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采纷呈的冷兵器

通常所说的冷兵器，是指用人力和机械力操持的直接用于斩击和刺杀的武器，如刀、矛、剑、弓箭等。冷兵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它经历了石兵器、青铜兵器和钢铁兵器三个发展阶段�

石兵器

我国古代的冷兵器，最初是由原始社会晚期的生产工具发展演变而来的。那时候，各氏族、各部落之间因纠纷而引起的武力冲突日渐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终于发展成部落之间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单纯地利用带着锋刃的生产工具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就有人用石、骨、角、木、竹等材料，仿照动物的角、爪、鸟喙等形状，采用刮削、磨琢等方法，制成最早的兵器，或者说是胚胎形的兵器。它们以石制的为多，所以称作石兵器。这类制品出土的不少，主要有石戈、石矛、石斧、石铲、石镞、石匕首、骨制标枪头等，有的还把石刀嵌入骨制的长柄中。这些石兵器，大致经过选材、打制、磨琢、钻孔、穿槽等工序制作而成。

石器时代的兵器虽然制作粗陋，但是已经形成了冷兵器的基本类型，如：长杆格斗兵器戈、矛，短柄卫体兵器刀、匕首，射远兵器石镞等。这些石兵器的制作虽因年代久远没有确切记载，但是在先秦、西汉的一些典籍中也有所反映。如《世本·作篇》说“蚩尤作兵”，《管子·地数篇》称蚩尤之时已有矛、戟、芮戈（一种短戈）之类的武器。《越绝书·记宝剑》留下了神农氏、赫胥氏“以石为兵”、黄帝时“以玉为兵”的故事等等。它们和出土实物相对照，在制作年代上是大致相吻合的。石兵器虽然制作简单，但是它们却为第一代金属兵器——青铜兵器的创制开了先河。

不断创新的古代火器

大约在公元十世纪北宋初年，火药武器开始用于战争。从此，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又升起了弥漫的硝烟，传来了火器的爆炸声响，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火器和冷兵器并用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火器可以分三个发展阶段：初级火器的创制，火铳的发明和发展，火绳枪炮和传统火器同时发展。

初级火器的创�

据《宋史·兵志》等史书记载，从宋太祖开宝三年到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970年到1002年），兵部令使冯继升、神卫水军（间隔0队长唐福、冀州团练使石普等人，先后向朝廷进献了火球、火药箭等燃烧性火�

《武经总要》记载的火球有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火球、铁嘴火鹞、竹火鹞等八种制品。前六种的制法基本相同，通常是先把配制好的火药，同铁片一类杀伤物和致毒物拌和，然后用多层纸糊固成球形外壳，壳外涂上易燃的引火物，待晒干后使用。铁嘴火鹞是用薄板制成鹞身，头部安上铁嘴，尾部绑有秆草，火药装在尾中。竹火鹞是用竹片编成笼形外壳，外壳糊几层纸、内装火药一斤，尾部绑草三斤到五斤。作战时，先用烙锥把火球壳烙透，然后用抛石机抛到敌阵，达到燃烧、障碍、致毒和遮障等作战目的。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北宋尚书右丞李纲（1083—1140），曾指挥宋军用霹雳火球打退了金军的初次进攻。到明代后期，火球类火器又有增多。主要有神火混元球、火弹、火妖等毒杀性火球，烧天猛火无栏炮、纸糊圆炮、群蜂炮、大蜂窝、火砖、火桶等燃烧和障碍性火球，万火飞沙神炮、风尘炮、天坠炮等烟幕和遮障性火球。

火药箭是北宋初年创制的另一种初级燃烧性火器，主要制品有弓弩火药箭和火药鞭箭两种。弓弩火药箭是在一支普通箭头的后部绑附一个环绕箭杆的球形火药包，包壳用易燃物制成，内装火药，药量由弓弩的大小而定。作战时，先点着火药包，然后把箭射到敌军粮草积聚上，待着火的包壳引燃壳内的火药后，就引起猛烈燃烧。

同明太祖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到1398年）的火铳相比，这一时期的火铳、手铳有比较大的改进，手铳的改进尤其突出。除了表现在制造工艺更加精细、产品精度更加提高外，主要表现在构造的改进和配件的增加等方面�

首先是外形构造上的改进。这一时期手铳的外形改变最明显，前膛已不再是简单的直筒形，而是从铳口到药室逐渐增大，形似现在的粉笔，这是前膛壁从铳口到药室逐渐增厚的结果。构造上的这种改进，反映了当时的火铳研制者对火药在药室内燃烧后作用于膛壁的压强从药室前到铳口成递减分布的状况，有了一定的经验和感性的认识，因此在设计火铳时，在膛径保持前后不变的情况下，把靠近药室的膛壁增厚，使它能承受比较大的膛压，而铳口所受的膛压最小，所以膛壁也最薄。这是当时火铳设计科学性提高的表现。

其次是增加了火门盖。手铳构造上的另一个重要改进，是在药室的火门外，增加了一个长方形的曲面活动盖，盖的一端固连在铳上，可以翻旋。装填火药后便把活动盖盖上，保持药室内的火药不受风雨灰沙的侵蚀，处于干燥清洁和良好的待发状态�

第三是增配了装药匙。这种增配的装药匙是专门给手铳装填火药用的，出土实物也不算少。在已经发现的装药匙中，除单独出土的外，也有的伴随手铳一起出土，如在南京东华门附近挖出“神字二十一号”手铳时，也随着挖出了一个装药匙，匙柄上刻有“重二两五钱”等字。另外，日本的一些火器史研究者也搜集了几件类似的装药匙，有一个装药匙除了在柄上刻有“重二两五钱”几个字外，还刻有“天字二万三千二百五十九号”等字。这个装药匙很可能是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所造同号手铳的附件。同样，另一个刻有“胜字六千六百五号”的装药匙，可能是明英宗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所造同号手铳的附件。在已经搜集到几件装药匙中，它们的主要尺寸相同，如全长一百五十五毫米，匙部长八十四毫米，横幅宽二十八毫米；两侧内凹，前端口部幅宽五毫米，可插入火铳口内，使 匙内火药直接装入膛内，不致散落在外；装药匙的柄长七十一毫米，最粗处截面是五毫米乘四毫米。从匙柄上所刻重量相同的匙部的规格一致可知，它们向手铳内装填的火药量也没有差异，这样既不会发生因装药量过少而发射无力的弊病，也不会出现因装药量过多而发生手铳爆裂的危险，保证了发射的威力和安全。装药匙的柄端还有一个小孔，可系上绳环，便于士兵系在腰间。使用装药匙的本身也说明当时所用的是优质粉状或粒状发射火药。

第四是使用了“木马子”。在出土的实物中，还发现个别手铳中残存有“木马子”。“木马子”是在药室中装填火药后用以筑实火药用的附（间隔）件，具有紧塞和闭气的作用，可以增强火药的爆发力，使安在“木马子”前的弹丸受力瞬时而集中，增加了射程。据《大明会典·火器》记载，在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前，军器局每年要造“椴木马子三万个，檀木马子九万个”。因此，“木马子”似应在明初已经制造，但是由于木质容易腐烂，所以到现在为止只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件刻有“奇字壹万贰千肆拾陆号永乐拾叁 年玖月日造”的手铳中，发现这种配件的残留件。

永乐手铳也都刻有铭文，内容有编号数和造铳年月，反映了当时火铳的统（间隔）一制造和管（间隔）理的情况。从已经出土的永乐型手铳的各个编号数，可以判断永乐到弘治年间所造手铳已经超过十六万支。火铳的大量制造和使用引起我国古代军（间隔）事方面的大（间隔）变（间隔）革。这次大（间隔）变（间隔）革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是全国各地卫所驻（间隔）军开始按编（编制）制总数的十分之一装备火铳；其次是在永乐七八年间创建了世界上最早装备神机（间隔）枪（间隔）炮的火器部（间隔）队神机营；第三是火铳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在野战、攻守（间隔）城战和水战中都有创造；第四是在边（间隔）防、海（间隔）防要（间隔）地开始增配火铳，改善了守（间隔）备设施。这些变（间隔）革，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以往在冷兵器时代的变（间隔）革所不可比拟的。永乐手铳也都刻有铭文，内容有编号数和造铳年月，反映了当时火铳的统（间隔）一制造和管（间隔）理的情况。从已经出土的永乐型手铳的各个编号数，可以判断永乐到弘治年间所造手铳已经超过十六万支。火铳的大量制造和使用引起我（间隔）国古（间隔）代军（间隔）事方面的大（间隔）变（间隔）革。这次大（间隔）变（间隔）革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是全国各地卫所驻（间隔）军开始按编（间隔）制总数的十分之一装备火铳；其次是在永乐七八年间创建了世界上最早装备神机（间隔）枪（间隔）炮的火器部（间隔）队神机营；第三是火铳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在野战、攻守（间隔）城战和水战中都有创造；第四是在边（间隔）防、海（间隔）防要地开始增配火铳，改善了守（间隔）备设施。这些变（间隔）革，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以往在冷兵器时代的变（间隔）革所不可比拟的。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明军在收复被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占据的双屿港（今浙江宁波东南海中）时，缴获了欧洲人和日本人制造的火绳枪。这种枪的枪管细长，从枪口装填火药和弹丸，前有准星，后有照门和药室，安在弯形的枪托上，枪托上固连一个龙头形扳机，龙口内衔有火绳，扣动扳机时，龙头向下旋转，点着的火绳头落入装药池中，点着火药，把弹丸射出。当时因弯形枪托形似鸟嘴，就把它称作鸟嘴铳、鸟铳或鸟枪。由于火绳枪炮具有比明军使用的火铳装填方便、射速快、命中精度高、杀伤威力大等优点，所以明代的军器局和兵仗局就在嘉靖年间以缴获的实物作为样品，仿制和改制成多种形式的佛郎机和鸟枪，开了我国仿制外来枪炮的先河。此后，火器研制家赵士桢，在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到三十九年（公元1598年到1611年），除仿制成土耳其式噜密铳外，还研制成挚电铳、三长铳、双叠铳、迅雷铳等多种单管和多管火绳枪，把火绳枪炮的研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