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或对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地农耕社会（1）与周边民族而主要是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对立，长城是双方对立的界线，长城南北是对立双方的主要交兵地带。（2）另一种南北对立也即下面要讨论的，是内地农耕社会内部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南北对立；这第二种形式的南北对立，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形成：春秋时期华夏诸侯与楚国之间，三国时期曹魏与孙吴、蜀汉之间，蜀汉灭亡后晋、吴之间，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之间（东晋对五胡十六国，宋、齐对北魏，梁先对北魏，后对东、西魏，陈先对北齐、北周，后对隋），南宋与金之间，都是维持较长的南北对立局面。虽然这种局面的反复出现与维持，各有具体的原因（如对立双方的政治状况、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地理条件、民族关系、社会情势等等），难得一概而论，但其中地理条件的影响却始终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即以对立双方战争的主要发生地带而论，就大体总是在秦岭、汉水、淮河一线的南北推移；而对立的结果，又都是北胜过南。另外，在双方对立的过程中，北方政权多取攻势，而南方政权多取守势，即便攻，也是以攻为守。为什么会如此？下面稍作探索，而为了避免繁琐，笔者拟站在南方守国的立场上，以颇具典型意义的六朝（孙吴、东晋、宋、齐、梁、陈）为重点，进行分析。（3）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著《形势论》，历考“昔之都于南者，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凡八代”“兴亡之故，中天下而论之”曰：
窃以为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领；而两淮、山东，其背也。蜀据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荆、襄据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关、洛。……东晋以来，设重镇以扼中原。……无荆、襄不可以国。……无淮南、北而以江为守则亡，陈之祯明、南唐之保大是也。
按顾氏所论，首重地形地势。盖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使用戈矛甲盾作战，险固的地理形胜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我国地形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山脉水道又多东西横列，这就使得南北对立，一般总是北胜于南，六朝时期也是如此。六朝立国于南方，其东、南两面被大海封闭，缺乏回旋余地，又处低地，不便仰攻，故六朝对北方政权着重采取以守为主的防御战略，力求以舟师水战阻扼骑兵陆争，（4）而其守国所恃者，则在于长江淮河及秦岭巴山。进之，控扼长川大山者，又在于重镇要地，所谓“制敌必以全力，治力必以要地。所谓要者，至近而主于我者是也。主于我则我逸而敌劳，我静而敌动”（5）。盖在我国古代，战争的基本方式为“攻城”与“野战”。其中，六朝以经济、武备均弱于北方，又重在守城，特别是高筑墙、广积粮，以守住军事重镇；在重镇之间，则以众多的郡县军戍为要地，彼此间相互策应，以收到“城壁相望，其间远者才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6）之效，从而构成为整体防线。（7）再者，险固的地理形胜与重镇要地之间又需唇齿相依：“古之善守者，所凭在险，而必使力有余于险之外。……此则我之战守有余地，而国势可振。”（8）另外，战守之间，也是相互依存与配合的。总六朝而论，为偏安政权，但诚如诸葛亮《后出师表》所言：“王业不偏安。……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以此，六朝政权虽以守为本，至于乘间攻伐，则亦不惮用兵。

“寿阳一去，画江为守，使敌在吾耳目之前，伺吾转盼之隙，则江、扬、荆、襄其势孤矣。”（29）后来侯景据寿阳叛，“因此以墟江扬，一乱不复，而江南之势去者，以寿阳先也。”（30）
守淮重镇又有淮西义阳（今河南信阳市），淮北谯郡（今安徽亳州市）、下邳（今江苏淮阴市西南古淮河与泗水交汇处）、涟口（今江苏涟水县）、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云台山，当时尚为海岛）、峡石（今安徽凤台县西），淮南马头（今安徽怀远县南淮河南岸）、钟离（今安徽凤台县东北）、淮阴（今江苏淮阴县西南甘罗城），等等。如淮阴，与寿阳、盱眙同为“淮南之源本”。（31）泰始失淮北后，淮阴的守御地位极为重要，“东接山阳，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资，西有盱眙、寿阳之镇”（32），“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运漕，无他屯阻。”（33）又如义阳，位于大别山北麓，悬瓠失守，义阳代为重镇，其地“有三关之隘，北接陈、汝，控带许、洛”（34）；外通淮汴，则东障淮西；内连荆扬，则南制全楚；又西出宛、邓，故“义阳存则寿阳可复，寿阳复则两淮可守。义阳失则非惟绝两淮南望之意，抑亦为建康后日之忧”（35）。梁既失义阳及三关，陈力争淮南、北，而不争义阳，于是淮南不保，江北尽失。
无力守淮便守江。“若夫江之所守，吴纪陟所谓西陵至江都凡五千七百余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36）按东部守江重镇，江北者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历阳（今安徽和县）、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江南者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当时，长江建康段江面宽广，高岗逼岸，城内驻有台军，石头城是临江突出的军事要害，不易登临。而“京口、采石，俱是要所”（37），是该段江面的束狭之地，为下游最重要的津渡（38），且距建康甚近，山水险峻，易于设防，故六朝人视之为建康的东西锁钥。建康之西以采石为遮蔽，对岸为历阳；历阳根本又在合肥。合肥据江淮中途，水道相通，向为淮南噤喉，江南唇齿。合肥不保，则历阳受胁；历阳受胁，则采石难守，而建康震动。又建康之东以京口为遮蔽，“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39），“因山为垒，望海临江”（40），既以御海寇，又以控江防，而京口根本在广陵。“广陵与京口对岸”（41），广陵之备不固，京口之势危殆；京口之防或疏，建康之危立至。隋灭陈之役，庐州总管（驻合肥）韩擒虎自历阳渡江袭采石，吴州总管（驻广陵）贺若弼自广陵济江拔京口，建康随之而下。
六朝之守，在中部有两道防线，即守汉与守江。守汉先守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而重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岸部分）。按南阳“比接二关，咫尺崤、陕，盖襄阳之北捍，且表里强蛮，盘带疆埸”（42），以其北连中原、南控荆襄、东通江淮、西邻关陕，成为南北纷争中的重镇要道。桓温、刘裕皆由此以问关、洛；宋元嘉中亦遣兵出此，直抵潼关。齐建武五年（498年），南阳沦陷，于是关、洛之途塞，而襄阳之势危。又襄阳向为南船北马交换之地，物资饶足，形势险要。所谓“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43），故欲由南方进窥中原者，襄阳在所必争。东晋有襄阳，桓温、刘裕乃能恢复洛阳，耀武关中。及梁末，襄阳为后梁、西魏所得，元帝止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江陵者，为襄阳防线之后盾，自孙吴以来为荆州重镇，其地据荆楚之中，交通便利，且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荆楚固则江东之势安”（44）。但有江陵必须同时有襄阳，所谓“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45）。及后梁国于襄阳，又迁于江陵，则截断长江，此陈之所以国势尤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