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北岳恒山地望及其历史变迁——兼与王畅同志商榷
梁勇 (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1)
提要
北岳恒山之主峰，汉唐以来一直在恒山郡曲阳县北部．金代分曲阳县北部置阜平县以后，恒山属阜平县，民间俗称“大茂山”或“神仙山”。明代起，山西文人开始附会浑源玄武山为恒山。清初顺治十七年，改祀北岳与浑源。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迁，导致对北岳变迁产生诸多误解。本文通过文献与实地考查结合的方法，深入考证古恒山地望和恒山变迁的历史真相。
关键词 北岳恒山 大茂山 玄武山 恒山变迁
今北岳恒在山西浑源，而明以前北岳恒山本在河北曲阳县，与浑源并无关系。金元之后，因分曲阳北部置阜平县，使恒山不在曲阳县境内，于是，在曲阳县北岳庙祭祀北岳，始有“遥祭”之说。明代开始有人将浑源玄武山附会为“北岳恒山之余脉”，伪做唐宋时期北岳刻石；后又称“玄武山为北岳之主峰”，而将曲阳北岳称“恒岳之余脉”，并不断上奏皇帝，请“改祀北岳于浑源”。但屡遭熟谒历史的礼臣驳斥。清朝顺治十七年，山西巡抚趁满清皇帝刚入关，奏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得到皇帝批准。从此，浑源建北岳庙，而具有千年历史的曲阳北岳庙开始衰落。
一、古代北岳恒山地望考辨
古北岳恒山在河北，在历史文献中本有明确记载。但因历史久远，对古恒山的具体地望存在诸多疑问。近代以来，由于学者们忽略了历史上曲阳县政区的变化，使各类史志、类书中有关北岳地望的阐释存在不少疏漏，甚至一些权威工具书也相互因袭。如20世纪陆续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辞海》、《中国名胜词典》、《宗教词典》等一系列大型工具书，虽指明古今恒山不是同一座山．但都存在一些疏漏。
1980年版《辞海》释文：“恒山，古山名，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与山西接壤处。……唐宋一名大茂山……清顺治中移祀北岳于山西浑源境今恒山。通称此为大茂山”①1981年版《宗教词典》释文：“恒山．五岳中之北岳．……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与山西接壤处，……明定山西浑源县之玄武山为恒山，清始开祀北岳于浑源，此后曲阳之恒山通称大茂山”②。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今河北曲阳县西北距山西边界尚有数十公里，根本与山西不接壤，而与河北省阜平县接壤。而且，在今曲阳县西北本无大茂山。大茂山的具体地望，在阜平、唐县、涞源接壤处。1931年臧励和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恒山条： “恒山，在直隶曲阳县西北……一名大茂山。”另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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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缩印本，第1985页②《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81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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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茂山”释文：“大茂山，在河北阜平县东北七十里，接曲阳县界，即恒山之岭，一名神尖”①。曲阳县本在阜平县东南面．曲阳县的西北乃是阜平县的西南方。既然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断不可能与曲阳县接界。
为什么史籍明确记载的曲阳县境有古代北岳恒山，如今不在曲阳县境内?为什么诸多工具书都出现地理上常识性的错误?主要是近世著作者缺少深入实地考察，忽略了行政区划的变迁，而相互抄袭所致。笔者以为．考证古代北岳恒山的准确地望，必须从北岳恒山的历史入手。
北岳恒山，称恒岳。相传舜帝北巡时，仰慕其山势雄伟，遂封为北岳，为五岳之一。先秦文献中对恒岳多有记载，如《尚书·禹贡》“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尔雅·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
秦汉时期，恒岳有了明确的政区归属。《汉书·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阳县(今曲阳县，其范围包括今阜平县绝大部分)载，“恒山北谷，《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今唐河)”。准确说明了汉代北岳恒山的行政隶属、与相关河流的关系。唐代地学家李吉甫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汉三年(前204年)，……以巨鹿(郡)之北境置恒山郡，以恒山为名。后避文帝(刘恒)讳改日常山。两汉恒山太守皆理于元氏(今元氏北故城村)”②。但全祖望先生、谭其骧教授、马非白等史学前辈，根据《史记》有关历史事件的记载，论证认为：秦代已置有恒山郡，其治所东垣(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一带) ③。
无论秦代或是西汉置恒山郡，都是因北岳恒山在其辖区内而得名。且由于封建避讳制度．汉文帝以后的文献中，“恒山”，写作“常山|”。而山西浑源的玄武山，战国、秦汉乃至魏晋一直名高氏山，一作高是山④，崞山。出身于恒山附近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经深入考察，在《水经注·滱水》中记载：”滱水(今唐河)出代郡灵丘县西北高氏山。《山海经》曰：、‘高氏之山，滱水出焉。”’郦道元详细地记载了滱水从灵丘县故城南流过沿线一系列地物后，“东经嘉牙川，川有一水南来注之，水出恒山北麓。……滱水又东迳倒马关……又东南过中山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来注之。……自下，滱水兼纳恒川之通称也。即《禹贡》所谓恒卫即从也”⑤。显然，滱水在其上游代郡灵丘县以上，与当时北岳恒山毫无关系，在流经灵丘故城南、再往东南经嘉牙川后，才进入北岳恒山的范畴。
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置有雁门郡和代郡，秦汉一直延续。而浑源县地从战国到秦汉分属雁门郡的崞县和代郡的繁峙县。既然雁门和代郡设置的时间早于恒山郡且与恒山郡相邻，却不以“恒山”为名，也足证明它与当时之北岳恒山毫无关系。所以不能用此名号。《元和郡县图志》说：“崞县(今浑源)，本汉旧县．因山为名，属雁门郡”。如果县境内或边界有恒山，岂能以崞为名。
自汉代始，祭祀“五岳四渎”的礼制进一步健全。《尚书周礼注疏》曰：“自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祀北岳常山于曲阳，后遂因之”。按当时礼制，在北岳恒山和曲阳县城内建祭祀庙堂。分别称“上庙”(也称上祠，俗称上寺)、“下庙”。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定州“上曲阳城，县治西四里，《括地志》：‘故赵邑也。……汉置上曲阳县，……”。清光绪《曲阳县志》也载：“故城在今城西四里。后魏移今治。……始建今庙”。北魏宣武帝时，随
着曲阳县城迁徙，在城内创建今北岳庙⑥。仍与恒山之“上庙”对应之，称“下庙”。在以后的文献中，对此均有明确记载。
①《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影印本，第621页。
② 《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恒州》卷21，光绪十九年补刊木版本。
③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 975年、谭其骧：《秦郡新考》，《浙江学报》第2卷第1期；马非白《秦集史·郡县考》中华书局；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中华书局；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都认为秦代已经设置恒山郡。
④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标注为“高是山”。《水经注》称高氏山。
⑤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该书印刷中错误甚多。本文引文见387—391页，以清代木刻本杨守敬《水经注疏》校对之。
⑥ 今曲阳县城内的北岳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创建于北魏宣武帝时期，保存北魏至明历代帝王和礼臣祭祀北岳恒山的碑刻、祭文和宏大建筑群。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在恒阳县(今曲阳县)下载，“恒山在县北一百四十里，恒水所出”。又说：“恒岳下庙，在县西四十步”。即指今曲阳县之北岳庙。据周汛、高春明主编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附录《古今尺度对照表》考证，唐代一尺为29.3—30厘米①；唐代140里，约折合今62公里。按今曲阳县的行政区划，县城北62公里，早已跨出其县境20多公里之外。
其实，早在郦道元《水经注》中就记载：“长星沟在上曲阳县西北，流经恒山下庙北”。之所以郦道元、李吉甫称曲阳北岳庙为“恒岳下庙”，说明恒山必有一座上庙(上祠)。《太平寰宇记》也记载：定州曲阳县“本上曲阳县也，属常(恒)山郡。……北岳恒山在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其山有祠，曰安天王。按《山记》云：‘……上方三十里，周回三千里，上有大元之神泉、神草十九种．’……太史公：‘北岳有五名：一曰兰台府．二曰列女宫．二曰日华阳台，四曰紫微宫，五曰太乙宫。’或曰大茂山，山北四百余里号飞狐之口……”。也证明恒山上有安天王祠。找到这座上祠遗址无疑对证明古恒山具体地望具有重要指证意义。
如前所述，自汉唐到北宋，恒山一直属曲阳县。《魏书·地型志》“上曲阳县”，“有恒山”。隋改“上曲阳”为“恒阳”，也是因为位恒山之阳而得名。《隋书·地理志》恒阳县“有恒山”。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穆宗李恒即位，因避讳改“恒州为镇州(治所在今正定)；改恒阳为曲阳；改恒岳曰镇岳”②。五代以后，因云燕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恒山成为中原王朝与契丹之界山。《太平御览》载：“北岳恒山，一名大茂山，与辽分界”。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又因避讳，恒山再度改名常山。北宋分行唐县北境置北寨，属镇州(今河北正定)；“金初改曰北镇”，明昌四年(1193年)以北镇并分曲阳县北境置阜平县，隶属真定府③(今正定)。从此，恒山成为阜平、唐县、飞狐(今涞源)三县“接壤处”。
但宋金以降，祭祀北岳恒山作为一种传统仪式，礼臣奉敕祭岳，只到曲阳北岳庙，而不登恒山之“上庙”，因此．对恒山的具体地望逐渐淡漠。正是因为北岳恒山与北岳庙文化联系的分离，导致了分曲阳县北境置阜平县。也导致了后世史家不重视恒山的准确地望。因此，金元以后的正史几乎都没有准确反映因政区变迁引发的恒山隶属关系的变化，均延续前朝记载，仍称曲阳县“有恒山”。《元史·地理志》保定路曲阳县下记载：“北岳恒山在焉”。《明吏·地理志》定州曲阳县：“恒山在西北。”《清史稿·地理志》定州曲阳县：“恒山．古北岳，顺治末改祀于山西浑源”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大清一统志》保定府载：“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七十里，接曲阳县界。即恒山之岭，一名神尖。”且在“正定府”地图中明确标注“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的位置。直到现在，该山南麓的阜平县仍称此为神仙山，显然是“神尖山”之谐音。北坡的唐县则仍称“大茂山”．该山主峰海拔1870米，为阜平、涞源、唐县三县界山，是太行山向东延伸的一条支脉。
大茂山就是古代北岳恒山之主峰，其证据总结如下：
首先，在大茂山北面山谷中，有著名的倒马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都认为，倒马关“即汉之常山关。”汉代所称“常山”，即恒山，避文帝讳所致也。既名“恒山关”，说明因位于恒山脚下而得名。
大茂山北谷是汉代恒水发源地。《汉书·地理志》郑玄注：“恒水出恒山北谷。”郦道元在《水经注·滱水》中更有详细记载，前已述⑤。另据清康熙《唐县新志》记载：恒水，亦作横河，盖因横、恒音同。到民国以后，始称通天河⑥。该河从大茂山北麓的山涧流出，向东南流经曲阳县注入滱水(今唐河) 正符合《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有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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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791—792页。
②《太平寰宇记》卷61，《河北道镇州》；《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 974年．第1018页。
③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8《正定府·阜平县》。北京图书馆藏木刻本。④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l《保定府·关隘·倒马关》。
⑤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1页。
⑥转引自新编《唐县志》，河北入民出版社，1998年。
其次，大茂山的方位，正好在曲阳县城北62公里(唐宋的140里)，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记载北岳恒山地望完全吻合；且在阜平县东北33公里，与乾隆《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也完全吻合。更重要的是，在阜平县神仙山南坡，有一村庄名“上寺”，村北有一片古建筑遗址，虽早已夷为平地，但遍地瓦砾，笔者曾多次深入该村考察，在此找到了隋唐时期宗教建筑的标志性构建——莲花瓦当残片和其他一些古代建筑碎片，推测这里应是文献中北岳恒山之“上祠”遗址。这也为正确解释郦道元、李吉甫将曲阳县北岳庙称之为“恒山下祠(下庙)”找到了佐证。
总之，从文献到实地考察的实物证据及地理测量的实际距离。都证明大茂山(南麓称“神仙山”、神尖山)就是古代北岳恒山的主峰。
二 北岳恒山变迁的历史考证
北岳恒山如何从曲阳县改到阜平县，又如何改到浑源玄武山，史学界众说纷纭．有必要给与考辨。早在1987年，笔者针对山西古鸿飞君在《地名知识》刊发的《恒山地名趣谈》的文章，撰写了《再论恒山之变迁》的短文(山西《地名知识》1987年第1期)，简要讨论恒山变迁的历史过程，试图澄清今人关于北岳变迁的误解。但限于篇幅，言犹未尽。最近《河北学刊》刊发了王畅同志《晋冀恒山之争与中国山岳文化》①，重提曲阳北岳庙“为遥祭北岳恒山神而建”之旧说。甚至认为，从古代文学作品中看，明代乔宇《恒山记》、《徐霞客游记·游恒山日记》、杨述程《登恒山记》“等皆直指浑源恒山为北岳，此乎从未有过什么变迁．更看不出有过晋冀之争”。并指出：“恒山不是指的某一山头，它应是指一个山脉。这个山脉，属于太行山的一个支脉，它延伸于晋冀之间约150公里，包括今之山西的浑源、灵丘与河北的阜平、涞源、曲阳一带”云云，否认历史上北岳恒山变迁的史实。笔者不敢苟同，因此，再陈拙见，兼与王畅同志商榷。
笔者以为：元以前北岳恒山在河北，而与浑源毫无关系，这在史学文献中似乎不存在异议。因为历代正史和《元一统志》以前的所有地理总志中，都有明确记载．尤其本文前面提到，北魏地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明确地记载了滱水流经的高氏山与恒山之关系，史实应该十分清楚。而浑源之玄武山似乎无望从元以前文献中找到任何与恒山相关的片纸佐证。至于王畅同志提到的明代乔宇、徐霞客、杨述程等人直指浑源恒山为北岳，以此作为浑源始终就是恒岳(抑或始终也是北岳一部分)的依据。
如前所论，宋代以前，北岳恒山在曲阳，正如东岳泰山在泰安、中岳嵩山在登封、南岳衡山在衡阳、西岳华山在华县一样的明确。因此，山西浑源玄武山不可能与河北曲阳县分享恒岳之名分。在明代以前历代文献中关于“北岳恒山”的定义，都从来没延伸到山西和浑源一带。直到《元史·地理志》大同府、大同路、浑源州，均只字没有提到与恒山有任何关系。
笔者认为，北岳恒山的变迁。主要是因历史的误会所致。
五代以后，北岳恒山成为中原王朝与契丹的边界，尤其宋辽对峙时期，大茂山成为宋辽战争要地，山间的宗教建筑和恒岳“上祠”废毁，作为北岳的一系列标志性人文景观丧失殆尽。加上恒岳主峰距曲阳北岳庙百里之遥，礼臣奉使祭祀北岳，只到北岳庙而不登恒山；尤其是金朝分曲阳县北部戡阜平县后，北岳庙与北岳恒山分属两个县，导致了北岳恒山与北岳庙在文化认知上的分离。淡漠了北岳文化名山的地位．而只强调北岳庙祭祀岳神之作用。为所谓“遥祀”之说提供了附会的机会。因此，现存于曲阳北岳庙的《大宋重修北岳庙碑铭》
也承认：“天下之岳五，独有北岳名不著。岳有祠，不知废于何代，今庙于曲阳，由唐以来记刻皆不载废迁之由。”可见在北宋时期恒山上的“岳祠”已不知废于何代了，恒岳本身的认知度已大打折扣。
再加上河北人士滥用“大茂山”、“神仙山”、“神尖山”之类俗名替代恒山正名，导致恒山知名度的沦丧。从明代开始，山西文人们开始指认浑源崞山(高氏山、玄武山)为“恒山之余脉”。其理由可能有三个方面：
一是崞山，在五代、北宋时期战争影响相对较小，山上多庙宇寺观，僧倡、道人称“玄武山”、“玄武峰”、“玄岳”、“紫岳”。其中有些前代北岳恒山原有的寺观，在战乱中迁徙到此，甚至佛、道人士自称恒山某某寺、观，为民间附会为恒山提供了可能。二是因“玄武”在传统文化中代表北方，且浑源高氏山正是唐河上游发源地．与河北的恒山一水相连，一谷相通。三是．有些官吏、文人，将北岳恒山历史上的一系列事件，附会于浑源玄武山，且采用类似当今旅游开发手段，伪做各种恒山的遗迹。如晋国正卿赵简子登恒山处、东晋高僧释道安在”恒州山中”之遗迹，唐代恒州道人张果修行之遗迹，以及唐代诗人贾岛恒山诗作等等，本来发生在河北恒山①)、而与浑源毫无关系的历史事件，却通过传说附会到玄武山。
经若干年附会的民俗化，其知名度有了～定的积累。到明朝弘治七年(1494年)有人在玄武山显赫地镌刻“恒宗”两个大字(今称为“大字湾”)。嘉靖三十五年(1566年)皇帝在玄武山“求真芝十二本”，称”玄芝”②。此后，山西文人干脆称玄武山为“恒山之主脉”，而将河北的恒山称“恒山之余脉”。
在这种背景下，乔宇(1457～l 524年)、徐弘祖(1586～1 641年)及以后的明朝中后期文人，作为游历浑源玄武山的匆匆过客，赏美景，抒情怀，在其文学作品中将其称为北岳，很难作为断定恒山始终没有变迁的佐证。即使是被后人推崇备至的徐弘祖，其实也只是个描述性的旅行家，在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方面，他的《徐霞客游记》仅仅游记而已，与郦道元不可同日而语。更不宜作为考证历史问题的佐证吧。还必须指出，虽然明代许多文人都将浑源玄武山称为恒岳，但从文献来看，有明一代没有任何皇帝下诏改封浑源玄武山为北岳恒山。
嘉靖、万历年问，北岳的晋冀之争愈演越烈。一些地方官吏不断上奏朝廷，清求改祀恒岳于浑源，但屡屡遭到一些朝臣反对。其中嘉靖廿六年(1547年)“河南陈公诬奏罢曲阳庙祠”③。大臣周寅坚决反对，并为此在曲阳北岳庙刻立《北岳庙图记》。遗憾的是这位先哲对史实了解甚少．因此，在碑中仅仅是感慨北岳庙之宏大，北岳神灵长期安居之乐业。甚至说：“恒山居五岳之一，而雄峙于混源。……曲阳无北岳之山．而乃北岳之方位之地也”。④可见他也说不清北岳庙建于曲阳的历史文化背景。他反对改祀恒山于浑源的理由仅仅是曲阳县“乃北岳之方位之地也。”显然难以以理眼人。但是朝臣中毕竟不乏熟读经史之学者，能阐明北岳不能改祀之理由。《明史·礼志》记载：万历十四年“大同巡抚胡来贡议移祀北岳于浑源”。礼臣沈鲤“力驳其无据”⑤指出：“《大明集礼》载，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止见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礼曲阳是”⑥。沈鲤的这段论述一是证明：明代从没有任何一代皇帝正式改封浑源玄武山为北岳。不然．在那个封建专制时代，作为礼臣的沈鲤断不敢如此坚定地反对改祀北岳于浑源。二是说明，浑源之称北岳，只是州志碑文心说，没有正史经传依据。但是，时人不断请求改祀恒山的愿望，正是在恒在恒山与北岳庙艾化上长期分离背景下，希望通过改祀实现北岳与北岳庙文化的整合，解决北岳文化衰落的现状。其文化初衷显然是积极的。经历几十年的辩论，山西官吏、文人始终没放弃改祀北岳的文化主张，但又无法回避历代正史记载的史实．因此．直到明朝灭亡，“改祀北岳于浑源”的愿望也没实现。
王畅先生列举《明史·地理志》记载：“恒山在(曲阳县)西北”。又说：“浑源州南有恒山，即北岳也，与北直隶曲阳县界”。试图说明浑源恒山与曲阳北岳恒山，都得到明朝承认。其实，从文献学来说，《明史》乃清朝大臣张廷玉主持编写，其中不少内容，掺进了清朝统治者的一些意志．这大概是史学界毋庸置疑的常识吧。
清朝顺治十七年秋七月，刚入关不久的顺治皇帝，根据大臣上奏，批准“移祀北岳于浑源”⑦。从此，浑源玄武山经敕封而正式成为北岳主脉，而为了顾忌汉唐以来历代文献记载的不可篡改的史实，又不得不承认曲阳北岳恒山之地位，于是就有了曲阳恒山与浑源一脉相连的说法。如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8“正定府”：“恒山在曲阳县西北，一日常山，亘保定府西境及大同府境。”
①对于道安到“恒山”传道之事迹，本来发生在河北“恒山”，《晋书·释道安传》有明确记载。唐代道士张果在恒山中修行的事迹，乃由恒州(治真定，今正定)刺吏韦济发现并举荐给唐玄宗，显然发生在河北道恒，J'It境内，而与浑源毫无关系，《新唐书·方伎·张果传》《资治通鉴》都有明确记载。
②《北岳庙图记》，碑阳为图记文字，碑阴为图。现存于曲阳县北岳庙正殿。
③《北岳庙图记》，碑阳为图记文字，碑阴为图。现存于曲阳县北岳庙正殿。
④《北岳庙图记》，碑阳为图记文字，碑阴为图。现存于曲阳县北岳庙正殿。
⑤《明史·沈鲤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局影印本《二十五【史》第10册。
⑥《明史· 礼志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二十五吏》第10册。
⑦《清史稿·世祖本纪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局影印本《二十五史》第11册。
其实，明以后的吏志之书都回避了金朝分曲阳县北部置阜平县的吏实，不承认北岳恒山已不在曲阳县境，而被分置给阜平县。但由于北岳的晋冀之争主要集中在朝臣、上层文人与礼臣之间，因此，民间对其中史实知之甚少。尤其是经清代数百年后，就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北岳恒山变迁的史实，不仅曲阳县具有近2000年文化积淀和1500多年建筑史的北岳庙，被后世称为“遥祭北岳恒山之庙”，且在许多现代书籍、地方志和有关文章之中，对北岳历史都存在含混之词。
其实，众所周知，中国之五岳是在周秦时代就已形成的，秦汉以后成为一种礼制。但并不曾有以某朝代京城方位而改五岳的史证。比如西汉、唐朝建都长安．并没有因西岳华山在京城以东而改易；南宋都杭州，也没有因东岳泰山在西北而改封。明初朱元璋祖孙两朝建都南京，东岳泰山也在其西北。浑源恒山(北纬39度)之方位也不在北京之北，而在北京(北纬40度)西偏南。如前所述，直到《元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曲阳县……北岳恒山在焉。”而浑源州只字没有提到过恒山。可见直到金、元时期，浑源还与恒山无任何关系。因此，北岳恒山之变迁，与金、元、明建都北京本无关联。
笔者认为：北岳恒山变迁之过程，首先是因河北人文化意识之淡漠，逐步放弃丫对“北岳文化礼制”之责任，而为精明的山西人提供了赢得“恒山”名号的机会。而且经历长期舆论准备的山西官吏，把握清朝入关之机遇，利用顺治皇帝对历史事实之蒙昧，将祭祀北岳的权利从河北争夺到手，不仅成就了一座晋北的文化名山。也实现了北岳恒山与北岳庙文化上的整合，使具有2000年文化底蕴的恒山文化得以传承。应该说，这是中国山岳文化传承史上的一个大手笔，也是对中国山岳文化资产利用的一个独特范例。历史证明，通过恒岳之变迁，当时和后世山西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利益。
而河北的北岳恒山，却从汉唐历史文化名山，被庸俗为“大茂山”、“神仙山”之类，以致最后沦为一座非常平庸而没有任何知名度的山峰。从文化资产视角来看，河北因此而失去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北岳”的名分‘”。更滑稽的是，自清改祀恒山于浑源之后，曲阳北岳庙的宏伟建筑群，在河北竞被附会为“窦王殿”。讹称“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之宫殿”①。甚至北岳庙内为供奉陨石而建的重要建筑“飞石殿”．在河北被讹称“殿中飞来石，是从浑源恒山‘飞石窟’飞来的．因而在曲阳建北岳庙遥祭北岳”。甚至在这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旅游解说词中．存在着难以枚举的附会传说，而对历代碑刻、文献所载的凿凿史实，却很少关注。这不能不说是比失去北岳更大的一种历史遗憾。
北岳恒山之变迁，留给历史一个笑柄，也留给后人太多的人文反思。
①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窦建德(573—621年)从618年在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称夏王，到621年在河南牛口峪战败被李世民捕获，死于长安，他从来没有到过北岳庙。北岳庙即“窦王殿”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梁勇 (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1)
提要
北岳恒山之主峰，汉唐以来一直在恒山郡曲阳县北部．金代分曲阳县北部置阜平县以后，恒山属阜平县，民间俗称“大茂山”或“神仙山”。明代起，山西文人开始附会浑源玄武山为恒山。清初顺治十七年，改祀北岳与浑源。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迁，导致对北岳变迁产生诸多误解。本文通过文献与实地考查结合的方法，深入考证古恒山地望和恒山变迁的历史真相。
关键词 北岳恒山 大茂山 玄武山 恒山变迁
今北岳恒在山西浑源，而明以前北岳恒山本在河北曲阳县，与浑源并无关系。金元之后，因分曲阳北部置阜平县，使恒山不在曲阳县境内，于是，在曲阳县北岳庙祭祀北岳，始有“遥祭”之说。明代开始有人将浑源玄武山附会为“北岳恒山之余脉”，伪做唐宋时期北岳刻石；后又称“玄武山为北岳之主峰”，而将曲阳北岳称“恒岳之余脉”，并不断上奏皇帝，请“改祀北岳于浑源”。但屡遭熟谒历史的礼臣驳斥。清朝顺治十七年，山西巡抚趁满清皇帝刚入关，奏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得到皇帝批准。从此，浑源建北岳庙，而具有千年历史的曲阳北岳庙开始衰落。
一、古代北岳恒山地望考辨
古北岳恒山在河北，在历史文献中本有明确记载。但因历史久远，对古恒山的具体地望存在诸多疑问。近代以来，由于学者们忽略了历史上曲阳县政区的变化，使各类史志、类书中有关北岳地望的阐释存在不少疏漏，甚至一些权威工具书也相互因袭。如20世纪陆续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辞海》、《中国名胜词典》、《宗教词典》等一系列大型工具书，虽指明古今恒山不是同一座山．但都存在一些疏漏。
1980年版《辞海》释文：“恒山，古山名，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与山西接壤处。……唐宋一名大茂山……清顺治中移祀北岳于山西浑源境今恒山。通称此为大茂山”①1981年版《宗教词典》释文：“恒山．五岳中之北岳．……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与山西接壤处，……明定山西浑源县之玄武山为恒山，清始开祀北岳于浑源，此后曲阳之恒山通称大茂山”②。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今河北曲阳县西北距山西边界尚有数十公里，根本与山西不接壤，而与河北省阜平县接壤。而且，在今曲阳县西北本无大茂山。大茂山的具体地望，在阜平、唐县、涞源接壤处。1931年臧励和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恒山条： “恒山，在直隶曲阳县西北……一名大茂山。”另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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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缩印本，第1985页②《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81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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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茂山”释文：“大茂山，在河北阜平县东北七十里，接曲阳县界，即恒山之岭，一名神尖”①。曲阳县本在阜平县东南面．曲阳县的西北乃是阜平县的西南方。既然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断不可能与曲阳县接界。
为什么史籍明确记载的曲阳县境有古代北岳恒山，如今不在曲阳县境内?为什么诸多工具书都出现地理上常识性的错误?主要是近世著作者缺少深入实地考察，忽略了行政区划的变迁，而相互抄袭所致。笔者以为．考证古代北岳恒山的准确地望，必须从北岳恒山的历史入手。
北岳恒山，称恒岳。相传舜帝北巡时，仰慕其山势雄伟，遂封为北岳，为五岳之一。先秦文献中对恒岳多有记载，如《尚书·禹贡》“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尔雅·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
秦汉时期，恒岳有了明确的政区归属。《汉书·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阳县(今曲阳县，其范围包括今阜平县绝大部分)载，“恒山北谷，《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今唐河)”。准确说明了汉代北岳恒山的行政隶属、与相关河流的关系。唐代地学家李吉甫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汉三年(前204年)，……以巨鹿(郡)之北境置恒山郡，以恒山为名。后避文帝(刘恒)讳改日常山。两汉恒山太守皆理于元氏(今元氏北故城村)”②。但全祖望先生、谭其骧教授、马非白等史学前辈，根据《史记》有关历史事件的记载，论证认为：秦代已置有恒山郡，其治所东垣(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一带) ③。
无论秦代或是西汉置恒山郡，都是因北岳恒山在其辖区内而得名。且由于封建避讳制度．汉文帝以后的文献中，“恒山”，写作“常山|”。而山西浑源的玄武山，战国、秦汉乃至魏晋一直名高氏山，一作高是山④，崞山。出身于恒山附近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经深入考察，在《水经注·滱水》中记载：”滱水(今唐河)出代郡灵丘县西北高氏山。《山海经》曰：、‘高氏之山，滱水出焉。”’郦道元详细地记载了滱水从灵丘县故城南流过沿线一系列地物后，“东经嘉牙川，川有一水南来注之，水出恒山北麓。……滱水又东迳倒马关……又东南过中山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来注之。……自下，滱水兼纳恒川之通称也。即《禹贡》所谓恒卫即从也”⑤。显然，滱水在其上游代郡灵丘县以上，与当时北岳恒山毫无关系，在流经灵丘故城南、再往东南经嘉牙川后，才进入北岳恒山的范畴。
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置有雁门郡和代郡，秦汉一直延续。而浑源县地从战国到秦汉分属雁门郡的崞县和代郡的繁峙县。既然雁门和代郡设置的时间早于恒山郡且与恒山郡相邻，却不以“恒山”为名，也足证明它与当时之北岳恒山毫无关系。所以不能用此名号。《元和郡县图志》说：“崞县(今浑源)，本汉旧县．因山为名，属雁门郡”。如果县境内或边界有恒山，岂能以崞为名。
自汉代始，祭祀“五岳四渎”的礼制进一步健全。《尚书周礼注疏》曰：“自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祀北岳常山于曲阳，后遂因之”。按当时礼制，在北岳恒山和曲阳县城内建祭祀庙堂。分别称“上庙”(也称上祠，俗称上寺)、“下庙”。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定州“上曲阳城，县治西四里，《括地志》：‘故赵邑也。……汉置上曲阳县，……”。清光绪《曲阳县志》也载：“故城在今城西四里。后魏移今治。……始建今庙”。北魏宣武帝时，随
着曲阳县城迁徙，在城内创建今北岳庙⑥。仍与恒山之“上庙”对应之，称“下庙”。在以后的文献中，对此均有明确记载。
①《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影印本，第621页。
② 《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恒州》卷21，光绪十九年补刊木版本。
③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 975年、谭其骧：《秦郡新考》，《浙江学报》第2卷第1期；马非白《秦集史·郡县考》中华书局；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中华书局；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都认为秦代已经设置恒山郡。
④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标注为“高是山”。《水经注》称高氏山。
⑤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该书印刷中错误甚多。本文引文见387—391页，以清代木刻本杨守敬《水经注疏》校对之。
⑥ 今曲阳县城内的北岳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创建于北魏宣武帝时期，保存北魏至明历代帝王和礼臣祭祀北岳恒山的碑刻、祭文和宏大建筑群。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在恒阳县(今曲阳县)下载，“恒山在县北一百四十里，恒水所出”。又说：“恒岳下庙，在县西四十步”。即指今曲阳县之北岳庙。据周汛、高春明主编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附录《古今尺度对照表》考证，唐代一尺为29.3—30厘米①；唐代140里，约折合今62公里。按今曲阳县的行政区划，县城北62公里，早已跨出其县境20多公里之外。
其实，早在郦道元《水经注》中就记载：“长星沟在上曲阳县西北，流经恒山下庙北”。之所以郦道元、李吉甫称曲阳北岳庙为“恒岳下庙”，说明恒山必有一座上庙(上祠)。《太平寰宇记》也记载：定州曲阳县“本上曲阳县也，属常(恒)山郡。……北岳恒山在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其山有祠，曰安天王。按《山记》云：‘……上方三十里，周回三千里，上有大元之神泉、神草十九种．’……太史公：‘北岳有五名：一曰兰台府．二曰列女宫．二曰日华阳台，四曰紫微宫，五曰太乙宫。’或曰大茂山，山北四百余里号飞狐之口……”。也证明恒山上有安天王祠。找到这座上祠遗址无疑对证明古恒山具体地望具有重要指证意义。
如前所述，自汉唐到北宋，恒山一直属曲阳县。《魏书·地型志》“上曲阳县”，“有恒山”。隋改“上曲阳”为“恒阳”，也是因为位恒山之阳而得名。《隋书·地理志》恒阳县“有恒山”。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穆宗李恒即位，因避讳改“恒州为镇州(治所在今正定)；改恒阳为曲阳；改恒岳曰镇岳”②。五代以后，因云燕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恒山成为中原王朝与契丹之界山。《太平御览》载：“北岳恒山，一名大茂山，与辽分界”。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又因避讳，恒山再度改名常山。北宋分行唐县北境置北寨，属镇州(今河北正定)；“金初改曰北镇”，明昌四年(1193年)以北镇并分曲阳县北境置阜平县，隶属真定府③(今正定)。从此，恒山成为阜平、唐县、飞狐(今涞源)三县“接壤处”。
但宋金以降，祭祀北岳恒山作为一种传统仪式，礼臣奉敕祭岳，只到曲阳北岳庙，而不登恒山之“上庙”，因此．对恒山的具体地望逐渐淡漠。正是因为北岳恒山与北岳庙文化联系的分离，导致了分曲阳县北境置阜平县。也导致了后世史家不重视恒山的准确地望。因此，金元以后的正史几乎都没有准确反映因政区变迁引发的恒山隶属关系的变化，均延续前朝记载，仍称曲阳县“有恒山”。《元史·地理志》保定路曲阳县下记载：“北岳恒山在焉”。《明吏·地理志》定州曲阳县：“恒山在西北。”《清史稿·地理志》定州曲阳县：“恒山．古北岳，顺治末改祀于山西浑源”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大清一统志》保定府载：“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七十里，接曲阳县界。即恒山之岭，一名神尖。”且在“正定府”地图中明确标注“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的位置。直到现在，该山南麓的阜平县仍称此为神仙山，显然是“神尖山”之谐音。北坡的唐县则仍称“大茂山”．该山主峰海拔1870米，为阜平、涞源、唐县三县界山，是太行山向东延伸的一条支脉。
大茂山就是古代北岳恒山之主峰，其证据总结如下：
首先，在大茂山北面山谷中，有著名的倒马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都认为，倒马关“即汉之常山关。”汉代所称“常山”，即恒山，避文帝讳所致也。既名“恒山关”，说明因位于恒山脚下而得名。
大茂山北谷是汉代恒水发源地。《汉书·地理志》郑玄注：“恒水出恒山北谷。”郦道元在《水经注·滱水》中更有详细记载，前已述⑤。另据清康熙《唐县新志》记载：恒水，亦作横河，盖因横、恒音同。到民国以后，始称通天河⑥。该河从大茂山北麓的山涧流出，向东南流经曲阳县注入滱水(今唐河) 正符合《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有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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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791—792页。
②《太平寰宇记》卷61，《河北道镇州》；《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 974年．第1018页。
③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8《正定府·阜平县》。北京图书馆藏木刻本。④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l《保定府·关隘·倒马关》。
⑤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1页。
⑥转引自新编《唐县志》，河北入民出版社，1998年。
其次，大茂山的方位，正好在曲阳县城北62公里(唐宋的140里)，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记载北岳恒山地望完全吻合；且在阜平县东北33公里，与乾隆《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也完全吻合。更重要的是，在阜平县神仙山南坡，有一村庄名“上寺”，村北有一片古建筑遗址，虽早已夷为平地，但遍地瓦砾，笔者曾多次深入该村考察，在此找到了隋唐时期宗教建筑的标志性构建——莲花瓦当残片和其他一些古代建筑碎片，推测这里应是文献中北岳恒山之“上祠”遗址。这也为正确解释郦道元、李吉甫将曲阳县北岳庙称之为“恒山下祠(下庙)”找到了佐证。
总之，从文献到实地考察的实物证据及地理测量的实际距离。都证明大茂山(南麓称“神仙山”、神尖山)就是古代北岳恒山的主峰。
二 北岳恒山变迁的历史考证
北岳恒山如何从曲阳县改到阜平县，又如何改到浑源玄武山，史学界众说纷纭．有必要给与考辨。早在1987年，笔者针对山西古鸿飞君在《地名知识》刊发的《恒山地名趣谈》的文章，撰写了《再论恒山之变迁》的短文(山西《地名知识》1987年第1期)，简要讨论恒山变迁的历史过程，试图澄清今人关于北岳变迁的误解。但限于篇幅，言犹未尽。最近《河北学刊》刊发了王畅同志《晋冀恒山之争与中国山岳文化》①，重提曲阳北岳庙“为遥祭北岳恒山神而建”之旧说。甚至认为，从古代文学作品中看，明代乔宇《恒山记》、《徐霞客游记·游恒山日记》、杨述程《登恒山记》“等皆直指浑源恒山为北岳，此乎从未有过什么变迁．更看不出有过晋冀之争”。并指出：“恒山不是指的某一山头，它应是指一个山脉。这个山脉，属于太行山的一个支脉，它延伸于晋冀之间约150公里，包括今之山西的浑源、灵丘与河北的阜平、涞源、曲阳一带”云云，否认历史上北岳恒山变迁的史实。笔者不敢苟同，因此，再陈拙见，兼与王畅同志商榷。
笔者以为：元以前北岳恒山在河北，而与浑源毫无关系，这在史学文献中似乎不存在异议。因为历代正史和《元一统志》以前的所有地理总志中，都有明确记载．尤其本文前面提到，北魏地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明确地记载了滱水流经的高氏山与恒山之关系，史实应该十分清楚。而浑源之玄武山似乎无望从元以前文献中找到任何与恒山相关的片纸佐证。至于王畅同志提到的明代乔宇、徐霞客、杨述程等人直指浑源恒山为北岳，以此作为浑源始终就是恒岳(抑或始终也是北岳一部分)的依据。
如前所论，宋代以前，北岳恒山在曲阳，正如东岳泰山在泰安、中岳嵩山在登封、南岳衡山在衡阳、西岳华山在华县一样的明确。因此，山西浑源玄武山不可能与河北曲阳县分享恒岳之名分。在明代以前历代文献中关于“北岳恒山”的定义，都从来没延伸到山西和浑源一带。直到《元史·地理志》大同府、大同路、浑源州，均只字没有提到与恒山有任何关系。
笔者认为，北岳恒山的变迁。主要是因历史的误会所致。
五代以后，北岳恒山成为中原王朝与契丹的边界，尤其宋辽对峙时期，大茂山成为宋辽战争要地，山间的宗教建筑和恒岳“上祠”废毁，作为北岳的一系列标志性人文景观丧失殆尽。加上恒岳主峰距曲阳北岳庙百里之遥，礼臣奉使祭祀北岳，只到北岳庙而不登恒山；尤其是金朝分曲阳县北部戡阜平县后，北岳庙与北岳恒山分属两个县，导致了北岳恒山与北岳庙在文化认知上的分离。淡漠了北岳文化名山的地位．而只强调北岳庙祭祀岳神之作用。为所谓“遥祀”之说提供了附会的机会。因此，现存于曲阳北岳庙的《大宋重修北岳庙碑铭》
也承认：“天下之岳五，独有北岳名不著。岳有祠，不知废于何代，今庙于曲阳，由唐以来记刻皆不载废迁之由。”可见在北宋时期恒山上的“岳祠”已不知废于何代了，恒岳本身的认知度已大打折扣。
再加上河北人士滥用“大茂山”、“神仙山”、“神尖山”之类俗名替代恒山正名，导致恒山知名度的沦丧。从明代开始，山西文人们开始指认浑源崞山(高氏山、玄武山)为“恒山之余脉”。其理由可能有三个方面：
一是崞山，在五代、北宋时期战争影响相对较小，山上多庙宇寺观，僧倡、道人称“玄武山”、“玄武峰”、“玄岳”、“紫岳”。其中有些前代北岳恒山原有的寺观，在战乱中迁徙到此，甚至佛、道人士自称恒山某某寺、观，为民间附会为恒山提供了可能。二是因“玄武”在传统文化中代表北方，且浑源高氏山正是唐河上游发源地．与河北的恒山一水相连，一谷相通。三是．有些官吏、文人，将北岳恒山历史上的一系列事件，附会于浑源玄武山，且采用类似当今旅游开发手段，伪做各种恒山的遗迹。如晋国正卿赵简子登恒山处、东晋高僧释道安在”恒州山中”之遗迹，唐代恒州道人张果修行之遗迹，以及唐代诗人贾岛恒山诗作等等，本来发生在河北恒山①)、而与浑源毫无关系的历史事件，却通过传说附会到玄武山。
经若干年附会的民俗化，其知名度有了～定的积累。到明朝弘治七年(1494年)有人在玄武山显赫地镌刻“恒宗”两个大字(今称为“大字湾”)。嘉靖三十五年(1566年)皇帝在玄武山“求真芝十二本”，称”玄芝”②。此后，山西文人干脆称玄武山为“恒山之主脉”，而将河北的恒山称“恒山之余脉”。
在这种背景下，乔宇(1457～l 524年)、徐弘祖(1586～1 641年)及以后的明朝中后期文人，作为游历浑源玄武山的匆匆过客，赏美景，抒情怀，在其文学作品中将其称为北岳，很难作为断定恒山始终没有变迁的佐证。即使是被后人推崇备至的徐弘祖，其实也只是个描述性的旅行家，在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方面，他的《徐霞客游记》仅仅游记而已，与郦道元不可同日而语。更不宜作为考证历史问题的佐证吧。还必须指出，虽然明代许多文人都将浑源玄武山称为恒岳，但从文献来看，有明一代没有任何皇帝下诏改封浑源玄武山为北岳恒山。
嘉靖、万历年问，北岳的晋冀之争愈演越烈。一些地方官吏不断上奏朝廷，清求改祀恒岳于浑源，但屡屡遭到一些朝臣反对。其中嘉靖廿六年(1547年)“河南陈公诬奏罢曲阳庙祠”③。大臣周寅坚决反对，并为此在曲阳北岳庙刻立《北岳庙图记》。遗憾的是这位先哲对史实了解甚少．因此，在碑中仅仅是感慨北岳庙之宏大，北岳神灵长期安居之乐业。甚至说：“恒山居五岳之一，而雄峙于混源。……曲阳无北岳之山．而乃北岳之方位之地也”。④可见他也说不清北岳庙建于曲阳的历史文化背景。他反对改祀恒山于浑源的理由仅仅是曲阳县“乃北岳之方位之地也。”显然难以以理眼人。但是朝臣中毕竟不乏熟读经史之学者，能阐明北岳不能改祀之理由。《明史·礼志》记载：万历十四年“大同巡抚胡来贡议移祀北岳于浑源”。礼臣沈鲤“力驳其无据”⑤指出：“《大明集礼》载，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止见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礼曲阳是”⑥。沈鲤的这段论述一是证明：明代从没有任何一代皇帝正式改封浑源玄武山为北岳。不然．在那个封建专制时代，作为礼臣的沈鲤断不敢如此坚定地反对改祀北岳于浑源。二是说明，浑源之称北岳，只是州志碑文心说，没有正史经传依据。但是，时人不断请求改祀恒山的愿望，正是在恒在恒山与北岳庙艾化上长期分离背景下，希望通过改祀实现北岳与北岳庙文化的整合，解决北岳文化衰落的现状。其文化初衷显然是积极的。经历几十年的辩论，山西官吏、文人始终没放弃改祀北岳的文化主张，但又无法回避历代正史记载的史实．因此．直到明朝灭亡，“改祀北岳于浑源”的愿望也没实现。
王畅先生列举《明史·地理志》记载：“恒山在(曲阳县)西北”。又说：“浑源州南有恒山，即北岳也，与北直隶曲阳县界”。试图说明浑源恒山与曲阳北岳恒山，都得到明朝承认。其实，从文献学来说，《明史》乃清朝大臣张廷玉主持编写，其中不少内容，掺进了清朝统治者的一些意志．这大概是史学界毋庸置疑的常识吧。
清朝顺治十七年秋七月，刚入关不久的顺治皇帝，根据大臣上奏，批准“移祀北岳于浑源”⑦。从此，浑源玄武山经敕封而正式成为北岳主脉，而为了顾忌汉唐以来历代文献记载的不可篡改的史实，又不得不承认曲阳北岳恒山之地位，于是就有了曲阳恒山与浑源一脉相连的说法。如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8“正定府”：“恒山在曲阳县西北，一日常山，亘保定府西境及大同府境。”
①对于道安到“恒山”传道之事迹，本来发生在河北“恒山”，《晋书·释道安传》有明确记载。唐代道士张果在恒山中修行的事迹，乃由恒州(治真定，今正定)刺吏韦济发现并举荐给唐玄宗，显然发生在河北道恒，J'It境内，而与浑源毫无关系，《新唐书·方伎·张果传》《资治通鉴》都有明确记载。
②《北岳庙图记》，碑阳为图记文字，碑阴为图。现存于曲阳县北岳庙正殿。
③《北岳庙图记》，碑阳为图记文字，碑阴为图。现存于曲阳县北岳庙正殿。
④《北岳庙图记》，碑阳为图记文字，碑阴为图。现存于曲阳县北岳庙正殿。
⑤《明史·沈鲤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局影印本《二十五【史》第10册。
⑥《明史· 礼志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二十五吏》第10册。
⑦《清史稿·世祖本纪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局影印本《二十五史》第11册。
其实，明以后的吏志之书都回避了金朝分曲阳县北部置阜平县的吏实，不承认北岳恒山已不在曲阳县境，而被分置给阜平县。但由于北岳的晋冀之争主要集中在朝臣、上层文人与礼臣之间，因此，民间对其中史实知之甚少。尤其是经清代数百年后，就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北岳恒山变迁的史实，不仅曲阳县具有近2000年文化积淀和1500多年建筑史的北岳庙，被后世称为“遥祭北岳恒山之庙”，且在许多现代书籍、地方志和有关文章之中，对北岳历史都存在含混之词。
其实，众所周知，中国之五岳是在周秦时代就已形成的，秦汉以后成为一种礼制。但并不曾有以某朝代京城方位而改五岳的史证。比如西汉、唐朝建都长安．并没有因西岳华山在京城以东而改易；南宋都杭州，也没有因东岳泰山在西北而改封。明初朱元璋祖孙两朝建都南京，东岳泰山也在其西北。浑源恒山(北纬39度)之方位也不在北京之北，而在北京(北纬40度)西偏南。如前所述，直到《元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曲阳县……北岳恒山在焉。”而浑源州只字没有提到过恒山。可见直到金、元时期，浑源还与恒山无任何关系。因此，北岳恒山之变迁，与金、元、明建都北京本无关联。
笔者认为：北岳恒山变迁之过程，首先是因河北人文化意识之淡漠，逐步放弃丫对“北岳文化礼制”之责任，而为精明的山西人提供了赢得“恒山”名号的机会。而且经历长期舆论准备的山西官吏，把握清朝入关之机遇，利用顺治皇帝对历史事实之蒙昧，将祭祀北岳的权利从河北争夺到手，不仅成就了一座晋北的文化名山。也实现了北岳恒山与北岳庙文化上的整合，使具有2000年文化底蕴的恒山文化得以传承。应该说，这是中国山岳文化传承史上的一个大手笔，也是对中国山岳文化资产利用的一个独特范例。历史证明，通过恒岳之变迁，当时和后世山西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利益。
而河北的北岳恒山，却从汉唐历史文化名山，被庸俗为“大茂山”、“神仙山”之类，以致最后沦为一座非常平庸而没有任何知名度的山峰。从文化资产视角来看，河北因此而失去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北岳”的名分‘”。更滑稽的是，自清改祀恒山于浑源之后，曲阳北岳庙的宏伟建筑群，在河北竞被附会为“窦王殿”。讹称“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之宫殿”①。甚至北岳庙内为供奉陨石而建的重要建筑“飞石殿”．在河北被讹称“殿中飞来石，是从浑源恒山‘飞石窟’飞来的．因而在曲阳建北岳庙遥祭北岳”。甚至在这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旅游解说词中．存在着难以枚举的附会传说，而对历代碑刻、文献所载的凿凿史实，却很少关注。这不能不说是比失去北岳更大的一种历史遗憾。
北岳恒山之变迁，留给历史一个笑柄，也留给后人太多的人文反思。
①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窦建德(573—621年)从618年在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称夏王，到621年在河南牛口峪战败被李世民捕获，死于长安，他从来没有到过北岳庙。北岳庙即“窦王殿”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