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的关系
《通典》对梁武帝改制班位的记载顺序为流内十八班、流外七班、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似乎三品蕴位就位于三品勋位之上。汪征鲁先生从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所列官职入手，认为官职上存在有彼此对称、彼此包含的情况，例如勋位有尚书正令史，蕴位则有尚书度支三公正令史，勋位有东宫内监而蕴位则有东宫外监的情况。所以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是相同而又互补的。就此阎步克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即如果“蕴位、勋位之别既不像是身份区别，也不像是职类或等级区分，似乎只是个形式对称的花样，很难看出有什么意义。也许二者的选官品资有某种不同，但史料没有提供详情细节，或者说我们研究不够更好一些。”而宫崎市定却提出了相反的说法，他认为“三品蕴位当位于三品勋位之上，无疑是专门为了避开‘二品’二字，而将实际应该称为二品勋位者改为三品蕴位。”而毛汉光先生则认为二品勋位实际是存在的，但是是存在于流内十八班以内，他认为“梁官品流内十八班末‘位不登二品者，又为七班’语中之‘二品’，应泛指中正品评士人清贯中之二品及二品勋位”。（原作者：过超）就此，笔者比较赞同宫崎市定之说。蕴者，积也。勋位，是作为军功吏绩提供晋身之阶的方法而设立，那么，勋位之勋字，与蕴位之蕴字之含义，都可以理解为通过一定的军功吏绩而获得的一定品级地位，而三品蕴位实际上应该就是二品勋位的代称，“蕴”字，则说明寒人积累功勋做至三品蕴位的官位后，如果有机会，则可能进位至流外七班，进入士人的行列。
以尚书令史为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有轻微的高低关系，尚书省的权力在南朝扩大，位居三省之首，其下属尚书令史七百人，应该分属尚书五都和其下的“吏部、删定、三公”等二十三郎，在三品蕴位中有尚书度支三公正令史，三品勋位中则有尚书正令史，笔者认为这是将二十三郎中的度支和三公提到比较高的地位，区分于其他的尚书令史。而尚书五都下属的令史，甚至列为了流内二班，这是因为“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流，每尽时彦，庶同持领，秉此群目。”“以都令史视奉朝请。”这说明原本五都的令史地位应该在流内二班以下，或者可能就和三品蕴位的尚书度支三公正令史相同，但是由于尚书五都职责重要，五都的令史地位也跟着上来了，而五都下属的二十三郎因为原本地位就比五都低，所以自然其下属的令史地位在其之下，属于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了。在刘宋官品中，内台正令史都属于官品第八品，外台正令史均属于官品第九品，到了萧梁时期，一台（尚书台）之内的令史就已经出现了上下不同级别的分差了。从令史在流内和三品蕴位勋位的分布，我们也可以看出，三品蕴位实际上应该是接流内十八班的，而同属尚书台的令史出现流内二班、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的差距，也可以看出三品蕴位又比三品勋位高一级了。
我们还可以拿太常寺作为蕴位勋位上下关系来探讨，太常寺“统明堂、二庙、太史、太祝、廪牺、太乐、鼓吹、乘黄、北馆、典客馆等令丞”虽然从上下属关系来说，这十个机构的令丞应为一个级别，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他们官位有着上下关系，根据《唐六典》卷十四所引《齐职仪》《梁选簿》我们可以看到，在萧齐，太常寺下属的这些令，都是品第七，属于同一品级。而到了萧梁时期，则有了一定的变化。

例如
太祝令：《齐职仪》：“太祝令，品第七，四百石，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用三品勋位。”《梁选薄》：“太祝令舆二庙令品秩同。”陈氏因之。
二庙陵令：《齐职仪》：“每陵令一人，品第七，秩四百石，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旧用三品勋位，孝建三年改为二品。”梁太常统陵监，其后改为令，班第二，品正第九。
太乐令：宋太常有大乐令、丞。齐因之，品第七，四百石、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梁太常属官有太乐令，班第一，品从九；又别领清商丞。大乐有库丞，与清商丞并三品蕴位。陈因之。
廪牺令：《齐职仪》：“令，品第七，秩四百石，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今用三品勋位。”梁太常卿统廪牺令、丞，为三品勋位。陈因之。
乘黄令：宋太常属官有乘黄令一人，掌乘舆金根车及安车、追锋诸马车。《齐职仪》云：“乘黄，兽名也，龙翼马身，黄帝乘之而仙，因以名厩。乘黄令品第七，秩四百石，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梁太常属官有乘黄令、丞，三品勋位。陈因之。
太史令：晋太史令品第七……宋、齐、粱、陈并同晋氏。
从以上太祝、二庙、太乐、太史、廪牺、乘黄等令的具体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在《齐职仪》中，基本官品为第七，而用三品勋位，而陵令，后改为“二品”，此处二品，应为中正品第二品，这里的三品勋位是指与中正品第类似的寒人品第，上文已有论述。那么，勋位和官品实际上是有其相应的对称的，即例如官品第七对应着三品勋位。而到了萧梁，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即二庙令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位于流内二班，太祝、太史、太乐令位于流内一班，而廪牺令和乘黄令则位于三品勋位，在实际的行政级别的上下关系中，他们依然处于平行的级别，都隶属于太常寺，但是他们之间的班位已然发生了变化。太乐令属流内一班，而太乐丞则属于三品勋位，但是“太乐又有清商署丞”，清商丞属三品蕴位，“太乐有库丞，与清商丞并三品蕴位。”太乐令下属有两个机构，太乐库和清商署，他们的长官“丞”属于三品蕴位，而太乐令下的副长官太乐丞属于三品勋位，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库丞和清商丞直接听命于太乐令，因为在太乐署下有其自己的机构，所以他们的班次又比太乐令的副官高一级，方便其执掌职事，而太乐丞则主要是帮助太乐令“掌教乐人调合锺律，以供邦国之祭祀、飨燕；丞为之贰。”
所以，从太乐署的官职我们可以推测，实际上三品蕴位位于三品勋位之上。此外，太乐令在梁官品中属于从九品，那么，其下属的太乐丞、清商署丞、太乐库丞，自然位于官品之外，是属于寒人所在的勋位官品里了。

四、流外七班与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的关系
从以上的论断我们可以把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放在一起进行判断，他们是作为那些无法品评中正品的庶人或者寒人所拥有的品级，而所对应的，流外七班则是给予“位不登二品者”即原来属于士人阶层，但是属于寒门的人群。
流外七班作为寒门不及二品者的起家官，多为府属僚的官名。而区分流内和流外，宫崎市定认为，这是作为“门第二品”者的重要区分，这条分界线主要起的作用，就是限定起家的官职。宫崎市定考证，“见于列传者，大多从上述的流内三班或者一班起家，而从流外起家者，除了军人和幸臣之外，几乎见不到。”那流外七班与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是否为寒门和寒人的区别了吧。“凡是士族做的官，就是清官，寒人做的官则是浊官”，我们从流外七班多是府属僚，而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多是令史、城监等职位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分别。南朝多如牛毛的皇子府、将军府、刺史府等，导致府属僚的人员数目大量增加，而其中大多数都成了士族进阶的垫脚石，而很多直属于朝廷的官职和很多低级的事务性官职则沦为了寒人专属的职务，“建武世，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司。领武官，有制局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这是寒人在重要机构做浊官的证明。（原作者：过超）寒人如果需要升官，或者说从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继续升官，那么很有可能需要进行一道程序，来解除他们寒人的身份，确定其能做流外七班官的资格，即获得中正品第。寒人是无法获得乡品的，例如孙秀曾经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郡吏升官很有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解除其原有身份的程序，例如“杨运长，宣城怀安人。初为宣城郡吏，太守范晔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为皇子，出运长为射师。”杨运长为郡吏，太守范晔解其吏名，其方能做射师，射师可能为皇子府低级官。“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后为吏传署，入为尚书仓部令史。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于尚书中觅了了令史，得法兴等五人，以法兴为记室令史。义康败，仍为世祖征虏、抚军记室掾。上为江州，仍补南中郎典签。”仓部令史为三品勋位官，如果没有刘义康专门去寻觅，很可能戴法兴就一直只能做令史这类官，而无法后来发迹了。“吕文度，会稽人，宋世为细作金银库吏，竹局匠。元徽中，为射雉典事，随监莫修宗上郢。世祖镇盆城拒沈攸之，文度仍留伏事，知军队杂役，以此见亲。从还都，为石头城监，仍度东宫。世祖即位，为制局监，位至员外郎，带南濮阳太守。”吕文度为皇帝亲信，却依然一直做着例如城监、制局监等寒人做的官，这也说明无论其地位多高，其出身决定了始终无法与士族们相比。而我们也可以从史料中找到一些世为小吏的人物来证明，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进入流外的途径，是非常难得的。“华皎，晋陵暨阳人。世为小吏。皎梁代为尚书比部令史。”尚书比部令史为三品勋位官，而其“世为小吏”也说明了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的官是很难有突破的，如果不是华皎后来借陈文帝而发迹，可能他也只能做一个三品勋位的令史了。
而毛汉光先生的观点也值得进行考虑，即就算寒人和低微寒门升品进入二品，他们也是与真正的门第二品所区分的，“将真正寒素另立一个系统，以与士人清贯区别”。

注解：
①[唐]杜佑：《通典》卷三十七《职官十九·秩品二·梁官品》，中华书局，1984年，第214页。
②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18页。
③[日]宫崎市定著，韩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第206页。
④阎步克：《南朝“勋位”考》，《阎步克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⑤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1页。
⑥张旭华：《南朝勋品制度试释》，《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
⑦杨恩玉：《萧梁官班制的形成考论》，《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4期。
⑧[日]宫崎市定著，韩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第267至277页。
⑨毛汉光：《从中正评品与官职之关系论魏晋南朝之社会架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46本第4分，1975年，第608页。（原作者：过超）⑩张旭华：《南朝勋品制度试释》，《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阎步克：《南朝“勋位”考》，《阎步克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本纪第一·武帝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23页。
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0页。
[日]宫崎市定著，韩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第205页。
毛汉光：《从中正品评与官职之关系论魏晋南朝之社会架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46本第4分，1975年，第608页。
[唐]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六《志第二十一·百官上》，中华书局，1973年。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以上太祝令、二庙陵令、太乐令与廪牺令均引自太常寺条。中华书局，1992年，太祝令条第396-397页，二庙陵令条第400页，太乐令条第402页，廪牺令条第414页。
[唐]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六《志第二十一·百官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724页。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乐署》，中华书局，1992年。
[唐]杜佑：《通典》卷三十七《职官十九·秩品二·梁官品》，中华书局，1984年，第211页。
[日]宫崎市定著，韩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98页。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六《列传三十七·幸臣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972页。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王戎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5页。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五十四·恩幸·戴法兴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03页。
[唐]姚思廉：《陈书》卷二十《华皎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270页。
毛汉光：《从中正品评与官职之关系论魏晋南朝之社会架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46本第4分，1975年，第608页。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173页。
[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三《勉学第八》，中华书局，1993年，第148页。
李琼英：《两晋南朝时期士庶关系考察》，《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5期。
[唐]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六《志第二十一·百官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724页。
毛汉光：《从中正品评与官职之关系论魏晋南朝之社会架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46本第4分，1975年，第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