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如何免祸？生活上如何过得好？是当时士人考虑最多的大问题。萧绎《全德志论》：“或出或处，并以全身为贵，优之游之，咸以忘怀自逸。”（见《全梁文》）肖绎的身份当然比较特殊，但他这句话，确道出了一般士人全身行乐的共同意愿。
　　就全身与行乐两者关系而言，全身是前提。《颜氏家训·养生》：“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这种企求保全性命于乱世的呼声，在士人中颇具代表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长期统一、相对安定的汉代显然不同。在这数百年内，战争连绵不断，朝代更替频繁，即使在一朝一代之内，统治集团间的互相残杀，也层出不穷，史不绝书。在此不必赘言。险恶的政治风浪，正如《抱朴子·知止》所形容的那样，实为“矰缴纷纭”、“坑阱充蹊”。葛洪深感处身于其间的士人，无异“托巢于苇苕之末”、“偃寝乎崩山之崖”；认为智者当知避祸之道，善于自处：“告退避贤，洁而且安，美名厚实，福莫大焉”；“知进忘退，希不沉溺”。他借古喻今，反复说明“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无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无足者祸之所钟也”。葛洪发挥《老子》知足思想所写的这篇文章，最突出的内容，在于告诫人们应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参与政治只能适可而止。这在当时颇具现实意义，对那些企图保全个人和家族的生命、财产及名声的士人有相当影响。南朝出现一批姿态各异的号称“怀止足”者，并非偶然。《十七史商榷》没有分析这个时代的特征，于《魏略》至《梁书》几部史籍均有止足传，而《梁书》以后史家无继作者，解释为“俗情不鄙婆娑”，即世俗不鄙薄贪恋爵位，说得未中肯綮。
　　显然，即使是在东晋南朝，到晚年真心实意止足辞官者毕竟是少数，有些人只是借以故作姿态。大量的朝廷之臣，固然不排除有抱“经世济民”之志者，而“怀禄耽宠”之士确实比比皆是。他们的下场，往往如《颜氏家训·止足》所云：“旦执机权，夜填坑谷。”
　　贪图享乐是腐朽的士族难以抑制的欲望，而要享乐又必须求富贵。《抱朴子·知止》的后半篇，以大段文字描写那些达官贵人如何恣意穷奢极侈，劝戒他们当知“崇替之相为首尾，哀乐之相为朝暮。”萧绎则云：“人生行乐，止足为先。但使尊酒不空，坐客恒满。”（《全德志序》）就是说：行乐是正当的，但先当知止足。无须多说，要能像他那样优游自逸，得有丰厚的财富。他写这篇文章时，何愁不具备这个条件。谢朏任吴兴太守，“常务聚敛”，正是为他后来“拂衣止足”，筑室于郡之西郭作准备。当时一般官僚欲退居山林，“忘怀自逸”，必须备有足够的“山资”，经营“隐业”。自宋至齐，王裕、王秀之祖孙经营余杭舍亭山的事迹，即是南朝官僚在山林建立隐业的典型例子。
　　综上所述，南朝士人“怀止足”、“图止足”者，大体是在仕途上攀登到一定的高度之后，辞官或减少政治活动；又往往积累了一定的资财，找个山青水秀的去处，筑室而居，以达既全身免祸，又纵情行乐的目的。什么样的官位是他们希冀得到的呢？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云：“二千石，汉人谓之大官……自汉魏以来，仕途险巘，一般浮沉于宦海者，率以为持盈之限。”陶季直“常称仕至二千石，始愿毕矣”，上引疏广、江淹的话，均可证明这一点。颜之推服膺其九世祖颜含“仕宦不可过二千石”之言，而又说：“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颜氏家训·止足》）照他的说法，不但高于中品者，连低于中品者，也难以免耻辱，无倾危。他在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并未告退，据他自己在家训中解释，一个重要理由，是怕“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终制篇》）。他原是梁朝的散骑常侍，“三为亡国之人”，在物质享受上当然不能如在梁朝那样，存过高的奢望；但也希望有良田十顷，蓄财数万，堂室可蔽风雨，车马可代杖策，并希望有二十个奴婢供一家二十口的驱使（见《止足篇》）。《颜氏家训》成书于隋初，颜之推可说是出身于南朝士族而写文章谈论“止足”的最后一人。因其经历特殊，文章内容也就不免有自我解嘲之嫌。知足，在抑制个人贪欲方面，可以起有益的作用。但《老子》、《抱朴子》和《颜氏家训》的知足论都以考虑个人的荣辱、祸福为根本出发点，而完全撇开个人应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如何。这与为保卫民族、人民而不顾个人安危、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背道而驰。从整体说来，这种思想是消极的。南朝士人安于贫贱的“知足”者，仅仅是极少数，而那些为全身行乐而“图止足”、“怀止足”者的种种表现，正反映了士族的腐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