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会马谡败，三郡不守，亮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汉全盛时，日月所照，横日之民，皆汉赤子。其后德薄不能保有黎庶，则举江以东而投之吴，割渭以北而捐之魏，则民不弃汉而汉弃其民。亮出祁山，三郡望风响应，而亮不能守，则亮负于民而民不负亮。方是之时，固当集其所获之众，痛自引咎而谢遣之，使崤陇之民晓然皆知吾心，则后日之举，不患其不至。如其不然，在彼犹在此也。而亮拔西县千余家迁之汉中，既不足以伤敌，而使无辜之民流离转徙，违其宗族，去其坟墓，岂三郡所以响应之意哉！此虽边鄙之常，然于孔明则有不应尔者。此吾所以为之惜也。

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备，周瑜言备枭雄，不宜以土地资业之。
　　汉时荆州之地为郡者七，刘表之殁，南阳入于中原，而荆州独有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备之南奔，刘琦以江夏从之，其后四郡相继归附，于是备有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之地。曹仁既退，关羽、周瑜错处南郡，而备领荆州牧，居公安，则六郡之地，备已悉据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犹韩信之言假也，虽欲不与，得乎？鲁肃之议，正合良平蹑足之几，而周瑜独以为不然。屡胜之家，果不可与料敌哉。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使关羽争荆州。会曹公征汉中，先主恐失益州，与吴连和，分荆州引军还蜀。
　　曹公征汉中，先主闻之，与吴连和，分荆州是矣，引军还蜀，非也。是时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万居公安，若进据襄阳，而羽师五万之众以袭许，卷甲疾趋，五日而可至，事成则天下未可量，不成则汉中之师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谓攻其所必救者。初曹公征柳城，备劝表以袭许，及备据荆州，亦不能辨此，信天命有在焉。

　　孙权尊称，议者以为交之无益而名礼弗顺，宜遂绝之，孔明以为未可。
　　或曰孔明之不绝吴，权耶？正耶？曰正也，非权也。六国之时，诸侯皆僭矣，孟子以为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诛之，必教之不改而后诛之。然则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诛。孔明之势既未能有以教吴，则吴之僭拟，未可以遽责，此王者之法也，非权也。 吴欲以兵万人讨樊 匿，权问潘濬，濬言五千兵足以擒匿，因论 匿可破状。权奇其言，遣将五千，斩平之。

权克荆州，将吏悉降，而濬独坚卧不屈。权舆致之，濬伏床而泣悲不自胜，其于所事，何其厚也！既而樊亻由欲以武陵自拔归蜀，濬为权画策，自将讨平之，其于所厚又何薄也！意者在君为君，有不得不然者乎！吾闻乐毅去燕适赵，赵欲与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犹今之事赵也。毅若获戾，放在他国，终身不敢谋赵之徒隶，况其国乎。便乐毅愚人也则可，乐毅少知则濬不得为无罪矣。

　晋侍中荀勖、中书令和峤奏，使著作郎陈寿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为二十四篇，号《诸葛氏集》，上之。
　　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为不减班杨。晋武帝践祚、诏定诸葛故事而比之周诰。融既魏文之仇恨而亮亦晋宣之仇敌，二人之言，宜非当时之所欲闻，而并见收录，惟恐其坠失荡然无忌，犹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于魏晋也。

　建安十八年，汉帝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
　　三桓讽鲁作三军合周礼矣，其意乃欲卑公室而夺之。权曹操讽复九州合禹贡矣，其志乃欲广冀州而益其地。夫引经术称古谊者，固未必皆奸人，而奸人之欲济其邪谋者，亦未尝不引经术而称古谊。既不可以尽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庞统说先主取益州，先主曰：“今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事相反，乃可成尔。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为也。”
　　宽胜急，仁胜暴，忠胜谲。然操强而备弱，宜胜而反不如者，何也？操 弟稗也，备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之熟，固不如 弟稗，非谓宽仁、忠信不能胜急暴、谲诈也。备不能胜操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青龙三年，张掖出石图，广一丈六尺，高一丈七尺一寸， 围五丈八尺。苍质而白理，有若麟者、凤者，有若虎者，有若牛者，有若人马者，有若八卦、列宿、孛彗者，其字可读而不可晓。时人以为魏晋之符。
　　河图、洛书之说，欧阳永叔攻之甚力。今观此图，与河图洛书亦何以异！惜乎时无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义，而陋者以为魏晋之符。彼魏晋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畴之类也！造化之所为，犹有幸不幸焉，而况于人乎。可胜叹哉。

　　苏则为金成守，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吴。孙盛评曰：“士不非其所事，不事其所非。既已策名新朝，复怀贰志，岂大雅君子出处之分哉。”
　　魏氏受禅，汉帝尚存，缟素举哀，诚为轻脱。然盛谓贰志，兹又过矣。箕子过故商墟，感宫室毁坏伤，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阖闾，晏子哭庄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谓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孙盛枭音，使人闻而恶之。

　　诸葛亮闻张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得之矣。是人清浊善恶太分明也。”
　　善恶太明，诚取败之道。然人之祸败，有以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张温之败，可谓不以其道者矣，尚可以推求其故哉。

　　魏文帝赐群臣没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帝叹息。孙盛评曰：“子路私馈仲尼，毁其食器；田氏盗施春秋，著以为讥；〈柬见〉戮之家国，刑所肃纵在哀矜，理无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当公言于朝，而默受嘉赐，独为君子，可谓匹夫之仁，蹈道则未也。”
　　孙盛以刻薄之资，承学于草窃乱贼之世，性习皆恶，故其论议类皆如此。夫见牛未见羊，孟子所谓仁术也，何名为偏宥哉！使盛为廷尉，于魏文之时，则歆当以私馈盗施诛矣，东晋之不用盛，不为过也。

陈寿曰：“蜀不置史，注记无官，以故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若此之数，犹未周焉。”
　　《礼记》人，君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周礼》建官备矣，独不闻有所谓左右史者。虽有太史，然不以注记为职。是时诸侯皆有史，岂天子独阙乎？春秋之时，卜田宅者、占云日者，皆称太史，则太史殆阴阳家流。然书赵盾者、书崔杼者，亦称太史，则太史又似掌注记者。盖方是时，学者通知天卜，而卜兴废者亦不甚用蓍龟。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国之必兴，太史赵以虞舜之德而占陈氏之未亡。其论议证据有绝人者，故阴阳注记得兼掌之。汉司马谈父子为太史令，以论著为己任，而又掌天官，则兼掌之效于兹可见。魏晋之际，始署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职分而为二。孔明之时未也。按后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

　　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为正，遂改是年三月为孟夏四月。
　　世言夏得人统，以建寅为正；商得地统，以建丑为正；周得天统，以建子为正。其说非也。以尧典羲和舜典巡狩观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为正矣。至夏后之时，其法尤备，其书传于后世，谓之夏小正。孔子得之于己，以为可用，非谓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时，始用建子为正，然犹不废夏时，谓之正岁。后之学者，以为夏以建寅为正，周以建子为正，商居其间，不应无所变更，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为正。而三统之说兴焉。夫夏后氏以建寅为正，吾于《论语》见之矣，《论语》曰：行夏之时。周以建子为正，吾于《春秋》见之矣，《春秋》书十月霜降杀菽，三月无冰。商人以建丑为正，于经既无所见，于理亦复不通。夫以建子为正者，取二十四气之首也，以建寅为正者，取四时之首也，以建丑为正，其取义安在哉？是以知其不然。

建安十八年，先主进军图雒县，庞统为流矢所中，卒。先主言则流涕。
　　庞德公以孔明为卧龙，以士元为凤雏，则士元之齿当少于孔明。孔明卒时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则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岂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汉中，是岁关羽卒，明年黄忠法正卒，又明年张飞卒，又明年马超、马良卒。基业未就而一时功臣相继沦谢，如有物夺之者。明年后主践祚，而旧人独有孔明、赵云。后七年云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勋旧于是乎尽。正卒时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自余不著其年。飞传称少与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则飞卒年才五十许。霍峻年四十。此数杰者，皆以高才早世，而谯周至七十余而终，天不祚汉，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