地提战于介休，未提雀鼠谷。《通鉴》写于四月二十一日甲寅李世民加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以后，但纯属模糊数学。因为他把所谓的李世民吕州之战，也写在这以后，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史籍中往往把同一事件的起始、延续与结尾写在一起，这不鲜见。司马光知道这一点，也常这样做，屠夏县就是例子。他看到的资料是这样就照抄了。《新唐书·高祖本纪》干脆就定在加益州道的甲寅日，显然是误解。这正是历史被李世民等篡改的结果。
　　说雀鼠谷之战发生在三月丝毫不是把李世民往坏处想，而是往最好处想。如该战的确发生在四月二十一，那一定是李世民在一月之败中，兵力损失至所剩无几了。高祖下灵石、战宋金刚，只好让他袖手旁观，待自己歼灭了刘武周主力后，替他补充了兵力，才把歼灭宋金刚残部的任务交给他，自己回长安。
　　但正因为宋金刚也已为高祖重创，所以李世民虽然损失惨重仍可与宋金刚一战。因此雀鼠谷之战仍然可能是三月的阻击战。高祖在浩州歼刘武周时，宋金刚企图与刘武周会合，高祖就把阻击的任务交给他。——残部与残部的战争。雀鼠谷恰恰在浩州的永安县与介休之间。
　　李世民也的确补充了兵力。秦武通原是攻蒲坂的离高祖远比离李世民近得多。他本应是高祖亲自统帅的，但参加了介休西门之战（见旧唐李世民本纪）。可见高祖后来把他调拨给李世民了。据《新、旧唐·刘弘基传》，刘弘基被俘后逃到高祖那儿（注意着重号），“高祖慰谕之，授左一总管”后来带兵二千从隰州去西河。准备断宋金刚后路，但未成功。宋金刚遁走，他尾追到介休，才与李世民合军（注意着重号）。可见他的确在后来（注意着重号）调拨给李世民了。《新、旧唐》错在说他跟李世民屯柏壁，从他走隰州看就不当如此。所以有这些捏造全是为了抹煞高祖，把一起功劳归于自己。还有李世绩从窦建德那儿逃回，——那已是武德三年一月甲午即三十日，到达京城（注意着重号）。他也参加了介休西门之战。可见他刚回到长安就跟高祖去河东了。当然是高祖第二次去河东，然而补充给李世民。
　　《通鉴》说李世民于吕州大破寻相后，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合至高壁岭，刘弘基执辔谏曰：“大王破贼追到这里，功已经足够了。如此深入不止，不爱自己也得考虑士兵饥疲，应留壁此地，到兵粮都到了再进也不晚。”李世民说：“宋金刚已败残，如不趁此机会，让他苟延残喘，再攻就难了，我精忠报国，哪能顾自己。”——这全套都是谎言，都是给李世民贴金。既然刘弘基在介休才与他汇合，哪能在此以前谏他呢？至于什么二天不吃饭，三天不解甲，军中只有一羊，分而食之，那些自吹自擂的话也只好姑妄听之了。《旧唐》说宋金刚二月退，如追得那么快，何止于四于二十一日才有介休之战？所以在时间上各记载都说不圆，只好模糊过去。何况高祖至少三月下的吕州灵石，他到四月下旬才战介休，不管雀鼠谷之战是在三月，还是四月二十一？他都延误了战机。

刘武周失败除了战争非正义外，在军事上也犯了大忌。那就是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分散。尤其不该打潞州。开始刘武周还比较谨慎，以次下榆次、石州，在晋阳被齐王元吉拒却后，下平遥、介休，攻浩州，对晋阳取包围姿态。此时刘武周与宋金刚靠得很近，补给线也不长。但在两破李仲文，尤其在介州破裴寂，追击至下浍州，陷龙门时，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本战线已经拉得很长，宋金刚与刘武周已相隔很远，西河也未下，成了心腹大患。可刘武周不是集中兵力先攻下西河，然后南下与宋金刚靠拢，而是分兵去打潞州，攻西河仅交给张万岁。结果造成兵力分散，西河又老是吞不下去。又让张德政钻了进来危害粮道。最后被高祖各个击破。他应弃潞州于不顾，先集中兵力攻下西河，扫清唐军在北部的据点，然后南下先攻下隰州，再与宋金刚合力攻下绛州，然后与王行本夹击围攻蒲坂的唐军，使蒲坂解围，运入粮食。据《旧唐·独孤怀恩传》“虞乡南山多群盗”，解县令荣静也不可靠。如再得他们配合，河东西南将不再为唐所有。然后再去解决潞州不迟。如郭子武确有叛意的话，那还可传檄而定。这也只能说反动势力必然过低估计人民力量。他们没有估计到西河的抵抗会那么顽强，西河军民功不可没。下面作一总的描述。
　　他们分散了兵力，高祖得以先击败宋金刚。加上粮食缺乏，宋金刚不得不后撤。高祖追击，同时派刘弘基从隰州道趋西河，去断宋金刚后路。多半因刘师善在隰州谋反，使刘弘基未能成功。宋金刚得以据守灵石拒唐。刘武周并非不知道西河是心腹大患，一直由张万岁攻着。但未估计到防守会那么顽强，派兵不足一时攻不下。到宋金刚顶不住唐高祖攻击，不得不后撤时，刘武周才急急忙忙放弃对潞州的进攻，撤军助攻西河。——在潞州，打下长子、壶关后他不可能不继续攻击，为王行敏所拒。宋金刚败，他不得不缩小战线，让宋金刚阻击高祖，集中兵力打下西河，然后与宋金刚合军对付高祖，但已来不及了。——这就是说二月十一日乙巳王行敏击破刘武周军，正是宋金刚刚被击败之时。也就是说二月六日庚子高祖到华阴，然后第二次进入河东后几乎立即击败宋金刚。所以说高祖在七、八日渡河，九、十日就打败了宋金刚，时间误差最多一天。宋金刚一路退到灵石顽抗，刘武周正猛攻西河。但高祖很快于二月二十七日解决了刘师善，接着又攻破了灵石。宋金刚只好逃到介休。刘武周只好放弃对西河的攻击，让张万岁回到永安，准备与高祖决战。因此三月二日李仲文于浩州击走张万岁，正表明高祖刚下灵石。时间二月二十九日或三月一日误差最多一天（二月仅二十九日）。李仲文俘斩的数千人，当是在长期的防御，及张万岁退走时可能的追击中累计的。高祖兵分两路，自己率主力进入浩州与刘武周决战。派败残的李世民军，到介州去，阻止败残的宋金刚军，西向与刘武周汇合。李世民的兵力也可能得到了补充，如刘弘基从隰州赶到灵石时，高祖已北上，就可能在此时到介州与他会合。——当时唐朝其他战场的危机尚未解决，或刚有转机，（《李孝恭打下半壁江山》将说到就是该月复开通两州的）对唐必须速战，刘武周利于缩成一团拖延时间。但是不到二十天，还是打败了刘武周，歼灭了他的主力。此时宋金刚想与刘武周会合，在雀鼠谷受到了李世民的阻击。所谓一日八战皆破之，实际是皆阻击之。俘斩数万人是他吹牛。晚上就宿于雀鼠谷西原。刘武周决战时，张万岁率小部分兵守永安。结果刘武周军大部被歼，只好向并州逃去。宋金刚也只好退回介休。刘武周残部路过西河，又受到守西河的张纶拦击，被俘斩千余人。这样刘武周逃到并州的兵力就微乎其微了，只身逃回也未可知。这天是三月二十一日，所以《通鉴》只说张纶败刘武周于浩州，未说刘武周围浩州，或寇浩州被破，因为这是拦截战。由此可见高祖与刘武周决战并歼灭其主力当是三月十九日或三月二十日，误差最多一天。高祖也追击到西河，让刘瞻守西河，张纶与李仲文去石州对付刘季真，自己则继续追击刘武周到文水，下文水。看到刘武周已不足屡，便不再追击，回师。同时把文水划入浩州，并改浩州为汾州。刘季真听到刘武周垮了，大惧诈降。所以三月二十二日即第二天，高祖就任他为石州总管，赐姓李氏，封彭山郡王。这只有高祖才有权利，高祖如不在现场，连信使往来都来不及。高祖回师，经介休时帮李世民补充了兵力，把李世绩、秦武通拨给他。可能还有另外补充兵力，把消灭刘、宋残部的任务交给他，自己回长安。唐高祖所以两次都匆匆而回，那是当时唐军在其他战场都在打仗。裴寂是武德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癸亥，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的。可七月十八日甲寅，刘弘基尚遣种如愿袭王世充河阳城，不久就调去守晋州。八月十日丙午，秦武通还在洛阳打败了王世充将葛彦璋，不久参加了攻蒲坂。李世绩也在黎阳。为了对付刘武周，高祖从其他战场抽调了不少兵力去河东，这对其他战场显然不利。
　　武德二年十月二十日，高祖为去河东到华阴不久，淮安王李神通、李世绩便被窦建德打败作了俘虏。王世充则打败杀死了李公逸、李善行，高祖竟不能救。关东形势急转直下。直至武德三年二月窦建德还攻击了归唐的李商胡，唐无军策应。一月萧梁打到开、通两州进取成都。加上李世民一月底兵败，这是唐最艰难的时期。李世绩逃回，本来应是向唐高祖讨救兵，去策应李商胡救关东战场的。结果关东顾不上，反跟着唐高祖参加了河东战役。这正证明了河东又陷入危机，李世民打了败仗（谁如一定要说高祖没去河东也一样，反正李世绩不救关东去河东，说明河东比关东更危急，李世民逃不脱一月底兵败的责任）。
　　由此可见唐高祖实在十分忙碌，决不是在长安安坐当皇帝。文水所以划入浩州，那是因为晋阳未下，并州只有一县属唐，无所统辖，浩州也因此改为汾州。尽管刘武周已残破，高祖也进入了并州，但竟无时间去亲自收回晋阳。从而为李世民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提供了有利条件。四月三日丙申到了华山，祠华山以感谢神仙保佑，打败了刘武周。九日壬寅回到长安。
　　正因为高祖第一次匆匆而回师也是为了救关东战场，所以李世民一月兵败对以后关东战场的败绩，如李商胡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加上李靖造成的荆湘川之危机，唐朝面临全面崩溃的险境。无怪乎刘师善会起谋反之心，他以为唐朝完了，急于为自己找出路改换门庭。
　

　　据李世民说，齐王元吉失太原是他早就为政不善。最初告齐王元吉状的是宇文歆。说他性好猎，曾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蹂践禾稼，放纵亲昵，夺民财物，境内六畜，因此殆尽。还当衢射人，观人避箭，以为笑乐。还有什么分遣左右，戏为攻战，互相击刺，毁伤致死，夜开府门，宣淫他室。罪名种种。据说因此百姓怨毒，各怀愤叹，齐王元吉因此免官。但是最有说服力的是百姓并未怨毒。正是并州父老诣阙请留，齐王元吉得以复为并州总管。可见他在并州极得人心。从闰二月二十二日壬戌免官，到三月十五甲申复官，仅二十二天。从晋阳到京师一千三百六十里（见《旧唐·地理志》），来回就是二千七百二十里。并州百姓一定是一听到齐王被免官，便群情不能平，派代表急急赶到京师为齐王鸣不平了。
　　对齐王怨毒愤叹以至迎刘武周攻晋阳的“百姓”也确有一个，那就是土豪薛深。
　　《旧唐·刘政会传》称刘政会留守太原，内辑军士，外和戎狄，远近莫不悦服。可镇太原的是齐王，刘政会只是他下属。因此这应是齐王在太原政治的真实写照。刘政会是武德重大功臣。但李世民篡弑上台一样受冷落，封四十三功臣（？！）时竟被遗忘，第二年才补上。也属最底一等。许多事微不录或旧隋腐朽均在他之上。武德功臣中他还算命运较好的。（见拙作《血腥的玄武门阴谋》）
　　宇文歆纯属诬告，大敌当前，使主帅受此挫磨，这有利于战事吗？宇文歆罪不容诛！
　　众所周知，酗酒、好猎、贪色、喜游乐的不是别人正是李世民。至于戏为攻战，互相击刺，毁伤致死，李世民的儿子废太子就是如此。莫不是把自己儿子的罪过移到弟弟身上了？
　　或许齐王的确经常打猎，也的确把左右分为两队，互为攻战。大敌当前，这当是军事演习以备战。现在演习不也是分为红蓝两队，其中也难免伤亡。齐王免官是在闰二月二十二日，宇文歆诬告当早些。狩猎攻战当在冬天。这正是古代军事演习（狩猎）的时候。齐王元吉未夺农事，也不可能蹂践禾稼。这样李世民、宇文歆更是颠倒黑白。积极备战是功不是过！无怪乎齐王的军队能从刘武周、宋金刚的重重包围中冲出来。
　　李世民又借高祖之口说，晋阳粮支十年，这又是谎言。高祖起兵，裴寂交出九万斛粮食。虽不是唯一的一笔，当是最大的一笔。　按每兵日食二升半计，仅供一万军队吃一年。高祖南下三万，四个月就可吃完。刘武周南下，农业全废，秋收未及。齐王九月辛巳十一日冲出晋阳时，多半粮食已尽。

　　李世民无谣不造，篡弑上台后，攻击太子、齐王通于尹、张二妃。连司马光都不敢相信。所谓宣淫他室大概就是这类货色。尹、张的儿子都在贞观初，年纪小小便死了。张婕妤被废为庶人，说不定同时被害。
令人吃惊的是，齐王从太原带精兵突围而出，正是宇文歆所谋，高祖差点斩了宇文歆。宇文歆倒正是借此逃出太原了，可李世民光指责齐王，反为他说好话。他们想必是一党。宇文歆也确实常跟从李世民。齐王元吉后来没受处分，当然不该受处分。不久担任侍中，任稷州刺史。稷州在关内分雍州置，乃富裕之地属厚遇。《旧唐·地理志》“武德三年，分雍州之武功、好畤、盩厔、扶风四州置稷州。”唐高祖为了褒奖齐王元吉而专门分置的。又让他担任襄州道行台尚书令（见《旧唐·巢王元吉传》）这是派他去打王世充。尽管李世民竭力抹煞，该传还是留下了他的一些战绩。然而在野心勃勃、行为卑劣的李世民看来，这又是污蔑父亲的好机会。唐高祖又被说成行赏罚上下其手了。
　　河东本是高祖起兵之处，所到之处军纪严明，开仓放粮百姓拥护。以后就算齐王元吉象李世民所说那么顽劣吧！至少还有刘政会“内辑军士，外和戎狄，远近莫不悦服”。可被善于抄略的李世民一搅，竟成了“寇盗”充斥的地方。后来窦建德与唐争天下，凌敬及窦妻都主张不要支援隋朝腐朽势力残余王世充，而主张攻河东。不能说与唐此时在河东不得人心有关。至少屠夏县必使民心震骇，这在武德四年四月离李世民夏县屠城还不到一年。
　　李世民给齐王所加的另一罪名就是刘武周带五千骑到黄蛇岭，齐王以步兵百人遣车骑将军张达先尝之。张达不肯去，齐王强遣之。去后全军覆没，张达愤怒引刘武周攻陷榆次，进逼并州。李世民就说这是元吉处置不当，造成后来失利。
　　所谓“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火力侦察。在战争中是正常的事。军令如山，即使明知必死也没有理由不服从，也未必都死了，张达先临阵畏缩，后又叛变投敌，罪大恶极。焉知全军覆没不是他卖队投敌，根本未战？
　　李世民就自吹曾多次尝敌,大抵值得怀疑,是把败仗被困，说成尝敌遇险。一月兵败说成觇敌,算是其中一次。这说明他在其他场合也承认尝敌是正常的事。可为加罪于齐王，给自己篡权制造“根据“，连起码的常识也不顾了。竟为先临阵畏缩，后又叛变投敌的张达说话。
　　战薛举时李世民军大枪大掠，这个先河一开，军队纪律就很难再受约束。军纪败坏当就是他放纵的结果。可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虽备受他诬蔑，却还从未说他们军纪败坏的。打下半壁江山又被他拘禁的李孝恭，也军纪良好。唐朝开国，军纪从总体上说是好的，就是李世民所率军纪坏。他的死党程咬金，在高宗时打贺鲁，对前来归附的西突厥各部大抢大掠（唯苏定方不受这不义之财）。加上逗留不进，受到了高宗的严处。这个冒牌的武德功臣，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李靖在贞观四年灭突厥时，也是御军无法纪，掳掠俱尽，却受到了李世民慰抚。
　　裴寂败于介休，据李世民说他逃得特别快，一日一夜驰至晋州。从介休到晋州至少近四百里路，造谣过头就难以使人相信了。何况吕州尚在唐手，包括最北段灵石中有守军。裴寂就算胆怯，总也得想到以吕州及各县的守军保护自己。（或许裴寂感到贼势浩大，利用敌军南下需要时间，把军队交给别人，自己轻装赶到虞、泰坚壁清野。）

李世民被撤职
　　众所周知李世民说他在武德元年十二月二日壬申担任太尉。在自吹武德二年五月十五为左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时，他还特别声明，其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并如故。大概那时他确仍是太尉。
可在这以后再也没有听说他任太尉。武德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甲寅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时，就再也没说其太尉如故。这正是高祖一月二十九日回到长安又急急赶回河东以后，又是李世民与宋金刚残部久战未胜之时。是不是他在一月底大败使河东形势急剧恶化，已被撤去太尉之职了？
　　这绝非无端猜测。
　　唐朝官制，职事官最高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均正一品。太尉高于司徒、司徒高于司空，这三公均可设可不设。要设只能有一人，又一人不能兼二职。也就是当了司徒就不能兼太尉，当了太尉就不能兼司徒。
　　可在武德四年十月五日己丑，由于平定了王世充、窦建德，齐王元吉担任了司空，他当了司徒。既然太尉司徒不能兼得，那说明在此以前他早就不是太尉了。
　　李世民被撤职了！他在河东打了败仗，且为政不善。
雍州牧即使还在也大大褪色了。据《旧唐·地理志》武德三年雍州被肢解，分出稷州、泉州，大大缩小了。前已说过，稷州刺史是齐王元吉。齐王上升，他却下降了。
　　尚书令估计未撤（尽管他从未尽过尚书令之职）。所以李世民篡权后大家都避尚书令，从此唐朝再无尚书令。——这还是正二品官，但是大家并不避正一品的太尉。这说得过去吗？可见李世民确实被撤职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更迁怒于夏县百姓，血腥屠城。
　　到平定王世充、窦建德，他也仅为司徒，未恢复原来地位。齐王不比他低多少。本来就不是他一个人功劳。可见拙作《唐高祖亲征王世充》。
　　武德九年二月庚申，李世民连司徒职务也被撤去了。齐王元吉担任了司徒，裴寂担任了司空，既然司徒只能一人，李世民还能是司徒吗？也没听说别的职务补偿。《民族英雄唐高祖大败东突厥》将说到，武德八年八月突厥入侵，他打了败仗。所以九年六月高祖就没让他去，而让齐王去，还要他把私房军队交出，调拨给齐王统帅。
　　李世民早就在阴谋篡权了，就在这外敌入侵时，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血腥的玄武门阴谋，完成了逼父、弑兄、屠弟、灭侄、排斥武德功臣的“伟业”。高祖的迁都、移民、均田伟业均被中断。还与东突厥订立了屈辱的便桥之盟。中国进入了贞观永徽之乱。
　　李世民吹嘘说，武德四年十月五日他担任了天策上将，那是他的功劳大得不得了，再无官职可授而特设的。他把牛皮吹到天上去了！天策上将乃次而又次的官。限于篇幅这儿不再详述，求真知者自去看书。（暑假我曾在复旦BBS提出过，但不久面目全换，也不知是否有人回答？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希望看到有人解答。）

污蔑父亲、令人发指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李世民得逞后就大肆篡改历史，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过错归于别人。不但对兄、对弟、对武德功臣，大加诬蔑，横加罪名，抹去功绩，轻则冷落，重则身首异处。还对父亲大加诬蔑，仅这次河东道战役，前面揭穿的已触目惊心。这儿再举一例。
　　既然河东道是唐高祖御驾亲征，是高祖二次挽回败局，是高祖亲自指挥打下了久未攻克的蒲坂，又是高祖亲自追击宋金刚至少到灵石，最大可能还在浩州歼灭了刘武周主力，并进入并州文水县，那末，高祖自然是大智大勇，英明的统帅。事实上早在起兵以前，高祖打突厥便表现了惊人的胆略，使突厥望而生畏。可李世民却把高祖说得极其胆怯、平庸、畏缩。而把自己说得极其英武。据说宋金刚陷浍州后，关中震骇，高祖出手敕准备放弃河东。说他认为；“贼势如此，难以争锋，宜弃大河以东，仅守关西而已”。而他上表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贵，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翼平殄武周，克复汾、晋。”这样的谎言实在令人发指。难道这些道理高祖都不懂？难道他就甘心自己起兵之根据地落入敌手？那起兵又是为了什么？
　　何况收复河东也不是靠三万兵，而是倾巢而出。三万兵根本不够，还从王世充、窦建德战场抽调了兵力。为了集中兵力打击当时最大、最危险的敌人，王世充窦建德战场作出了重大牺牲。卫州、黎阳失陷，李神通、魏征、李世绩落入窦建德手。徐元朗等叛。尉氏、汴州、亳州均落入王世充手中。夏侯端、朗之楚出使均受磨难。雍丘不能救，李公逸、李善行被王世充所害。李世绩、李商胡于窦建德军中起事归唐，高祖第一次去河东后，匆匆而归，多半是为了接应李商胡，扭转王、窦方面局势。结果竟不能去，不得不匆匆而返回河东，李世绩也跟到了河东，以至李商胡被窦建德攻杀。李世民一月兵败带来了严重后果。可他竟还说他父亲胆怯。李神通也因失败在后来受他的指责。
　　一代开国英主竟被诬蔑到这种地步！可后世封建史家居然都相信。本来连屠夏县都要归罪于父亲的人，什么谣言造不出来？
玄武门阴谋前夕，李世民在高祖面前诬告太子和齐王。除了说他们淫乱后宫以外，还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真是血口喷人！
　　当时他在高祖面前能够厚着脸皮归功于自己的还只有王世充与窦建德。他不能把刘武周、宋金刚之灭归功于自己，不然只能引起高祖厌恶，会说：“刘武周分明是我打下的，你只会闯祸。”高开道、李规、萧铣、林士弘、辅公祏的灭亡，与梁师都的削弱与他毫不相干。至于薛举，他打了大败仗，损失惨重。后来也极胆怯，只是薛举内部解体才使他侥幸成功，还是不提的好。与东突厥作战他两次大败，更没法吹嘘了。刘黑闼、徐圆朗反，完全是他闯下的大祸，最后太子解决的。可见他自己明白自己能够吹嘘的最高限度，当时还仅限于王、窦二人。实际情况自当别论。可见拙作《唐高祖亲征王世充》。
　　这时，他也没法把晋阳起兵、西河之战、霍邑之战、败屈突通，乃至下长安，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那一直是高祖在领导。西河之战太子为统帅。霍邑之战，唯有他败得一塌糊涂。攻下长安，平阳公主起了极大作用。他污蔑太子、齐王是为王、窦报仇，那他发动玄武门阴谋，就是为高德儒、阴世师、骨仪乃至一切旧隋腐朽报仇了？事实也确如此，他后来吹捧阴、骨，污蔑高祖杀阴、骨是报私仇。玄武门阴谋得逞后，他搜罗的一大批旧隋腐朽、奸佞大可弹冠相庆了。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李世民打天下没有什么功绩，那后来他又怎么上台掌权的？
　　这又有什么奇怪！自古以来打天下立下卓越功勋，却未能坐天下，让那些专搞阴谋诡计的篡了权的多了。法国大革命马拉、艾贝尔、罗伯斯庇儿都被杀，热月党篡了权。1848年革命，路易·波拿巴政变。西汉末年绿林、赤眉都杀头，常败将军刘秀作了皇帝。后羿推到太康，寒浞夺得政权。孙中山闹革命，袁世凯当总统。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关于“天策上将”的职位问题，找到了这个，呵呵~~~不知道确否，达人来看看

天策上将
本来这应该是在唐高祖亲征王世充里的内容，由于受到黑客入侵，资料大量毁灭，文章不能写下去，所以现在单独成文看看李世民吹嘘的天策上将究竟是何方神圣。
　　李世民说，由于他的功劳大得不得了，以前有的各种官号都不足以奖励他的功劳，所以唐高祖特别另设官名叫做天策上将，让他来当。后世的封建世家都津津乐道，一直到现在许多人还信以为真，并以此作为李世民在唐朝开国时功劳特别大的“根据”——但是，这又是谎言。
　　这一说法的最最完整表达，见于欧阳修的《新唐书》。《新唐·李世民本纪上》这样说：
　　　　高祖以谓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
《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九·高祖武德四年》进一步，说：
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以齐王元吉为司空。
但这首先是李世民吹出来的，《旧唐书》虽没有说功劳大得不得了而特设的，但正是《旧唐·高祖本纪》说：
　　　　冬十月己丑，加秦王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齐王元吉为司空。
《旧唐·李世民本纪上》也说：
　　　　十月，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
把天策上将说成是高于一切，以至于王公也比不上的大官，这不就是说因为功劳大得不得了特设的吗？《新唐书》等就是以此为根据。《新唐书》的宰相表里，还把天策上将也作为宰相。另外《旧唐·志第二十二·职官一》还说：
武德四年，太宗平洛阳之后，又置天策上将府官员。天策上将一人，掌国之征讨，总判府事。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并掌通判府事。
把天策上将说成天下兵马大元帅。——但是《旧唐》还没把天策上将说成正一品。可是在说正一品官时，注解把天策上将也列入了。原文是：“正第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在这下面注解“已上职事官”，接下去是“王”，注解是“爵。《武德令》有天策上将，九年省。”注解还添加不少天策府官员。
　　可是这些完全是谎言。天策府当然有官员，《旧唐》不说是还没想到必须说的重要性。拙作《唐周历史研究之一：唐高祖亲征河东道》中已经指出：“他把牛皮吹到天上去了！天策上将乃次而又次的官。限于篇幅这儿不再详述，求真知者自去看书。”
　　在拙作《唐周历史研究之七：李孝恭打下半壁江山》中又说过：杜伏威顾全大局在唐最困难的时候归唐，可李世民居然说是他打败了徐圆朗后，出于害怕才请入朝的。轻轻地一个“惧”字，又把江淮入一统，划入他李世民的功劳簿上了！他又不忘乘机中伤齐王元吉。说唐高祖“留于京师，礼之甚厚，位在齐王元吉之上，以宠异之。”——位在齐王之上，不是不可能。但真如此也当在他李世民之上。“当时元吉为司空，他为司徒，相差不多。至于天策上将，早在《唐高祖亲征河东道》中就说过，那是次而又次的官。
　　另外在2002年夏天，我在复旦和北大等BBS历史版上已经给网友提出，希望能够有人去看书，作出答复。我自己则准备在《唐周历史研究之八：唐高祖亲征王世充》中回答。可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人作出答复。最近有位网友来信问到这件事，这还是第一次。我今天就在这儿作出答复。这首先可以见《旧唐·志第二十二·职官一》。
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次国子学；次天策上将府；次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左右武候、左右监门、左右屯、左右领，为十四卫府。……
《通鉴·卷第一百九十·高祖武德五年》因袭之。
　　这儿写得明明白白，最高的官是三公，三公之下是六省（次一等），我们知道，六省中最主要是三省。尚书省就是现在的国务院，中书省负责起草中央文件，门下省参与讨论朝政，包括审阅和修改中央文件。三公、尚书省的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中书省的两个中书令、门下省的两个侍中，在唐都为宰相，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尚书令和左右仆射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往下次一等的是御史台（次二等），再次一等的是太常等九卿（次三等），太常等九卿是皇帝直接管理，不通过国务院（尚书省）的九个部的部长。再次一等是将作大匠（次四等），将作大匠其实也是部长。但是封建时代轻视技术，在所有的部中，这个部和它的部长地位最低，将作大匠是从三品的官。比将作监再次一等的是国子学（次五等），国子学相当于教育局，是局级单位，但是由于重视教育，所以国子学在所有的局中地位最高，在这儿得以列入，国子学的最高长官叫做国子祭酒也是从三品的官。而天策府比这个教育局地位还低，只是和十四卫府比起来地位要高一点，更最高的三公和王次了五等。所以天策上将不过是个次而又次的副局级干部。可李世民居然把它吹为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高官，来表彰他这个功劳大得不得了的人而特设的。
　　《旧唐·志第二十五 ·舆服》在说到武官时也是这个次序。
武弁，平巾帻。皆武官及门下、中书、殿中、内侍省、天策上将府、诸卫领军武候监门、领左右太子诸坊诸率及镇戍流内九品已上服之。
本来这件事是这样明明白白地摆着的，任何人只要认真看书都应该看得出来。可是欧阳修、司马光亲自写书却仍没有辨证，只是照抄实录。《旧唐书》也一样，不过作者很多，各写一部分出现矛盾可以理解，但最后鉴定时仍然放过了。天策上将来源于十二军。十二军是武德二年确立的。本来是全民皆兵，实行府兵制，寓兵于农。《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七·高祖武德二年》说到了这个过程：
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
据注解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
　　《新唐书·卷五十六·志第四十·兵》说得更详细：
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
这十二军实际上是军政合一的组织，是唐朝最初所设的府兵。打仗时是军队，不打仗就经营农业。十二军的将军，战争时为将军，不打仗同时相当于地方官，和州治属于同一级的官。不仅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带一“天”字，而且所有十二军都以天星为名，有两个也直接带“天”字。可李世民居然以此吹嘘自己的功劳和天一样大，官也和天一样大，并且就是因为他功劳特别大，高祖特设的。《通鉴》和《新、旧唐》也偏要把个“天策上将”吹到天上去了。
　　这十二个以天星为名的官，我们大多不知道，就是因为官小了。大概可以判断，不是一人自始至终担任下去的。十二军常在，十二军的将军也常设，但是和其他军队的将领以及地方官一样，这个人不当了，其他人顶上去。我们知道带天字的十二军的首领有两个。一是罗艺，一是张公勤。
　　《旧唐书·列传第六·罗艺》说：“时突厥屡为寇患，以艺素有威名，为北夷所惮，令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新唐类似。《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也说：贞观元年正月“辛丑，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难道罗艺也是功劳大得不得了，为他特设的官吗？——顺便说一下，从这儿可以看到，《新唐》搞错了，天节军应该是泾州的不是宜州的。那么天纪军也不应该是泾州的。
　　张公勤可见《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高祖武德九年》
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
以下就是李世民如何策划血腥的玄武门阴谋的了。——这儿天纪和天节两个将军并列出面了。难道李世民的死党张公勤也是功劳特别大，而特设天纪府为天纪将军的吗？
　　我们当然可以肯定李世民是宰相之一，但李元吉也是宰相之一。武德三年一月李世民河东兵败后，被撤了太尉的职。武德四年唐高祖亲征王世充回来后，李世民担任司徒官职有所恢复，可同时齐王元吉也当上了司空。李世民也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太尉，更不等于说天策上将就是宰相。我们也可以相信可能李世民的天策上将比其他十二军将领大一点，但绝不是什么功劳大得不得了才特设的，和李世民的其他官职比都要小，只能说是兼职。唐高祖征伐王世充胜利归来，因功封李世民为司徒，齐王元吉为司空，同时让李世民兼任天策军的将领。武德八年李世民打突厥失败，又被撤了司徒的职。这次由齐王顶了司徒，而裴寂顶了齐王因此空出的司空。这下李世民不但不如齐王，而且还不如裴寂了。我们可以相信李世民的尚书令从来没被撤过，所以篡权后大家都不敢当，但是太尉和司徒从来不存在不敢当。可见李世民武德时期始终还是宰相之一，但决不是他说的什么“天策上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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