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虽然只活了63岁、却经历了三个朝代，其间有十个皇帝，目击了由晋到宋的改朝换代，见惯了杀伐征战、篡位弑夺。他少年时代“壮且厉”的情怀，大济苍生的抱负，有志待聘的企盼都在门阀士族秉政、腐朽黑暗政治的严峻现实里沦为泡影。虽然百折不挠地五次从政，但都以挫折蹭蹬而告终。最后只好从彭泽县令任上挂冠归隐，过着与世无争，洁身自好的田园生活，并且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现实的冷酷，仕途的坎坷，家境的贫困，身体的衰疲，使归隐之后的陶渊明开始冷静而理性地的反思往昔，体味人生，预测未来。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人生不过如此，在那个社会中，诗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更无法去改变自身的处境，乐天知命，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因而在他归田之后的作品中，呈现着平淡萧散，和缓纡徐的基调，充溢着旷达自然，委运任化的情致，这是历来研究者几乎一致的看法。
但是，平淡并非平静，和缓却不是静止，达观也非静观。认真研读陶渊明归田隐居之后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平淡萧散的下面不乏激流奔涌，旷达任化的深层处藏匿着躁动不安与抗争。我们在他归田之后的作品中除了欣尝《归园田居》的恬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萧散，“偶有名酒，无夕不饮”的乐趣，“穷通靡攸虑，顦顇由此迁”的豁达，“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及时为欢之外，恐怕不应当无视以下诗文吧。如《读史述九章》的寄托，《拟古》九首的激越，《咏二疏》和《咏三良》的慷慨，《咏荆轲》的悲壮，《读山海经十三首》的猛志豪情，《饮酒》诗的满腹牢骚，《有会而作》和《乞食》诗的穷愁辛悲。能无视如此大量的抒发壮志难酬，人生艰辛，批评时政，讥刺篡逆的作品吗？此类作品怎能以“平淡”两字来概括呢？这些被鲁迅称之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与平淡是毫不相干的。正如朱熹所说：“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其实露出陶渊明壮怀激烈的作品何止《咏荆轲》一篇，朱熹只不过举一反三，他完全窥破了陶渊明平淡之外的豪放，萧散之余的慷慨。龚自珍一方面承认陶渊明的诗歌有平淡萧散的一面，但更加强调的是诗人躁动着的功业追求和雄心壮志，以及个人襟抱不得施展的苦闷和牢骚。所谓《梁甫》，即楚调曲《梁甫吟》，诸葛亮在辅佐刘备之前，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用以抒发其政治抱负和怀才不遇感情，龚自珍以此指陶渊明诗中的政治理想和功业追求。而《骚》本为《离骚》的简称，这也是说陶渊明郁积于胸中的牢骚。龚自珍的这两句话是说陶渊明虽然没有在五次从政中实现其人生理想，但是他的归田是在那种黑暗现实中的另一种选择。这种归隐躬耕就和诸葛亮当年南阳隐居一样，是时运未济的权宜之计，陶渊明的诗除了有被人们熟知的平淡风格之外，内心还勃郁着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和这种追求无法实现的深沉苦闷与牢骚。只有这样认识陶渊明，才是全面的，真实的。这实际上和鲁迅所说的“被论客赞尝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除了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难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是基本合拍的。就是说评价一个作家，必须全面、深刻，不可见木不见林，挂一漏万。也就是鲁迅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题未定草七》）我们既要看到陶渊明平淡之处，又必须认识他诗中的《梁甫》和《骚》的成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陶渊明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