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白峰小门水坑自然村的小溪边,有两个标志性的物件,左边一件是石凳,右边一件还是石凳。这两只凸形老石凳单个的重量有500斤左右,从前石凳安放在老溪上的舒家桥头,后来溪坑改造,就移到了现在的位置。凸形老石凳用整块红石作材料,做工算得上精致,至于石凳始于什么年代,村里的人都说不清楚。反正从前说到舒家桥头,当地人就会想起老石凳,有人不熟悉舒家桥边水坑自然村的路,问当地人,当地人告之:沿路往前走,溪坑边见到两只老石凳,往西拐,水坑就到了。因此,老石凳不仅是标志,更是符号。
那天,我脚踩饱经风霜的搓衣红石板,见溪中有溪水汩汩流淌、鱼翔浅底……此情此景,老家从前的一些人和事,犹如岁月深处的符号,在眼前跳跃……
集体经济时代的大队书记作为一个大队的最高首长,那时有绝对的权威。小门离当时的公社所在地白峰,路途较远,又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大队行政建制,老百姓有事很少越级找公社领导,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基本上都在大队书记那里解决了,书记俨然如“小国总统”。父亲当过多年的大队书记,我目睹了很多纠纷在父亲那里得到化解,比如两户人家产生矛盾,往往会找上门来,刚来时火气很大,各不相让,请书记“派派看”,“派”好后,两家户主各得到了一个公正的结论,到门外就相互敬烟,心平气和地回去了。
生产队长是那时公认的“劳动模范”,不仅样样活儿在行,并且力气也大。那时乡村农田多烂田,双夏稻子收割时,烂田里的烂泥没到小腿,于是队长边出稻桶边挑“谷箩头”,干最苦的活。到粮站交公粮,队长挑着满满的一担稻谷,总是走在前头。每天收工,社员回家了,队长还在田间转悠。农忙时节,赤脚医生成天背着个红十字药箱在田间巡回,红药水、蓝药水、消炎药随身带,为社员现场就医。插队的知青,不太会干农活,常得到社员的照顾,在我印象中,来小门插队的多是驻白峰的仰岛湾部队干部的一些子女,知青中能人很多,有吹笛子,有拉二胡,女知青歌唱得挺好。一位叫胡兵的还会做木工,自己动手做家具,他后来应征入伍,还当上了团级干部。这些会乐器、能歌善舞的青年,参加了大队文艺宣传队活动,为活跃乡村文化生活,做出了贡献。
兽医在当时农村作用很大,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和家禽,兽医除了阉猪、阉鸡外,还给猪看病。小门当时有位叫召伟的兽医,技术不错,给猪打针时,他会拿出一只大针筒,针管很粗,灌好药水,他悄悄地走到猪的旁边,“唰”地拎住猪的耳朵,一针扎在猪脖子上,猪的号叫声未落,他已将针筒拔出,召伟就说“好了”,猪拼命逃开了。至于阉鸡,他按住鸡身,拔掉雄鸡腰部的一些鸡毛,割一小口,用手指一掐,取出完整的鸡睾丸,雄鸡扑腾着飞走了。
至于农村“五匠”中的篾匠,与百姓的生活更密切。老家所在的水坑自然村,有一户早年从宁海迁来的毛姓篾匠师傅,手艺祖传,每家每户的竹器用品,皆出自毛家人之手,像晒谷用的篾地、晒薯干的竹列,以至篮、米筛、镬架等等,他们干活时多在农村人家的堂前。篾匠劈篾需要有很好的刀功,劈篾时要分出篾青(即竹子的表皮)、篾白(竹子的内层),量材而用。篾匠师傅蹲功也好,干活时整天蹲在地上,尤其是编篾地。至于棕绷匠、椅子匠,多来自天台一带,也有宁海的,他们干活一般都吃住在主人家,一般在每家做上三五天的活,然后挨家挨户轮着来,一轮下来,有时候几个月回不了家。
货郎担,则令我记忆最深,货郎一头担着糯米糖,一头担着兑换来的废铜烂铁,还有鸡毛、鹅毛、牙膏壳子之类,货郎手上不停地摇着皮制拨浪鼓,嘴上念念有词:“哎——各家各户,废铜烂铁,鸡鹅鸭毛,牙膏壳子……好兑啦。”于是我们把平时积攒下来可以换糖的东西拿出来,一边讨价还价,一边眼睛盯着糯米糖,嘴里直咽口水。货郎收妥兑换的东西后,拿起小铁榔头和切刀,“笃笃”地斗糖,声音清脆入耳,我的眼睛紧紧盯着货郎的动作,生怕给少了。糯米糖常常有碎末,大气的货郎会补给你,小气的货郎担子一挑走了,我也只能干瞪眼。糯米糖不仅黏手,放在嘴里更会黏牙齿、牙床,但那时却是我们的美食。
唱书先生叫阿雪,多说唱一些《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中的故事,其中有一句话令我至今记得,阿雪先生唱《水浒传》唱到野猪岭鲁智深救林冲时说:“那方面讲到花和尚鲁智深,早已到了野猪岭,正待两解差要结果林冲性命,‘扑’的一声,鲁智深从树上跳将下来,左右开弓将两解差打倒在地。哼!两个狗奴才,看洒家怎么结果你俩的性命……”阿雪先生每晚唱到关键时刻就不唱了,说:“欲知后事如何,明日再讲。”真是吊人胃口。
地主婆是地主的遗孀,我们平时见到,也挺怕的。有一年初夏,我和小伙伴在地主婆家的堂前玩,地主婆一人生活,年事已高,动作不便,于是叫我们帮忙吊蚊帐,我们四五个小伙伴七手八脚终于把蚊帐吊好了,地主婆很客气,嘴上谢过我们后,又拿出一把小糖,分我们每人两颗。我们出来后,一个小伙伴嘴馋得不行,正要剥掉糖纸吃,我说:“不行,地主婆的东西不能吃。”那时,我们脑海中所谓的“阶级斗争”意识还挺强的,我们又悄悄地把糖放在地主婆家的门槛上。
辗子是乡村远去的沉重符号,那时每个村有好几处辗房,听父亲说,光我们水坑自然村就有两处。其中一处叫辗子跟,我还有记忆。辗子有畜力拉和人力推两种。所谓畜力就是牛拉,有时人牵着牛缰绳赶,人不在时蒙住牛的双眼,这样牛以为人在边上,就一直围着辗子转。辗子一角,还有一脚踏的石捣臼,也是用来捣谷的,人必须登上去,双手扶住梁,再前一脚后一脚地捣谷,不过只有少量谷子时才用捣臼。做酱油,一般是用豆瓣做的,俗称豆瓣酱,煮熟至糊状后,晾在阴处,待发酵长毛后,再拌上盐水,盐水要很咸,标准是盐汤调好后放个鸭蛋,蛋浮着不下沉方可。接着就将拌好的豆瓣酱拿出去晒太阳,期间还需用筷子搅拌,反复如此,直至晒成紫色。搓草绳,多用早稻草,因为早稻草比晚稻草软,搓绳前在稻草上喷水,再用木榔头敲几下,使稻草更软,以便于搓绳。草绳除了自用外,还可以卖给供销社。年幼时,我也搓过绳,不过我搓的草绳粗细不匀,也不结实,只能自用,供销社是不会要的。从前乡村人家,家家有一两缸咸齑,叫“长下饭”。腌咸齑,需要踩,俗称“闹咸齑”,这可苦了小男孩,因为女孩子是不允许上缸的。在我家,母亲将雪里蕻菜晒瘪洗净后,就准备好一口缸,放一层菜洒一层盐,全部弄好后,叫我待在缸里一遍遍“闹(踩)”。一缸菜往往要踩几个小时,单调乏味,脚也酸了,有时脚上有伤口,真是生生地痛。腌咸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到最后要“闹”出水分来,这样才结实,腌出的咸齑质量才好。十天左右,再翻出来重新闹一遍,叫“刨咸齑”。所以,年幼时每当听说要盐咸齑,我就怕兮兮的。而刮潭和戽鱼,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刮潭往往在溪里,溪水小时,在积潭处用泥土围成小坝,并将上游来的水用边渠汇出,四五个小伙伴用破脸盆或木桶,轮着将潭中水刮出“坝”外,待水干时,潭中的鲫鱼、泥鳅、鲶鱼,甚至黄鳝或鳗,束手就擒。鲫鱼有时很狡猾,装死钻在糊泥中,俗称“差泥”,所以有泥浆的地方,我们用双手翻一遍糊泥,钻在泥中的鱼也逃不过我们的双手。最后我们把收获的鱼货按参加刮潭的人数分成几份,大家带着“战利品”开心地回家。
那天,我脚踩饱经风霜的搓衣红石板,见溪中有溪水汩汩流淌、鱼翔浅底……此情此景,老家从前的一些人和事,犹如岁月深处的符号,在眼前跳跃……
集体经济时代的大队书记作为一个大队的最高首长,那时有绝对的权威。小门离当时的公社所在地白峰,路途较远,又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大队行政建制,老百姓有事很少越级找公社领导,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基本上都在大队书记那里解决了,书记俨然如“小国总统”。父亲当过多年的大队书记,我目睹了很多纠纷在父亲那里得到化解,比如两户人家产生矛盾,往往会找上门来,刚来时火气很大,各不相让,请书记“派派看”,“派”好后,两家户主各得到了一个公正的结论,到门外就相互敬烟,心平气和地回去了。
生产队长是那时公认的“劳动模范”,不仅样样活儿在行,并且力气也大。那时乡村农田多烂田,双夏稻子收割时,烂田里的烂泥没到小腿,于是队长边出稻桶边挑“谷箩头”,干最苦的活。到粮站交公粮,队长挑着满满的一担稻谷,总是走在前头。每天收工,社员回家了,队长还在田间转悠。农忙时节,赤脚医生成天背着个红十字药箱在田间巡回,红药水、蓝药水、消炎药随身带,为社员现场就医。插队的知青,不太会干农活,常得到社员的照顾,在我印象中,来小门插队的多是驻白峰的仰岛湾部队干部的一些子女,知青中能人很多,有吹笛子,有拉二胡,女知青歌唱得挺好。一位叫胡兵的还会做木工,自己动手做家具,他后来应征入伍,还当上了团级干部。这些会乐器、能歌善舞的青年,参加了大队文艺宣传队活动,为活跃乡村文化生活,做出了贡献。
兽医在当时农村作用很大,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和家禽,兽医除了阉猪、阉鸡外,还给猪看病。小门当时有位叫召伟的兽医,技术不错,给猪打针时,他会拿出一只大针筒,针管很粗,灌好药水,他悄悄地走到猪的旁边,“唰”地拎住猪的耳朵,一针扎在猪脖子上,猪的号叫声未落,他已将针筒拔出,召伟就说“好了”,猪拼命逃开了。至于阉鸡,他按住鸡身,拔掉雄鸡腰部的一些鸡毛,割一小口,用手指一掐,取出完整的鸡睾丸,雄鸡扑腾着飞走了。
至于农村“五匠”中的篾匠,与百姓的生活更密切。老家所在的水坑自然村,有一户早年从宁海迁来的毛姓篾匠师傅,手艺祖传,每家每户的竹器用品,皆出自毛家人之手,像晒谷用的篾地、晒薯干的竹列,以至篮、米筛、镬架等等,他们干活时多在农村人家的堂前。篾匠劈篾需要有很好的刀功,劈篾时要分出篾青(即竹子的表皮)、篾白(竹子的内层),量材而用。篾匠师傅蹲功也好,干活时整天蹲在地上,尤其是编篾地。至于棕绷匠、椅子匠,多来自天台一带,也有宁海的,他们干活一般都吃住在主人家,一般在每家做上三五天的活,然后挨家挨户轮着来,一轮下来,有时候几个月回不了家。
货郎担,则令我记忆最深,货郎一头担着糯米糖,一头担着兑换来的废铜烂铁,还有鸡毛、鹅毛、牙膏壳子之类,货郎手上不停地摇着皮制拨浪鼓,嘴上念念有词:“哎——各家各户,废铜烂铁,鸡鹅鸭毛,牙膏壳子……好兑啦。”于是我们把平时积攒下来可以换糖的东西拿出来,一边讨价还价,一边眼睛盯着糯米糖,嘴里直咽口水。货郎收妥兑换的东西后,拿起小铁榔头和切刀,“笃笃”地斗糖,声音清脆入耳,我的眼睛紧紧盯着货郎的动作,生怕给少了。糯米糖常常有碎末,大气的货郎会补给你,小气的货郎担子一挑走了,我也只能干瞪眼。糯米糖不仅黏手,放在嘴里更会黏牙齿、牙床,但那时却是我们的美食。
唱书先生叫阿雪,多说唱一些《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中的故事,其中有一句话令我至今记得,阿雪先生唱《水浒传》唱到野猪岭鲁智深救林冲时说:“那方面讲到花和尚鲁智深,早已到了野猪岭,正待两解差要结果林冲性命,‘扑’的一声,鲁智深从树上跳将下来,左右开弓将两解差打倒在地。哼!两个狗奴才,看洒家怎么结果你俩的性命……”阿雪先生每晚唱到关键时刻就不唱了,说:“欲知后事如何,明日再讲。”真是吊人胃口。
地主婆是地主的遗孀,我们平时见到,也挺怕的。有一年初夏,我和小伙伴在地主婆家的堂前玩,地主婆一人生活,年事已高,动作不便,于是叫我们帮忙吊蚊帐,我们四五个小伙伴七手八脚终于把蚊帐吊好了,地主婆很客气,嘴上谢过我们后,又拿出一把小糖,分我们每人两颗。我们出来后,一个小伙伴嘴馋得不行,正要剥掉糖纸吃,我说:“不行,地主婆的东西不能吃。”那时,我们脑海中所谓的“阶级斗争”意识还挺强的,我们又悄悄地把糖放在地主婆家的门槛上。
辗子是乡村远去的沉重符号,那时每个村有好几处辗房,听父亲说,光我们水坑自然村就有两处。其中一处叫辗子跟,我还有记忆。辗子有畜力拉和人力推两种。所谓畜力就是牛拉,有时人牵着牛缰绳赶,人不在时蒙住牛的双眼,这样牛以为人在边上,就一直围着辗子转。辗子一角,还有一脚踏的石捣臼,也是用来捣谷的,人必须登上去,双手扶住梁,再前一脚后一脚地捣谷,不过只有少量谷子时才用捣臼。做酱油,一般是用豆瓣做的,俗称豆瓣酱,煮熟至糊状后,晾在阴处,待发酵长毛后,再拌上盐水,盐水要很咸,标准是盐汤调好后放个鸭蛋,蛋浮着不下沉方可。接着就将拌好的豆瓣酱拿出去晒太阳,期间还需用筷子搅拌,反复如此,直至晒成紫色。搓草绳,多用早稻草,因为早稻草比晚稻草软,搓绳前在稻草上喷水,再用木榔头敲几下,使稻草更软,以便于搓绳。草绳除了自用外,还可以卖给供销社。年幼时,我也搓过绳,不过我搓的草绳粗细不匀,也不结实,只能自用,供销社是不会要的。从前乡村人家,家家有一两缸咸齑,叫“长下饭”。腌咸齑,需要踩,俗称“闹咸齑”,这可苦了小男孩,因为女孩子是不允许上缸的。在我家,母亲将雪里蕻菜晒瘪洗净后,就准备好一口缸,放一层菜洒一层盐,全部弄好后,叫我待在缸里一遍遍“闹(踩)”。一缸菜往往要踩几个小时,单调乏味,脚也酸了,有时脚上有伤口,真是生生地痛。腌咸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到最后要“闹”出水分来,这样才结实,腌出的咸齑质量才好。十天左右,再翻出来重新闹一遍,叫“刨咸齑”。所以,年幼时每当听说要盐咸齑,我就怕兮兮的。而刮潭和戽鱼,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刮潭往往在溪里,溪水小时,在积潭处用泥土围成小坝,并将上游来的水用边渠汇出,四五个小伙伴用破脸盆或木桶,轮着将潭中水刮出“坝”外,待水干时,潭中的鲫鱼、泥鳅、鲶鱼,甚至黄鳝或鳗,束手就擒。鲫鱼有时很狡猾,装死钻在糊泥中,俗称“差泥”,所以有泥浆的地方,我们用双手翻一遍糊泥,钻在泥中的鱼也逃不过我们的双手。最后我们把收获的鱼货按参加刮潭的人数分成几份,大家带着“战利品”开心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