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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史上的梁武帝 江晓原 钮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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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奇怪的《梁书·武帝纪》说起
梁武帝是历史上与天学有特殊关系的少数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间,有长春殿讲义、建同泰寺、改革时刻制度三事,皆与天学史上之中外交流大有关系。
梁武帝与天学之特殊关系,首先从《梁书·武帝纪》就可以看出来。《梁书·武帝纪》是一篇星占学色彩极浓厚的奇怪传记。其中结合史事的叙述,记载天象凡14种,57次,依出现之顺序为∶
岁星昼见, 1次
老人星见, 34次
太白昼见, 6次
日有蚀之, 5次
月犯氐, 1次
月犯东井, 1次
有星晨见东方光烂如火 ,1次
岁星见南斗, 1次
星陨如雨, 1次
长星见, 1次
荧惑在南斗, 1次
月行左角星, 1次
白虹贯日, 1次
荧惑守心, 2次
正史其他帝纪中,不但南朝诸帝,而且上至两汉,下迄隋唐,未有记载如此之多天象者。[i] 特别是其中“老人星见”多达34次,引人注目。反复记载“老人星见”,寓意何在?
老人星,即船底座α,为南天之0等亮星。公元530年时其坐标为∶
赤经、赤纬∶ 87.90° -52.43°
黄经、黄纬∶ 84.70° -76.02°
在北半球,这不是一颗常年可见的恒星。
老人星之星占意义,《开元占经》卷六十八“石氏外官·老人星占二十九”所述极为详备∶
石氏曰∶老人星在弧南(入井十九度,去极百三十三度半,在黄道外七十五度太)。
《黄帝占》曰∶老人星一名寿星,色黄明大而见,则主寿昌,老者康,天下安宁;其星微小若不见,主不康,老者不强,有兵起。
郗萌曰∶老人,南极星也,立秋二十五日晨见柄午之间(以秋分见南方,春分而没,出于丙,入于丁)。
巫咸曰∶老人星,木官也。
《春秋元命苞》曰∶直弧比地(晋均著∶《天官书》曰∶比地,近地也),有一大星,曰南极老人,见则主安,不见则兵革起,常以秋分候之南郊,以庆主、令天下。
《春秋纬》曰∶老人星见则治平主寿,老人星亡则君危若世夭。
《春秋文耀钩》曰∶王者安静则老人星见。
《春秋运斗枢》曰∶王政和平则老人星临其国,万民寿。
石氏曰∶老人星明,主寿昌,天下多贤士。
又占曰∶老人星色欲黄润,王者老人吉;其色青,主有忧,老人疾;色若黑白,主有□,老人多死;各以五色占吉凶。
《孙氏瑞应图》曰∶王者承天则老人星临其国。
所引各家之说,大同小异,“老人星见”显然被认为是安祥和平的吉庆天象。
《梁书·武帝纪》中的天象记录,从梁武帝即位第四年开始,至他困死台城而止。在他的统治比较稳定且能维持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之时,“老人星见”的记录不断出现。而太清元年他接纳侯景----这是他晚年昏愦的极端表现----时,出现的天象记录是“白虹贯日”;此后更是只有“太白昼见”和“荧惑守心”,皆大凶之象也。[ii] 可见这是一篇严格按照中国古代星占学理论精心结撰的传记。
史家以特殊的风格为梁武帝作如此一篇特殊的传记,或许应该有着某种特殊的原因吧?
事实上确实如此。


IP属地:辽宁1楼2016-06-29 16:59回复
    六、余论
    梁武帝之长春殿讲义、建模拟印度宇宙之同泰寺并舍身其中、改革时刻制度等事,皆为中国古之帝王所不常有。推其原因,饶有趣味;对于今日来理解中古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背景,也很有意义。
    此处先以《梁书·武帝纪》为主列出与本文有关之事件年表∶
    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萧衍生。
    天监元年,502,即皇帝位。“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
    天监二年,503,“秋七月,扶南、龟兹、中天竺国各遣使献方物”。
    天监三年,504,九月,“北天竺国各遣使献方物”。
    大通元年,527,三月,“舆驾幸同泰寺舍身”;“林邑、师子国各遣使献方物”。
    中大通元年,529,九月,“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
    中大通三年,531,十一月,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般若波罗蜜经义。
    中大通五年,533,二月,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
    大同三年,537,八月,幸阿育王寺。
    中大同元年,546,三月,与同泰寺大会,讲经;四月,于同泰寺 讲经、设法会;丙戌之夜,同泰寺灾。
    太清元年,547,二月,接纳侯景降附;三月,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舍身。
    太清三年,549,五月,困死台城,年八十六。
    由这一简表可以看出∶梁武帝在位前期,梁朝与印度等佛教国家保持着颇为密切的交往;而在位后期,梁武帝本人越来越迷恋佛教。前因后果,似乎可见。
    当时佛教在南朝已经广为流行,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有许多追随者,[xxii] 梁武帝特其中突出之代表而已。关于梁武帝之佞佛,前人之论述甚多。此处不必重复。至于他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佛国君王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修持,目前虽未发现直接的明确材料,[xxiii] 但有两点背景应该注意∶
    一,梁武帝与许多高僧有着密切的交往,如慧超、慧约、宝志、明彻、昙鸾、真谛,乃至菩提达摩,除与菩提达摩话不投机之外,梁武帝与其余诸僧人皆十分投契。[xxiv]
    二,当时有不少高僧皆来自天竺、中亚等佛教国家,中土高僧亦有许多为去天竺等国“留学归来”者。[xxv]
    故梁武帝既以帝王之尊迷恋佛教,在当时完全有足够的条件让他了解到佛国君王的生活和修持。
    梁武帝之佞佛,并非出于在政治上利用佛教之政策性考虑(有些佞佛之举还明显对政治不利),而是发乎内心。梁武帝实际上是个才子,是精神生活非常丰富的人。此种人物一旦登上帝位,且又佞佛,自然就与众不同。《梁书·武帝纪》说他“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看来他自己就够得上高僧的水准。又因为自己也通晓天学,而且对天学有很大兴趣,遂有用佛教与印度天学干预中国传统天学之举。


    IP属地:辽宁8楼2016-06-29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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