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到荆州後不久即对吴国西边（西陵）的守军作了一次袭击，取得一个战役的胜利，并且以送还战俘揭破那方守将对吴主（孙皓）的隐瞒败丧实情，使吴主更换了守将。这应该是咸宁五年上半的事。随後预作了必要的安排，便请求定伐吴的时期。因为武帝的回答是“待明年方欲大举”，预又连上两个表力陈不可延缓的理由，预本传载了两个表的紧要部份。第一个表中说到“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指示出这两个表是这年秋间上的（注五二）。第一个表说“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便是指出一个阻挠力量的存在。第二个表追溯羊祜建议遭阻挠的往事，说“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大计，故益令多异”，便是点出羊祜当初与武帝的商议对朝廷是不公开的。这就可见得後来写成的羊祜与张华的本传载武帝“密有灭吴之计”，“潜与羊祜谋伐吴”，并不是泛写晋朝的军事策划对国人或敌国保密，而是特写武帝与祜的计议对朝廷不公开。杜预以边防军事负责的地位批评羊祜与武帝的密商，一定不是批评为了军事理由的保密，而是批评为了非军事理由的不公开。因为计议是这样不公开的，所以群臣中反对的人也是站在不公开的，不能指名的地位。预表所说的“多不同”，“益令多异”，便不是真说祜的主张遭遇很多人的反对，而是借不实指的说法指出那个不公开，也不能指名的反对力量的存在。预表的文词最可以说明《羊祜传》、《张华传》里“多不同”，“多违”，“多不可”这样的写法的由来和真正意义。
　　《晋书》贾充传、荀勖传、冯紞传和王濬传写出贾、荀、冯三个人，不涉及第四个人，协同竭力阻挠伐吴决策的故事。而这四篇传所写的可以看明白只是羊祜死後的故事，是从反对王濬的催促决策开始的。濬是祜拔识的人物（注五三），在泰始八年从广汉太守升到益州刺史（注五四），又经祜的推举进到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注五五）。他在咸宁三年曾派一员益州别驾（何攀）到京递呈伐吴的建议，并叫这人到襄阳与祜作仔细的讨论（注五六）。但引起贾充等的强烈反应的不是濬那回的建议，而是祜死以後他又上的催促决策的表。濬上这个表大约是在咸宁五年的夏季，随後就有杜预连上的两个表（注五七）。这两个人的催促就促成了大计的诀定。《荀勖传》载“濬表请伐吴，勖与贾充固谏不可，帝不从”。《王濬传》则写出更完整的故事，说濬这次上疏得到武帝的采纳，“贾充、荀勖陈谏，以为不可，惟张华固劝，又杜预表请，帝乃发诏”动兵。《冯紞传》没有提到王濬，只在平吴後补说“初帝谋伐吴，紞与贾充、荀勖同共苦谏不可。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仇”。这“同共苦谏”显然也就是荀勖、王濬两传所写的从反对濬开始的故事。《贾充传》也是在平吴後用极简单的文字补叙决策前的事，说充“本无南伐之谋，固谏不见用”。这补叙中的“固谏”还就是咸宁五年有了王濬的催促决策以後，直到大计决定的最後关头，贾、荀、冯三个人“同共苦谏”的故事。
(注五二)：通鉴晋纪武帝咸宁五年引杜预此表。胡三省注云，『是年闰七月』。
(注五三)：看晋书四二王浚传。
(注五四)：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八年六月益州刺史皇甫晏为牙门张弘所杀，弘旋被诛。王浚传载浚受命继晏为益州刺史，诛弘。
(注五五)：浚传载『浚为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军事，语在羊祜传』。祜传载祜除征南大将军，『会益州刺史王浚征为大司农，祜知其可任… … 表留浚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祜为征南在咸宁二年十月。
(注五六)：看晋书四十五何攀传。华阳国志八载攀至洛在咸宁三年冬十月。
(注五七)：文选四十九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干宝晋纪载王浚、杜预先后上疏，语同晋书王浚传，惟载明咸宁五年。预连上两表为闰七月后，见页114注五二。浚表在前，约为夏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