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村人口，在当地生活了几十年，已形成浓厚的乡土感情和滞留原地的“惰性”，他们的心理倾向、文化素质、生活习惯、劳动技能等，都使他们比较容易满足现状，安心呆在农村，不愿再背井离乡，迁向一个自己尚不熟悉的城市环境中去。而一些比较年轻的农村人口则相反，他们一般读书较多，思想活跃，敢冒风险，勇于开拓，接受新事物、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较强，具有脱离农村、向往城市的强烈愿望，而且城市里也往往更加需要这样的年轻人。这样就使得在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一些青壮年人口。
　　由于农村年轻人更倾向于向城市迁移，所以城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首先引起或加剧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城市化将首先直接引起或加剧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农村地区大致在2006年、早于城市地区7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应对人口老龄化首先要有经济实力。发达的经济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较好的物质基础，但我国属于“未富先老”，单从经济条件看，应对老龄化显然要比日本等“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更加困难。相对城市地区，我国农村地区进入老龄化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只有267美元，可谓“穷途遇老”、“雪上加霜”，更加困难。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将造成我国农村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更是难上加难。
　　首先，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造成显著的城乡差异，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医疗保障水平低，社会养老服务能力极差。农村大规模年轻劳动力迁向城市打工谋生，把老人留在农村成为“留守老人”。农村地区的这些“留守老人”，不仅自己无人照顾，平时只能“养老靠自己”，还要帮助照看“留守儿童”。
　　其次，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长期在城市打工谋生的第一代农民工也将逐渐步入老年。他们虽然在城市生活工作多年，为城市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难以获得城市居民户籍，不能久居城市，最后只能“告老还乡”。这些昔日城市农民工的告老还乡，与原来农村上一代“留守老人”又相聚农村。两代老人的先后“叠加”，将进一步加重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及其应对的困难。
　　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探讨老龄化的应对战略及政策，仍然主要是以城市人口为对象，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及其应对问题仍被忽视甚至被遗忘。这种现象得到高度关注和研究了。
来源：护老族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