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母亲节，23点02分，李世济先生去世，享年83岁。李世济，1933年5月生于上海，亦在5月往生，歌台演绎跌宕程腔，人生写尽开阖况味，其人其艺，令人思之长太息！李世济诞自书香门第，全家醉心国剧，因此12岁得以结缘程砚秋大师。大师垂青，认为螟蛉，寄语“未来执程派牛耳”，并情托程门三剑客辅之，三剑客中唐君在炘，圣约翰大学高材生，酷嗜京剧，终弃理工而从艺，为著名琴师，牵手李世济逾一甲子，相濡以沫，同经丧痛，共兴程派，至死方休，为梨园佳话。李世济为义女蒙大师亲授、得天独厚却始终未拜入程派门墙，此非乖谬乎？非也，盖因程先生深知伶人之苦，嫡子尚禁入菊坛，况诗书闺秀！然世济髫年早慧，祖师爷赏饭，兜兜转转，终循此道。昔日程李相遇，正值程师刚及不惑，于息影归隐之苦捱岁月后逢山河光复，见此金钗之年少女，与己酷肖，岂能不起爱才授业之心？世济摒弃医科，肄业下海，立雪程门；程砚秋先生曾借旅欧渴望挣脱伶人命运，此一对义父女，围城内外，冲进冲出，是宿命？是矛盾？是真心与理性交战？程氏位列四大名旦，声誉隆久，然半生纠结在一女弟身上毕现，国剧之艰难由是可观。李世济获封新程派之谓，深得欢迎，亦受争议，然伊学艺起点之高，令其勇者志笃，不畏人言，对程派传承、对国粹赢得青春观众功不可没。但其个人生活悲情色彩深重，廿岁上几可入师门之际砚秋大师猝然离世；近七旬时独子车祸亡身，白发人送黑发人。半月之间，梅程两派皆失梁栋，虽生老病殁乃必见之晚景，哀戚之心不能免除。此时中华戏曲责编二人出差沪上，宿于陕西南路酒店，与少梅先生出生之梅家思南公馆、唐在炘初识程砚秋之茂名南路均相隔不远。申城雨后，宜人幽思怀古，老城旧街，萌生穿越之念。想昔年梨园领袖风华正茂，息影为做人，登台即做艺，何等倜傥意气！旧时王谢，寻常巷陌，君子之泽，几世而竭？李世济先生与夫君爱子相聚。前见古人，后应有继者；生来死往，唯天地悠悠。
李世济口述：程门往事世济：傲菊独立向霜天吴晓杰 光明日报 2012年
认“父”1945年的一个秋日，12岁的李世济坐在课堂里，心不在焉。想起了昨日的事，心底的欢喜一阵阵扑来。程砚秋——这三个字，默默在心底排列许久，直到昨日，才跑出来，化作一个活生生的人。她仔细想了想昨日见面的细节。一进门，还没细致打量程先生，围坐沙发的宾客们就拿她打趣：看，世济多像程先生呀。程先生脸上泛满了笑意，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也说：真像。说着，程先生就拉起她的手，慈爱地问道：会唱戏吗？她有些慌乱，重重点了下头，又马上摇头，低低地说：“我喜欢，唱不好。”程先生被这一动作感染了，高兴起来，“我要教你呢？”“你教，我就唱。”话刚落，所有人都乐了。她坐在那儿，也跟着笑。“好啦，你就收下她做干女儿吧。”有人提议道。程先生：“行啊……”行吗？当然不行，她急急给出了答案——不过是一句玩笑话罢了。想想从小还真跟京剧有缘，5岁那年，蹲在八仙桌底下，偷看姨妈学《苏三起解》。没多久，姨妈没学会，她倒会全了，还登台演出呢。那时还小，是妈妈抱上去的，据说唱得还算顺。姨妈到处炫耀说，我们家出了小天才呢。她笑了笑，又没来由地叹了口气，不管怎样，见了程先生，也是件幸运的事吧。想了一会儿，就把这一桩心事搁下了。下了学，刚踏进家门，妈妈急吼吼地告诉她：快，快，程四爷来了，从下午三点就一直在等你。李世济心一下子蹿了起来，急急走进客厅一看，圆桌上摆满了礼品：一对银碗，一对银筷，沉甸甸的金镯子，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盛着用玛瑙雕刻成的小靴子，还有几块织锦棉缎衣料，一幅手书的红纸条幅。程先生坐着，不说话，一脸宁和。家里人都紧张地盯着她，这一回，她又不知所措了。妈妈忙叫她跪下磕头。她这才醒悟过来：程先生来兑现诺言了。“干爹”，憋了许久的气，终于在一瞬间呼了出来。紧张的空气开始融化，家里又恢复平日互相言笑的情景。她懵懵懂懂地站了起来，这一刻，她并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觉得，心底那三个整齐排列的字眼，刻得更深了，且从此，一出口便有了两个字的联系：“干爹”。至此一生，绵延不绝的，都是各种程腔程味的回响与盘旋。甘甜与苦辣，再不是原先的设定，而是“山一程，水一程”的微茫与不可知。踏上了，便是这样一条路。只不过，在李世济的12岁，她还茫然不知。只知道，她爱京剧，爱到骨子里去。爱，就得吃苦。苦了，才知道爱有几分。程砚秋教戏严厉而认真，李世济学起来也不敢有丝毫懈怠。练唱词，离墙一尺远处，对着贴在墙上的宣纸念，直念到口中喷出的热气湿了宣纸；练台步，两腿间夹一张纸，走时不能掉，头上还得顶一本厚壳的精装书，熟练了再换大碗或盛水的小碗。一周下来，布底鞋就磨穿了。准确了，再学腔。吊嗓子怕影响到邻居，就在自家厕所里架一个酒坛子，对着练，直到头昏眼花、两耳轰鸣为止。三个月后，第一出戏出来了，《贺后骂殿》。第一次演出，就博得了“小程砚秋”的美名。彼时，程砚秋已回到北平。听到消息，高兴极了，立即去了封信，“此番到上海最大的收获，就是收你为干女儿”，“将来你长大后，要执程派牛耳”。牛耳？牛的耳朵？她胡乱琢磨了一番，却百思不得其解。问明白了，心里反倒一惊：干爹的期许这么大呀。这一桩心事，就再也放不下了。
拜“师”
1957年初夏，一辆火车轰隆隆地从北京向莫斯科缓慢驶去。和煦的风拂过田野、山岗、白桦林，辽阔的大地，湛蓝的天空。火车上，谁也无暇顾及沿途美丽的风景，哪怕是那一声越过边境的汽笛，也无法惊醒旅客的“美梦”——大家围坐一团，听程砚秋讲戏、唱戏。程砚秋兴致也高，一句接着一句，花儿一般一朵朵铺满车厢。李世济坐着，听着，始终在笑。心中的那个梦，在一个个音符、一串串唱词的勾画下，愈发绚丽。那是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九天九夜，那个经历过无数次高低起伏的梦想，终于在这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平稳的“叙述”下，渐渐平直了。拜师！拜师！从程砚秋的那封信起，戏，不再只是单纯增进感情的手段、认识美的方式，而是流入血脉的使命感——“爱你，以全部的眼泪、笑声，甚至生命”。她等不及了，她要拜师，她要出道唱戏。她把这番心思跟程砚秋讲，他反对，说：“看我的子女，哪个是干这行的？我这是爱你呀，戏班可是‘大染缸’。”“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李世济怔怔地对道。“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可改变的。”程先生算是回绝。她不死心，几次三番地求，程砚秋“无动于衷”——他深知梨园行的苦——外面，爱的，敬的，分外有光；内里，风雨连连，说话都浸透凄凉。这些年，她足够努力。白天上学，晚上学戏，不曾落下。生活逼仄得如同照相机的暗箱，她躲在里面，瞧见的都是戏。课堂上她昏昏欲睡，到了晚上，京胡声一响，神采飞扬。这些，“干爹”看不到吗？看得到！他知道她爱，便请了芙蓉草(赵桐珊)、陶玉芝、朱传茗、王幼卿、李金鸿等为她教授身段、表演、武功和昆曲，还请了梅兰芳为她教授《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离开上海时，请托“三剑客”（一是在圣约翰大学攻读建筑专业的大学生唐在炘，二是在银行供职的熊承旭，三是高中学生闵兆华。喜爱程派艺术的共同志趣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在上海票界小有名气，并为程砚秋所赏识，程砚秋离沪时，赠名“三剑客”），辅助她排戏、吊嗓。可是，那道门却为何如此难迈？年轻的李世济困惑着，对着那道进不去的“门”，一次次的希望，又一次次的失望。雪是见证者。那天，京城飘雪，李世济立在门前，等着程砚秋回家，好再细细地说一遍。几个小时后，程砚秋回来了。她迎了上去，心里的话却堵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程砚秋看了看早已成为“雪人”的她，满是感动，却也不知道说什么，叹了一口气，摁响门铃，进去了。白皑皑的天地间，一地凄凉。李世济绝望了。不管怎样，李世济的堂吉诃德之路开始了。1952年，李世济从上海第二医学院肄业，正式下海唱戏，同行的还有“三剑客”。那几年，有喝彩，也有失意，但注定的这条路，还要坚实地走，哪怕所得是眼泪、是嘲笑，也无所谓——那些表面上的情感，哪有戏里面的丰富，把戏唱好了，多一点，少一点，又有什么关系。1956年，李世济加入北京京剧团，总算是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但，风车总在那里。是周恩来，给了她这把“矛”。1956年，周恩来和程砚秋观看李世济的清唱。演完后，周恩来问：你看她像你吗？程砚秋点点头，答：像。周恩来又问：她是你的学生吗？“她，是我的干女儿。”周恩来畅快地笑了：干女儿和学生有什么区别吗？程砚秋停了一下，淡淡地笑：干女儿，是家里人……周恩来高兴地讲：世界青年联欢节你们一起去，回来我周某人请客，让她拜你为师。程砚秋听完，也高兴了。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举行，李世济的京剧清唱入选了中国代表团。临行前，周恩来对李世济说，“好好演，回来给你拜师。”一旁的程砚秋没搭话，浑身却有说不出的开心。火车开动了，横亘多年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李世济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狂喜，即便是饿着肚子（程砚秋饭量大，那时供应不足，李世济和唐在炘把自己的面包留给他），光喝着水，也觉如饮琼浆。整整九天九夜，都在这种狂喜中度过——还有什么比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人酣畅淋漓？晚年的李世济，时时回想起这九天九夜。那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恍若昨日，烟火一般开遍记忆。烟火再美，总要落地。回忆往往在1958年3月9日戛然而止。从莫斯科归来后，李世济忙，程砚秋忙，周恩来更忙。等到三个人聚在一起时，却是生离死别——程砚秋病逝于北京医院，时年54岁。看着躺着的程砚秋，李世济再也忍不住了，放声恸哭，世界在这一夜崩坍了。落地的烟火，便不再是烟火，而是凄冷寂寞的尘埃。
渡“河”
天塌了，谁也无法补救，至少在当时，李世济只能目送程砚秋的身影越走越远。在程砚秋追悼会上，看她哭得苦，周恩来劝慰她，化悲痛为力量，好好继承和发展程先生的艺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话很普通，说话的声音也很轻，意义却重。她听进去了。从此，再无暇他顾。对她而言，这是使命，一生铸定，心之所向，命中所系。在追寻程砚秋的道路上，李世济并不孤单。马连良接过程砚秋的担子，时时敲打，怕她偷懒，又怕她骄傲，领着她体味艺术三昧；“三剑客”之一的唐在炘，成了她的伴侣，从不突出自己，一心烘托，京胡声起，就能把她带入意境，还没开腔就已经眼泪满眶。《陈三两爬堂》、《南方来信》……一出出新编程派戏，被搬上舞台。当程腔程韵从李世济口中抛出，所有人都知道，她没有虚度年华。1966年，“文革”袭来。戏不能唱了，她下农村、去干校、戴高帽、挂牌子。一度也曾想放弃唱戏，同屋的郭淑珍就说她，胡话，迟早是要登台的。郭淑珍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李世济跟她学发声技巧，怕别人发现，拿棉被、报纸把门窗封得严严实实，一个人勤学苦练，直到地上一摊一摊的汗水。在干校时，她是水稻班班长。常常是端上来一盆饭，或者面条汤，上头白菜她都给别人吃，自己喝点汤，与大家相处得很好。最好的年龄去种水稻，她却说，“我走到哪儿都应该是好样的”。她骑二八的男式自行车，自己上不去，踩着石头骑上去。道远，回来晚了，路上什么都看不见，结果“扑通”一声掉沟里了，挣扎着爬起来，骑上车继续走，“就为了当强者，做好样的”。在台上，她能将戏唱得哀婉痛绝，骨子里却埋着乐观的种子。“文革”来了，她在回忆时，却没有太多的苦难。不是记不住，而是不愿意在苦难面前低头。在苦难面前绝望，或是点燃希望，她永远选取后者。果不其然，她还是要登台的。1976年，“文革”结束，她又来到人民大会堂演出。一入门，见到那口大鱼缸，就贴了上去，摸了又摸，十年了，终于回来了。大会堂又响起了久违的程腔程韵。彼时，她已经43岁了。年华是艺术的敌人。她要更加珍惜时间，搭建一座桥梁，把那个愈走愈远、越来越斑驳的背影，渡过河，带回到人世间来。那一股韧劲，从来没有消逝过，反而随着岁月的流淌，越来越强烈。三十多年来，她没有一刻停止过。一出出因历史原因停止脚步的程派戏，在她的细心整理下，重新登上舞台；她马不停蹄地到处演出，即便面庞再苍老，脚步再蹒跚，她也要挣扎着上台，像年轻时一样，早早地来到化妆间，慢慢地，细致地，一笔一笔地描画，贴上片子，抿了鬓角，插上珠翠，只为在台上能给观众呈现一个最美的形象。1995年的一次演出，她昏倒在后台，却没有人因为她的“缺席”而感到懊恼，或是离席，反而是如潮的掌声和温暖的问候。后来一查，才知道是糖尿病。自此登台少了，任务却一天天繁重起来。除了课业授徒，还有一摊子事等着她去排忧解难——唯一的儿子意外离世，扔下两个孙女，老伴唐在炘卧了几年床，也撒手走了。只留下她，依旧在程派艺术的路上孤独地走着。这些事，她淡淡地讲，不落哀伤。转过身去，却是一身的疲倦与孤独。现在只要身体允许，她还会站上舞台。2011年，她在一次演出中摔断了尾椎骨，当时不知道，唱完后，医生说是骨头断了，锥心的疼痛瞬间铺天盖地而来。后来，坐着轮椅给学生讲戏，讲到激动处，站了起来，骨头又坏了。她说：“我实在太热爱艺术了。”如此三叹。
问“道”
1979年，《锁麟囊》在北京公演。是夜，李世济失眠了。到凌晨五时，她还在被一个问题纠缠着：那一片白花花的头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黑头发？那一夜的轰动，早在意料之中。十多年了，在遮天蔽日的样板戏下，天空终于划开了一道口子。在那个充满意义的年代，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清楚这一夜意味着什么。之前，有过犹豫，有过挣扎，但很快烟消云散了——程先生生前最在意的戏，时隔多年终于等来了公演的机会。戏开演了。她在后台上，看着那些“文革”后的“幸存者”陆陆续续进来了——腿打残了，拄着拐杖进来了；拿着被褥，子女用板车拉进来的……她心酸，回过头去，跟演员们说，一定要好好演这场戏，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就这样唱着、演着，每一段唱腔后面，潮水般的掌声，眼泪扑扑簌簌地掉，每个人的心都被韵味十足的程腔程韵幸福地包裹着。当谢幕的灯光亮起时，尽管早有准备，李世济还是不由得吃了一惊：满眼一片白花花的头发，一缕黑发都没有。入目的惆怅，暂时被激情取代。掌声一阵阵涌来，演员们激动了，跳下舞台，又说又笑，一直把观众送出去很远。只等激情散去，意义散去，她不得不回过头来思索着那个问题——“文革”“夺”走了多少双年轻观众的眼睛。她到青年中间走访，歌舞厅、电影院，凡是青年爱去的地方，她都去过，看他们什么时候会叫好，问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戏曲。很快，她看出了这一代年轻人和老观众的区别——他们更张扬，需要更夸张更奔放的艺术，来填满他们的精神生活。那种过分含蓄的表演方式，已不太能被接受。京剧该以什么样的模样面对年轻观众呢？至少能从三个时刻里找到答案：一次，程砚秋指着自己待嫁的女儿，小声对李世济说：“瞧你大姐，活脱就是《锁麟囊》中的薛湘灵。”她看了看大姐，确实与平时不一样。程砚秋不在时，大姐的娇、骄二气便暴露无遗，她常常挑剔佣人的毛病，噘着嘴、跺着脚向母亲要嫁妆；而当李世济向她贺喜时，大姐却又羞得脸上通红；程砚秋在火车上说戏，一句“被纠缠，徒想起婚事情景”，由强到弱，对比很大，落腔时借鉴了荀派的唱腔，但完整的面貌仍然是程派；一次演完戏，马连良告诉她：“演戏有‘会’、‘通’、‘精’、‘化’四个阶段。老师怎么教，就怎么演，只能算个‘会’；戏演多了，好戏看多了，掌握了规律就能相‘通’；琢磨细节，达到出神入化，才可以出‘精’品；能够通融汇合，进行创造，到了‘化’境，才能成为好演员。”她似乎摸到了前辈艺术的脉络——戏要贴着人物去演，戏里要融有时代的气息，艺术创造永无止境。程派艺术，不是呆滞的水，而应是一条绳索，连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朝着更真更美的方向延伸。改！她请范钧宏修改《文姬归汉》剧本，删去拖沓琐碎场；请汪曾祺修改《英台抗婚》，吸取越剧特点，删去了男装部分，再请他在报丧一场加了二黄慢板，整理时保留各式“哭头”，加用“二黄慢板”“二黄中板”替代过多的散板以弥补某些不足；请杨毓珉修改《梅妃》，以新的姿态重现舞台……她把美声唱法巧妙地糅合于演唱之中，将程腔唱得透亮，一扫以前程派的阴晦而更显明快，使程派唱腔更加丰富，更加细致，更富有感染力。丈夫唐在炘对伴奏手段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改造，除了京胡、京二胡、月琴这“三大件”外，把笙也加了进去，以烘托人物的性格。……所有这些，她只是想让舞台上的人物更加有骨有肉，腔里要有人物，身段、表情都贴着人物去演，而不是木头人一般地炫耀技巧。她要演活一个人，就得钻到戏里去，反复地试验、探索，找出最能表达戏中人思想感情的动作和唱腔。她不是胡乱增删，每改一个地方，都要来回推敲，直到找出完美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一味对着观众的胃口，艺术不是取乐人的“玩意儿”，也不是要缚住人的灵魂，而是解放心灵，感受美。她做到了，明快丰富的唱腔，活灵活现的人物，一下子击中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剧场里，越来越多的黑头发随着她走入戏中，入耳酸心时，也会情不自禁落泪。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将她的艺术，冠为“新程派”，意为程派的“叛逆者”。李世济清楚，“新程派”明褒暗贬，却也坦然接受——她明白，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背离程先生的精神。她将生命之流涓涓不息汇入程派艺术这条大河，使之变得更宽广、激荡。至于那些无谓的流言与争闹，她不曾理会。那发自内心无法动摇的怡悦和自信，更不曾减损半分。她说，“这大概就是李世济吧”。
李世济口述：程门往事世济：傲菊独立向霜天吴晓杰 光明日报 2012年
认“父”1945年的一个秋日，12岁的李世济坐在课堂里，心不在焉。想起了昨日的事，心底的欢喜一阵阵扑来。程砚秋——这三个字，默默在心底排列许久，直到昨日，才跑出来，化作一个活生生的人。她仔细想了想昨日见面的细节。一进门，还没细致打量程先生，围坐沙发的宾客们就拿她打趣：看，世济多像程先生呀。程先生脸上泛满了笑意，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也说：真像。说着，程先生就拉起她的手，慈爱地问道：会唱戏吗？她有些慌乱，重重点了下头，又马上摇头，低低地说：“我喜欢，唱不好。”程先生被这一动作感染了，高兴起来，“我要教你呢？”“你教，我就唱。”话刚落，所有人都乐了。她坐在那儿，也跟着笑。“好啦，你就收下她做干女儿吧。”有人提议道。程先生：“行啊……”行吗？当然不行，她急急给出了答案——不过是一句玩笑话罢了。想想从小还真跟京剧有缘，5岁那年，蹲在八仙桌底下，偷看姨妈学《苏三起解》。没多久，姨妈没学会，她倒会全了，还登台演出呢。那时还小，是妈妈抱上去的，据说唱得还算顺。姨妈到处炫耀说，我们家出了小天才呢。她笑了笑，又没来由地叹了口气，不管怎样，见了程先生，也是件幸运的事吧。想了一会儿，就把这一桩心事搁下了。下了学，刚踏进家门，妈妈急吼吼地告诉她：快，快，程四爷来了，从下午三点就一直在等你。李世济心一下子蹿了起来，急急走进客厅一看，圆桌上摆满了礼品：一对银碗，一对银筷，沉甸甸的金镯子，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盛着用玛瑙雕刻成的小靴子，还有几块织锦棉缎衣料，一幅手书的红纸条幅。程先生坐着，不说话，一脸宁和。家里人都紧张地盯着她，这一回，她又不知所措了。妈妈忙叫她跪下磕头。她这才醒悟过来：程先生来兑现诺言了。“干爹”，憋了许久的气，终于在一瞬间呼了出来。紧张的空气开始融化，家里又恢复平日互相言笑的情景。她懵懵懂懂地站了起来，这一刻，她并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觉得，心底那三个整齐排列的字眼，刻得更深了，且从此，一出口便有了两个字的联系：“干爹”。至此一生，绵延不绝的，都是各种程腔程味的回响与盘旋。甘甜与苦辣，再不是原先的设定，而是“山一程，水一程”的微茫与不可知。踏上了，便是这样一条路。只不过，在李世济的12岁，她还茫然不知。只知道，她爱京剧，爱到骨子里去。爱，就得吃苦。苦了，才知道爱有几分。程砚秋教戏严厉而认真，李世济学起来也不敢有丝毫懈怠。练唱词，离墙一尺远处，对着贴在墙上的宣纸念，直念到口中喷出的热气湿了宣纸；练台步，两腿间夹一张纸，走时不能掉，头上还得顶一本厚壳的精装书，熟练了再换大碗或盛水的小碗。一周下来，布底鞋就磨穿了。准确了，再学腔。吊嗓子怕影响到邻居，就在自家厕所里架一个酒坛子，对着练，直到头昏眼花、两耳轰鸣为止。三个月后，第一出戏出来了，《贺后骂殿》。第一次演出，就博得了“小程砚秋”的美名。彼时，程砚秋已回到北平。听到消息，高兴极了，立即去了封信，“此番到上海最大的收获，就是收你为干女儿”，“将来你长大后，要执程派牛耳”。牛耳？牛的耳朵？她胡乱琢磨了一番，却百思不得其解。问明白了，心里反倒一惊：干爹的期许这么大呀。这一桩心事，就再也放不下了。
拜“师”
1957年初夏，一辆火车轰隆隆地从北京向莫斯科缓慢驶去。和煦的风拂过田野、山岗、白桦林，辽阔的大地，湛蓝的天空。火车上，谁也无暇顾及沿途美丽的风景，哪怕是那一声越过边境的汽笛，也无法惊醒旅客的“美梦”——大家围坐一团，听程砚秋讲戏、唱戏。程砚秋兴致也高，一句接着一句，花儿一般一朵朵铺满车厢。李世济坐着，听着，始终在笑。心中的那个梦，在一个个音符、一串串唱词的勾画下，愈发绚丽。那是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九天九夜，那个经历过无数次高低起伏的梦想，终于在这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平稳的“叙述”下，渐渐平直了。拜师！拜师！从程砚秋的那封信起，戏，不再只是单纯增进感情的手段、认识美的方式，而是流入血脉的使命感——“爱你，以全部的眼泪、笑声，甚至生命”。她等不及了，她要拜师，她要出道唱戏。她把这番心思跟程砚秋讲，他反对，说：“看我的子女，哪个是干这行的？我这是爱你呀，戏班可是‘大染缸’。”“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李世济怔怔地对道。“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可改变的。”程先生算是回绝。她不死心，几次三番地求，程砚秋“无动于衷”——他深知梨园行的苦——外面，爱的，敬的，分外有光；内里，风雨连连，说话都浸透凄凉。这些年，她足够努力。白天上学，晚上学戏，不曾落下。生活逼仄得如同照相机的暗箱，她躲在里面，瞧见的都是戏。课堂上她昏昏欲睡，到了晚上，京胡声一响，神采飞扬。这些，“干爹”看不到吗？看得到！他知道她爱，便请了芙蓉草(赵桐珊)、陶玉芝、朱传茗、王幼卿、李金鸿等为她教授身段、表演、武功和昆曲，还请了梅兰芳为她教授《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离开上海时，请托“三剑客”（一是在圣约翰大学攻读建筑专业的大学生唐在炘，二是在银行供职的熊承旭，三是高中学生闵兆华。喜爱程派艺术的共同志趣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在上海票界小有名气，并为程砚秋所赏识，程砚秋离沪时，赠名“三剑客”），辅助她排戏、吊嗓。可是，那道门却为何如此难迈？年轻的李世济困惑着，对着那道进不去的“门”，一次次的希望，又一次次的失望。雪是见证者。那天，京城飘雪，李世济立在门前，等着程砚秋回家，好再细细地说一遍。几个小时后，程砚秋回来了。她迎了上去，心里的话却堵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程砚秋看了看早已成为“雪人”的她，满是感动，却也不知道说什么，叹了一口气，摁响门铃，进去了。白皑皑的天地间，一地凄凉。李世济绝望了。不管怎样，李世济的堂吉诃德之路开始了。1952年，李世济从上海第二医学院肄业，正式下海唱戏，同行的还有“三剑客”。那几年，有喝彩，也有失意，但注定的这条路，还要坚实地走，哪怕所得是眼泪、是嘲笑，也无所谓——那些表面上的情感，哪有戏里面的丰富，把戏唱好了，多一点，少一点，又有什么关系。1956年，李世济加入北京京剧团，总算是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但，风车总在那里。是周恩来，给了她这把“矛”。1956年，周恩来和程砚秋观看李世济的清唱。演完后，周恩来问：你看她像你吗？程砚秋点点头，答：像。周恩来又问：她是你的学生吗？“她，是我的干女儿。”周恩来畅快地笑了：干女儿和学生有什么区别吗？程砚秋停了一下，淡淡地笑：干女儿，是家里人……周恩来高兴地讲：世界青年联欢节你们一起去，回来我周某人请客，让她拜你为师。程砚秋听完，也高兴了。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举行，李世济的京剧清唱入选了中国代表团。临行前，周恩来对李世济说，“好好演，回来给你拜师。”一旁的程砚秋没搭话，浑身却有说不出的开心。火车开动了，横亘多年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李世济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狂喜，即便是饿着肚子（程砚秋饭量大，那时供应不足，李世济和唐在炘把自己的面包留给他），光喝着水，也觉如饮琼浆。整整九天九夜，都在这种狂喜中度过——还有什么比梦想照进现实更令人酣畅淋漓？晚年的李世济，时时回想起这九天九夜。那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恍若昨日，烟火一般开遍记忆。烟火再美，总要落地。回忆往往在1958年3月9日戛然而止。从莫斯科归来后，李世济忙，程砚秋忙，周恩来更忙。等到三个人聚在一起时，却是生离死别——程砚秋病逝于北京医院，时年54岁。看着躺着的程砚秋，李世济再也忍不住了，放声恸哭，世界在这一夜崩坍了。落地的烟火，便不再是烟火，而是凄冷寂寞的尘埃。
渡“河”
天塌了，谁也无法补救，至少在当时，李世济只能目送程砚秋的身影越走越远。在程砚秋追悼会上，看她哭得苦，周恩来劝慰她，化悲痛为力量，好好继承和发展程先生的艺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话很普通，说话的声音也很轻，意义却重。她听进去了。从此，再无暇他顾。对她而言，这是使命，一生铸定，心之所向，命中所系。在追寻程砚秋的道路上，李世济并不孤单。马连良接过程砚秋的担子，时时敲打，怕她偷懒，又怕她骄傲，领着她体味艺术三昧；“三剑客”之一的唐在炘，成了她的伴侣，从不突出自己，一心烘托，京胡声起，就能把她带入意境，还没开腔就已经眼泪满眶。《陈三两爬堂》、《南方来信》……一出出新编程派戏，被搬上舞台。当程腔程韵从李世济口中抛出，所有人都知道，她没有虚度年华。1966年，“文革”袭来。戏不能唱了，她下农村、去干校、戴高帽、挂牌子。一度也曾想放弃唱戏，同屋的郭淑珍就说她，胡话，迟早是要登台的。郭淑珍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李世济跟她学发声技巧，怕别人发现，拿棉被、报纸把门窗封得严严实实，一个人勤学苦练，直到地上一摊一摊的汗水。在干校时，她是水稻班班长。常常是端上来一盆饭，或者面条汤，上头白菜她都给别人吃，自己喝点汤，与大家相处得很好。最好的年龄去种水稻，她却说，“我走到哪儿都应该是好样的”。她骑二八的男式自行车，自己上不去，踩着石头骑上去。道远，回来晚了，路上什么都看不见，结果“扑通”一声掉沟里了，挣扎着爬起来，骑上车继续走，“就为了当强者，做好样的”。在台上，她能将戏唱得哀婉痛绝，骨子里却埋着乐观的种子。“文革”来了，她在回忆时，却没有太多的苦难。不是记不住，而是不愿意在苦难面前低头。在苦难面前绝望，或是点燃希望，她永远选取后者。果不其然，她还是要登台的。1976年，“文革”结束，她又来到人民大会堂演出。一入门，见到那口大鱼缸，就贴了上去，摸了又摸，十年了，终于回来了。大会堂又响起了久违的程腔程韵。彼时，她已经43岁了。年华是艺术的敌人。她要更加珍惜时间，搭建一座桥梁，把那个愈走愈远、越来越斑驳的背影，渡过河，带回到人世间来。那一股韧劲，从来没有消逝过，反而随着岁月的流淌，越来越强烈。三十多年来，她没有一刻停止过。一出出因历史原因停止脚步的程派戏，在她的细心整理下，重新登上舞台；她马不停蹄地到处演出，即便面庞再苍老，脚步再蹒跚，她也要挣扎着上台，像年轻时一样，早早地来到化妆间，慢慢地，细致地，一笔一笔地描画，贴上片子，抿了鬓角，插上珠翠，只为在台上能给观众呈现一个最美的形象。1995年的一次演出，她昏倒在后台，却没有人因为她的“缺席”而感到懊恼，或是离席，反而是如潮的掌声和温暖的问候。后来一查，才知道是糖尿病。自此登台少了，任务却一天天繁重起来。除了课业授徒，还有一摊子事等着她去排忧解难——唯一的儿子意外离世，扔下两个孙女，老伴唐在炘卧了几年床，也撒手走了。只留下她，依旧在程派艺术的路上孤独地走着。这些事，她淡淡地讲，不落哀伤。转过身去，却是一身的疲倦与孤独。现在只要身体允许，她还会站上舞台。2011年，她在一次演出中摔断了尾椎骨，当时不知道，唱完后，医生说是骨头断了，锥心的疼痛瞬间铺天盖地而来。后来，坐着轮椅给学生讲戏，讲到激动处，站了起来，骨头又坏了。她说：“我实在太热爱艺术了。”如此三叹。
问“道”
1979年，《锁麟囊》在北京公演。是夜，李世济失眠了。到凌晨五时，她还在被一个问题纠缠着：那一片白花花的头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黑头发？那一夜的轰动，早在意料之中。十多年了，在遮天蔽日的样板戏下，天空终于划开了一道口子。在那个充满意义的年代，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清楚这一夜意味着什么。之前，有过犹豫，有过挣扎，但很快烟消云散了——程先生生前最在意的戏，时隔多年终于等来了公演的机会。戏开演了。她在后台上，看着那些“文革”后的“幸存者”陆陆续续进来了——腿打残了，拄着拐杖进来了；拿着被褥，子女用板车拉进来的……她心酸，回过头去，跟演员们说，一定要好好演这场戏，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就这样唱着、演着，每一段唱腔后面，潮水般的掌声，眼泪扑扑簌簌地掉，每个人的心都被韵味十足的程腔程韵幸福地包裹着。当谢幕的灯光亮起时，尽管早有准备，李世济还是不由得吃了一惊：满眼一片白花花的头发，一缕黑发都没有。入目的惆怅，暂时被激情取代。掌声一阵阵涌来，演员们激动了，跳下舞台，又说又笑，一直把观众送出去很远。只等激情散去，意义散去，她不得不回过头来思索着那个问题——“文革”“夺”走了多少双年轻观众的眼睛。她到青年中间走访，歌舞厅、电影院，凡是青年爱去的地方，她都去过，看他们什么时候会叫好，问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戏曲。很快，她看出了这一代年轻人和老观众的区别——他们更张扬，需要更夸张更奔放的艺术，来填满他们的精神生活。那种过分含蓄的表演方式，已不太能被接受。京剧该以什么样的模样面对年轻观众呢？至少能从三个时刻里找到答案：一次，程砚秋指着自己待嫁的女儿，小声对李世济说：“瞧你大姐，活脱就是《锁麟囊》中的薛湘灵。”她看了看大姐，确实与平时不一样。程砚秋不在时，大姐的娇、骄二气便暴露无遗，她常常挑剔佣人的毛病，噘着嘴、跺着脚向母亲要嫁妆；而当李世济向她贺喜时，大姐却又羞得脸上通红；程砚秋在火车上说戏，一句“被纠缠，徒想起婚事情景”，由强到弱，对比很大，落腔时借鉴了荀派的唱腔，但完整的面貌仍然是程派；一次演完戏，马连良告诉她：“演戏有‘会’、‘通’、‘精’、‘化’四个阶段。老师怎么教，就怎么演，只能算个‘会’；戏演多了，好戏看多了，掌握了规律就能相‘通’；琢磨细节，达到出神入化，才可以出‘精’品；能够通融汇合，进行创造，到了‘化’境，才能成为好演员。”她似乎摸到了前辈艺术的脉络——戏要贴着人物去演，戏里要融有时代的气息，艺术创造永无止境。程派艺术，不是呆滞的水，而应是一条绳索，连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朝着更真更美的方向延伸。改！她请范钧宏修改《文姬归汉》剧本，删去拖沓琐碎场；请汪曾祺修改《英台抗婚》，吸取越剧特点，删去了男装部分，再请他在报丧一场加了二黄慢板，整理时保留各式“哭头”，加用“二黄慢板”“二黄中板”替代过多的散板以弥补某些不足；请杨毓珉修改《梅妃》，以新的姿态重现舞台……她把美声唱法巧妙地糅合于演唱之中，将程腔唱得透亮，一扫以前程派的阴晦而更显明快，使程派唱腔更加丰富，更加细致，更富有感染力。丈夫唐在炘对伴奏手段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改造，除了京胡、京二胡、月琴这“三大件”外，把笙也加了进去，以烘托人物的性格。……所有这些，她只是想让舞台上的人物更加有骨有肉，腔里要有人物，身段、表情都贴着人物去演，而不是木头人一般地炫耀技巧。她要演活一个人，就得钻到戏里去，反复地试验、探索，找出最能表达戏中人思想感情的动作和唱腔。她不是胡乱增删，每改一个地方，都要来回推敲，直到找出完美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一味对着观众的胃口，艺术不是取乐人的“玩意儿”，也不是要缚住人的灵魂，而是解放心灵，感受美。她做到了，明快丰富的唱腔，活灵活现的人物，一下子击中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剧场里，越来越多的黑头发随着她走入戏中，入耳酸心时，也会情不自禁落泪。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将她的艺术，冠为“新程派”，意为程派的“叛逆者”。李世济清楚，“新程派”明褒暗贬，却也坦然接受——她明白，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背离程先生的精神。她将生命之流涓涓不息汇入程派艺术这条大河，使之变得更宽广、激荡。至于那些无谓的流言与争闹，她不曾理会。那发自内心无法动摇的怡悦和自信，更不曾减损半分。她说，“这大概就是李世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