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北京的住房还不像现在这样紧，管房子的部门看到伯伯的情况，就在什刹海附近另找了一个住处，是个大院子，房子两层楼，比较宽敞。秘书说：“这院子适合办公，离浦安修同志上班的北师大也近些。”伯伯看了院子却不说话了。我问他：“搬不搬？”
　　伯伯反问了一句：“你想搬呀？”
　　我说：“当然啦，永福堂那个地方多挤呀。特别是我房后那个卫生间，大家共用，我是女孩子，多不方便。”
　　听了我的话，伯伯说：“不搬了。这里房子多，应当给家口多的同志住。咱们家没有多少人，不用住这么宽。再说，住在中南海里面，门口有个站岗的就够了。搬到这里，又要搞个警卫班，那不是增加国家负担吗？”
　　说真的，对伯伯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品德，我是随时间的推移逐步加深理解的。

我上学后一直享受供给制待遇，１９５４年，国家和军队干部实行薪金制，干部子女上学改由家庭负担。因为我是烈士的女儿，学校按规定继续供给，并为此写了信让我带回家。我很高兴，一回家就把信交给伯伯说：“今后还是国家供我上学。”谁知伯伯一听就说：“不，你上学我应该管。”说着拿起铅笔就在信头写道：“不要国家供给，由我负担。”叫我把信交给学校。从此，他用自己的薪金供我上学，一直到我上大学。
　　那时，伯伯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说得上名重位高了。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从来没有为家庭添置什么新奇时髦的生活用品。有一次他出国访问，警卫参谋买回一辆自行车和两块手表。他首先批评不该买这些东西，接着便指定自行车归公务员小何使用，还说：“出去办事，尽量骑自行车，少用汽车。”那两块表分给黄公略的女儿和我各一块。我一看，表面上只有两根指针，没有秒针，要贴到耳朵上才能听出表的走动声。那时大三针的手表已很流行，给我弄了块二针表竟还挨了批。他把国家发给他的零用外币，大部分都节省下来交给驻外使馆了。顺便说一句，有一回随他出国的一位负责同志，把伯伯交给使馆的外币取出来一些自己去买了东西。伯伯听说了，摇头淡然一笑，显然是很不以为然的。

与人民共度时艰
　　如果说，上述几桩事情都发生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前，伯伯身居高位的时候，因此能够折射出他“居庙堂之高”依然克己奉公、与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之斑；那么，事随境迁，庐山会议之后，他的处境完全变了，但他在“身退江湖之远”的时候，更加心忧天下，严于律己，与人民共命运。在这段时间里，我和他长期生活在一起，如今回首往事，实在心绪难平。
　　１９５９年秋天，几乎与庐山会议同时，我考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我在向伯伯报告这个消息时，得知了庐山会议对伯伯的打击。我哭了，伯伯却很冷静。在送我去上学的那天晚上，他一再嘱咐我好好学习，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一次探亲中，我向不能远行又急于了解情况的伯伯讲了一桩刚刚经历的事情：我从西安上火车回北京，上车前买到几块点心。我手提点心正准备上车，突然一个饿急了的人朝我扑来，一把抢去点心，往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就站在我跟前慌忙地吃了起来。我被惊呆了。看到这情景的警察走过来，他的心情显然是矛盾的，问我，点心还要不要？我摇了摇头。
　　伯伯是懂得饥饿之苦的，他的眉头锁紧了。
　　我又对他说，有个同学探家回来后哭着说他家饿死三口人。我们不信，还批评他“右倾”。后来指导员作了调查，证明他说的是实情，我们便向他道了歉。
　　伯伯听了难过地说：“比我想象的还要困难，人民群众怎么过呀！”他的两眼涌满了泪水。
　　我对他说：“当初照你的意见办就好了。”
　　他马上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见真错了就好啦，老百姓就不会吃苦了。”

倒是伯伯在旧军队中曾经有过积蓄。他从连长当到团长，十年中把薪金、办公、杂支等积存的三万多块钱，在平江起义的县城又筹了三万多块钱，加起来七万元，全部用于平江起义后的各项经费了。对于家庭，那时他每年寄钱不足二百元，家中始终维持着下中农生活。我的父亲彭荣华有时去看伯伯，手中最多只有两斤家乡产的茶叶而已。对伯伯来说，所能奉献的都奉献了，正如他自己谈到的那样，“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四十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伪装得了的。”回想起当年伯伯讲这番话的情景，我仿佛还能听到一颗伟大而平凡的心在悲愤地跳动着。
　　伯伯是在清寒中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囚禁关押，受尽凌辱，我和他分别了八年。等到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伯伯已经身患癌症，病骨支离了。他７５岁了，十分虚弱，在澡盆里洗了澡连站都站不起来。就这样，他还坚持自己洗衣服，不要别人代劳，一直到他完全瘫痪的时候。他自知来日无多，总在考虑怎样为人民做出最后一次奉献。他提出，一旦病故就把遗体献出去，供医学家解剖研究。我认为，一个人，到了这样无为的境界，在他最后告别人生的时候，灵魂一定是净化的。
　　我在伯伯九十诞辰的时候写下这段文字，就将这些遥寄他老人家吧！
　　《人民日报》1988.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