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猜测明朝各个时期龙纹形态应该是不同的，现在得到确认

求加精！

他曾经下旨过，不许穿蟒龙袍，一经查实，工匠处斩，用的人充军，话说做衣服的人罪过比穿的人还重，何解？

后期帅气

继续转一篇撷芳主人的文补上。

明初期的龙纹继承了宋元以来的风格，龙的造型以侧身为主，龙嘴紧闭，鬃毛上扬，身体修长，四肢有力，给人以威严大气、稳重肃穆之感。其整体风格与明代政权刚刚建立、处于休养生息阶段的大环境吻合。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明太祖画像，画中太祖身穿常服，在黄色盘领窄袖袍的前胸、后背及两肩位置装饰有四条金织盘龙，具有典型的明初特征。民间流传有各种明末、清代及民国的“朱元璋”怪脸画像，皆出于臆造，人物的服饰、纹样都与明代初期不合。
明中叶，王朝经过前期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时的龙纹风格与初期大体相似，身体仍较瘦长，但龙的嘴部已张开，表情姿态更加丰富，开始了个性的张扬。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嘉靖时期的青花龙穿缠枝莲纹大盘，盘正中绘有升龙与降龙各一条，体态轻盈矫健，充满活力与动感。
明代后期尤其万历年间，中国传统的丝织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高水平阶段，这时的龙纹造型也突破了之前的程式，出现了大量构思巧妙、灵活多变的形象。明后期的龙头部比例增大，身体粗壮，表情活泼，没有太多的肃杀之气，大多带有愉悦、安详的感觉。这也显示明王朝进入了比较富庶的时代，自上而下都在追逐着物质与精神的享受，图案艺术也不断迎合人们追求喜庆的心理，使服饰纹样的设计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

因龙纹地位尊崇，故皇帝诸王之外，一般人不得使用。洪武二十四年，朝廷下令：“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蟒纹。

有些内容和你发的有点重合。

《明史》引《大政记》的记载，永乐之后，宦官在皇帝左右，必穿着蟒服，形制如曳撒，衣上左右绣蟒纹，腰部系鸾带，作为燕闲之服。蟒之下为飞鱼服，宦官入侍时穿着。《酌中志》里提到：“（司礼监taijian）皆穿贴里，先斗牛，次升坐蟒。”衣上蟒纹如为单蟒，脸部皆为侧面斜向，而坐蟒则为正面，与皇帝的正面坐龙很相似，尤其尊贵。蟒、飞鱼、斗牛外形既像龙，又多为皇帝亲近之人所穿，故被看作十分难得的荣耀，皇帝也常将饰有这类高级纹样的衣物、匹料赏赐给有功的文武大臣及外国国王、部落首领等。弘治十五年，《大明会典》修成，明孝宗为奖励参与编修的大臣，特赐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蟒服，开内阁大臣赐蟒之先例。
随着赐服的增多，内官和大臣们也寻找各种机会身穿蟒服作为炫耀。弘治shiqinian，孝宗对刘健说内臣僭穿蟒衣的现象尤其多，并申明服色禁令：“蟒龙、飞鱼、斗牛，本在所禁，不he私织。间有赐者，或久而敝，不宜辄自织用。”而早在正统十一年，明英宗就对工部官员下令，凡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等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穿用的人，重罪不宥。天顺二年，又规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等。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奏请禁用蟒衣，并直接对蟒纹的造型提出质疑：“国朝品官无蟒衣之制。夫蟒，无角无足，今内官多乞蟒衣，殊类龙形，非制也。”建议内外官员有受赐者皆缴进，内外机房不许织造，违者坐以法。孝宗表示赞成，并颁布了相关禁令。弘治十三年，又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镇守、守备，违例奏请蟒衣、飞鱼衣服者，科道纠劾，治以重罪。

纵观明代历史，可以看到一轮又一轮的君臣博弈，以士人阶层为主体的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不断进行着或大或小的“斗争”。通过赏赐高等级纹样的服饰进行拉拢也是皇帝控制官员的手段之一，随着这一手段的反复运用，赐服（及高级纹样）的泛滥不可避免。最后，原本作为皇权象征的龙纹，也在皇帝情愿与不情愿的矛盾心态中以特殊方式实现了君臣“共享”——皇帝的“龙”与大臣的“蟒（蟒龙）”不再以形象来区别。这场龙与蟒的竞争背后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到清代，官方制度仍规定龙为五爪、蟒为四爪，如清世宗就曾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服用五爪龙纱缎”。但现实中仍有僭用蟒龙的做法，因此，清代五爪之“蟒”并不罕见。

穿五爪蟒袍的清代民人命妇画像

关于英宗部分已加重点。

下面贴一点关于曳撒的资料，科普一下

首先，贴里和曳撒形制非常相近，但是不同！
《明宫史》曰：“贴里，其制如外廷之披褶。”参考“顺褶，如贴里之制，向褶之上不穿细纹，俗为马牙褶，即外廷之[衤旋]褶也。”可见贴里摺子并无特别，只是，几褶上还有细小摺子。为了方便活动，贴里的褶子通常是1:1到1:2之间。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里绘有穿贴里的太监形象。另外，在明代的太监群体中，贴里也广泛作为便服。形制与曳撒（或称一散）相近，都是上下分作两截，但曳撒只是前襟分裁而后身不断，贴里则前后襟均分裁，腰部以下做褶，大褶之上有细密小褶，无马面，衣身两侧不开衩，亦无摆。贴里上也缀补子或饰云肩、通袖襕、膝襕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