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的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而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合符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大学生们总是潜心地寻觅这种理想时刻准备接受它，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时，他们便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裂而无所适从。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他们就必须经历人生追求真理的痛苦磨难去寻求理想的亮光。
　　我认为，大学的理想始终存在，只要西方国家的大学里还把自由作为其生命的首要原则，那么实现这种理想则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依赖于理解这一理想并将他广为传播的单个个人。

　　年轻一代正因为年轻气盛，所以从其天性来说，他们对真理的敏感程度往往以成熟以后更为灵敏。哲学教授的任务就是，向年轻一代指出哪些是对思想史作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　让学生们把这些哲学家与普通的哲学家混为一谈。哲学教授应该激励学生对所有可知事物、科学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真实性持开放的态度，并通过自己对此所做的彻底深入的思考和演讲，激发学生去把握和深思。哲学教授应生活在大学的理想之中，并且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创新、去建设和实现这一理想，他不必讳言知识的极限，但是他要教授适当的内容。

　　大学改革的任务
　　精神贵族是从各级中产生的，其本质特征是品德高尚、个体精神的永不衰竭和才华横溢，因此精神贵族只能是少数人。大学的观念应指向这少数人，而芸芸众生则在对精神贵族的憧憬中看到自身的价值。
　　但是，由于精神贵族只能在民主社会中得到承认，而不是出自自我要求，因此大学必须为他们提供机会。大学就要求在成绩和个性方面都十分突出的人才，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才构成了大学生的条件。

　　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的更新要求与整个人类观念的改变联系起来把握，其结果不会导致国家观念的觉醒。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懂得怎样运用权力，惟其如此，国家意义才能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日常思维方式中。如同所有精神生活一样，国家不断校正自我的形象，在精神的斗争中显出自由，精神通过共同的任务存在于与它相连的对立面中。这样的国家充满了尊重知识的气氛，因此，在大学的精神创造中不仅要寻求最透明的意识，而且还要寻找国民教育的根源。

　　学生们自由与责任
　　大学生是未来的学者和研究者。即使他将来选择实用的职业，从事实际的工作，但在他的一生中，将永远保持科学的思维方式。
　　原则上，学生们有学习的自由，他再也不是一个高中生，但是成熟的、高等学府中的一分子。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的人格，就要让青年人勇于冒险，当然，也允许他们懒惰、散漫，并因此而脱离学术职业的自由。

　　如果人们要为助教和学生定下一系列学校的规则，那就是精神生活、创造和研究的终结之日。在这种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人，必然在思维方式上模棱两可、缺乏批判力、不会在每一种境况中寻找真理。
　　假如我们希望大学之门为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敞开，就应该让全国公民，而不是某些阶层中的能干人拥有这项权利。这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些需要特别技巧应负的考试而淘汰了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人。

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