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也不是那个文艺单位的专家，我乃一介小卒。说实在话在专业上没有什么资格，我说的只是我的感受，我的心里话。今日，斗胆谈谈于淑珍老师的的歌唱艺术。
于淑珍老师1950年代开始歌唱生涯。从大合唱.小合唱的队员成长为领唱.独唱，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于老师没有上过音乐学院，没有多年科班的训练，只在上海音乐学院王品素教授那里受过短期训练。我觉得，在天津歌舞剧院的头十多年里就是于老师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她像大树一样深深扎根在民族民间的沃土，汲取着各种流派的艺术营养，功夫不负苦心人，当她的艺术开花结果时是那样的秀丽芬芳。
首先，必须承认于老师的嗓音条件是极其好的，她不是让人听了“怪怪的”大嗓门，而是纤细的.甜润的嗓子。当然这种嗓音也有局限性，很难唱出“大号女高音”的效果，也很难唱好女中音的歌，这也曾是于老师苦恼的地方，因为有一段时间总有人要求她唱出“大气磅礴”的音色，以表达浓烈的阶级感情，用大号女高音来体现，实在是强人所难。于老师后来说“石不强求玉的效果”，这话里透着谦卑，因为于老师一直觉得比自己嗓音条件好的大有人在。达不到“郭淑珍”的声音，那就做好“于淑珍”。
先前说道“汲取各个流派的营养”，这个从于老师幼年就开始了，于老师幼年辗转于河北省和天津，解放区的进步歌曲和天津的评剧.河北梆子.大鼓.天津时调.民间小调等，小的时候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调调可以说是于老师今后歌唱艺术的基础。于老师比较喜欢评剧，那么在她的唱腔中经常就能听到评剧的影子；于老师在下放劳动时候跟一个唱梆子的老演员学了梆子，听过河北梆子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梆子的唱腔的张力比京剧唱腔的张力还要大，有了梆子的功底，歌曲中的高腔就不是问题了；于老师还学过京剧，这让她的共鸣腔体更加明确，应用得更好。不拘泥于一门一派；不紧随一师一尊；不轻易为某个反对意见所动，这就是我们的于老师。
于老师在艺术上成长的速度很快，从合唱队员很快成长为主要演员，成长为台柱子。这和她的天赋和汗水是分不开的，这话说的有些空，因为有天赋有汗水不一定成功。于老师也不是从开始唱独唱开始就特别出色，如果把1963年的《新剪窗花》和1980年代的《扎风筝》相比较，（这两首歌是一个曲子）就不难发现，青年于老师的音色更明亮，但是听起来有些“硬”有些死板，经过将近20年的历练成长，八十年代的《扎风筝》没有突出表现音色的明亮，而是着重表现情感与细节，这情感与细节正是《新剪窗花》所欠缺的。女演员的艺术生命是短暂的，她们面临着结婚.生子.家庭种种制约和牵扯；面临着同行的攀比；面临着音色.容颜的衰老。尤其是女高音演员，好不容易唱出了名，一般也就是10多年的一线舞台生涯，到最后不是人们不喜欢了，就是自己也唱不动了。像于老师.才旦卓玛老师.李谷一老师.从60年代一直唱到今天的演员的确不多。这不仅考验了演员的功底，还考验了演员的品行。
于老师拥有一位默默无闻支持她事业的好丈夫，有一回于老师女儿得了猩红热（当时很重的传染病），为了不影响于老师在外地演出，于老师的丈夫没有告诉她，领着孩子治好了病，等于老师回来了，孩子的病好了，才告诉她。我想这就是为了支持于老师工作，如果没有丈夫的鼎力支持，于老师很难有今天的成就。于老师为人妻.为人母，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像别的母亲那样尽心尽力，她还不给儿女“走后门”，要求儿女严于律己，有人说于老师是一个“狠心的妈”。我想，为了搞好业务，为了给让更多人得到一份快乐，对家人有所亏欠，也是无奈的。我想，家庭的稳定和拥有好名声这也是于老师成功的一大因素。于老师是幸运的.美满的，夫妻恩爱，儿女双全。
也许您会觉得我是于淑珍老师的歌迷，不能客观的评价于老师，我写的东西会有情绪化。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请你听听去年九月三日在天津音乐厅天津歌舞剧院音乐会于老师演唱的两首歌吧。《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我的祖国》，两首歌都是女高音指标性的曲目，音域宽.篇幅大，都是三段的歌啊，知名度有那么大。能把这两首唱好，而且是跟着大乐队唱好，中年人都费劲啊。我有些担心80岁的于老师拿不下这两首歌，我怕于老师破音，事实证明我低估了于老师的实力。《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于老师演唱的不卑不亢，有气势.有感情，咬字归韵，每一个细节都认认真真的；《我的祖国》大家都知道是郭兰英老师原唱的，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郭兰英老师现在难以完整的拿下来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张力很大，于老师年纪也不小了，能拿下来吗？我心里有一丝质疑。于老师一开嗓，那就是满堂彩啊，三段唱下来，到最后一句“到处都有明媚的阳光”真是把我惊住了，真是神仙啊，神仙般的女高音啊，翡翠般的高贵，水晶般的透彻啊。试问有几个科班出身的女高音，名家门下的女高音，能在这岁数唱到这个效果？时代选择了于淑珍，于老师更无愧于时代。
于老师出身于贫苦人家，看似是个平凡的人。她没有李香兰那般“惊艳”，也没有什么深厚的“背景”。可是她又不平凡，我说的不平凡不是指她成名成家.功成名就的不平凡，而是她的智慧不平凡。于老师是大智慧，她宠辱不惊，事业上也受过打击，走过低谷。不但没被摧垮，她还把握机会跟唱梆子的老师学唱，为她的艺术之树增加养分；再有即便是成名了，于老师没有骄傲，依旧平易近人，跟领导和同事搞好关系，认真对待歌迷。现在她是名家.是老前辈，有不少老前辈上电视就开始诉苦，朋友们，于老师从小长大那个环境受苦能少了吗？没听过于老师埋怨过谁，她很少说过去自己受的苦，即便是透露一些，也是为了鼓励后人们艰苦奋斗。就拿上世纪60年代于老师在天津塘沽演出歌剧《刘胡兰》，排练歌剧《刘三姐》这个阶段来说，于老师一边带着四个月大的女儿，还要担当两部歌剧的主演，她没有埋怨领导的严苛和任务的艰苦，而且还感谢领导允许她带着孩子来演出来排练，感激领导还给她们娘俩找了个小单间住宿，尽管冬天的小屋很冷，娘俩夜晚时候冻得蜷缩在一起，这不也过来了吗？若是搁在现在的一些演员身上估计会为此罢演吧。可是她不会，因为她是于淑珍。
于淑珍老师1950年代开始歌唱生涯。从大合唱.小合唱的队员成长为领唱.独唱，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于老师没有上过音乐学院，没有多年科班的训练，只在上海音乐学院王品素教授那里受过短期训练。我觉得，在天津歌舞剧院的头十多年里就是于老师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她像大树一样深深扎根在民族民间的沃土，汲取着各种流派的艺术营养，功夫不负苦心人，当她的艺术开花结果时是那样的秀丽芬芳。
首先，必须承认于老师的嗓音条件是极其好的，她不是让人听了“怪怪的”大嗓门，而是纤细的.甜润的嗓子。当然这种嗓音也有局限性，很难唱出“大号女高音”的效果，也很难唱好女中音的歌，这也曾是于老师苦恼的地方，因为有一段时间总有人要求她唱出“大气磅礴”的音色，以表达浓烈的阶级感情，用大号女高音来体现，实在是强人所难。于老师后来说“石不强求玉的效果”，这话里透着谦卑，因为于老师一直觉得比自己嗓音条件好的大有人在。达不到“郭淑珍”的声音，那就做好“于淑珍”。
先前说道“汲取各个流派的营养”，这个从于老师幼年就开始了，于老师幼年辗转于河北省和天津，解放区的进步歌曲和天津的评剧.河北梆子.大鼓.天津时调.民间小调等，小的时候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调调可以说是于老师今后歌唱艺术的基础。于老师比较喜欢评剧，那么在她的唱腔中经常就能听到评剧的影子；于老师在下放劳动时候跟一个唱梆子的老演员学了梆子，听过河北梆子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梆子的唱腔的张力比京剧唱腔的张力还要大，有了梆子的功底，歌曲中的高腔就不是问题了；于老师还学过京剧，这让她的共鸣腔体更加明确，应用得更好。不拘泥于一门一派；不紧随一师一尊；不轻易为某个反对意见所动，这就是我们的于老师。
于老师在艺术上成长的速度很快，从合唱队员很快成长为主要演员，成长为台柱子。这和她的天赋和汗水是分不开的，这话说的有些空，因为有天赋有汗水不一定成功。于老师也不是从开始唱独唱开始就特别出色，如果把1963年的《新剪窗花》和1980年代的《扎风筝》相比较，（这两首歌是一个曲子）就不难发现，青年于老师的音色更明亮，但是听起来有些“硬”有些死板，经过将近20年的历练成长，八十年代的《扎风筝》没有突出表现音色的明亮，而是着重表现情感与细节，这情感与细节正是《新剪窗花》所欠缺的。女演员的艺术生命是短暂的，她们面临着结婚.生子.家庭种种制约和牵扯；面临着同行的攀比；面临着音色.容颜的衰老。尤其是女高音演员，好不容易唱出了名，一般也就是10多年的一线舞台生涯，到最后不是人们不喜欢了，就是自己也唱不动了。像于老师.才旦卓玛老师.李谷一老师.从60年代一直唱到今天的演员的确不多。这不仅考验了演员的功底，还考验了演员的品行。
于老师拥有一位默默无闻支持她事业的好丈夫，有一回于老师女儿得了猩红热（当时很重的传染病），为了不影响于老师在外地演出，于老师的丈夫没有告诉她，领着孩子治好了病，等于老师回来了，孩子的病好了，才告诉她。我想这就是为了支持于老师工作，如果没有丈夫的鼎力支持，于老师很难有今天的成就。于老师为人妻.为人母，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像别的母亲那样尽心尽力，她还不给儿女“走后门”，要求儿女严于律己，有人说于老师是一个“狠心的妈”。我想，为了搞好业务，为了给让更多人得到一份快乐，对家人有所亏欠，也是无奈的。我想，家庭的稳定和拥有好名声这也是于老师成功的一大因素。于老师是幸运的.美满的，夫妻恩爱，儿女双全。
也许您会觉得我是于淑珍老师的歌迷，不能客观的评价于老师，我写的东西会有情绪化。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请你听听去年九月三日在天津音乐厅天津歌舞剧院音乐会于老师演唱的两首歌吧。《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我的祖国》，两首歌都是女高音指标性的曲目，音域宽.篇幅大，都是三段的歌啊，知名度有那么大。能把这两首唱好，而且是跟着大乐队唱好，中年人都费劲啊。我有些担心80岁的于老师拿不下这两首歌，我怕于老师破音，事实证明我低估了于老师的实力。《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于老师演唱的不卑不亢，有气势.有感情，咬字归韵，每一个细节都认认真真的；《我的祖国》大家都知道是郭兰英老师原唱的，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郭兰英老师现在难以完整的拿下来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张力很大，于老师年纪也不小了，能拿下来吗？我心里有一丝质疑。于老师一开嗓，那就是满堂彩啊，三段唱下来，到最后一句“到处都有明媚的阳光”真是把我惊住了，真是神仙啊，神仙般的女高音啊，翡翠般的高贵，水晶般的透彻啊。试问有几个科班出身的女高音，名家门下的女高音，能在这岁数唱到这个效果？时代选择了于淑珍，于老师更无愧于时代。
于老师出身于贫苦人家，看似是个平凡的人。她没有李香兰那般“惊艳”，也没有什么深厚的“背景”。可是她又不平凡，我说的不平凡不是指她成名成家.功成名就的不平凡，而是她的智慧不平凡。于老师是大智慧，她宠辱不惊，事业上也受过打击，走过低谷。不但没被摧垮，她还把握机会跟唱梆子的老师学唱，为她的艺术之树增加养分；再有即便是成名了，于老师没有骄傲，依旧平易近人，跟领导和同事搞好关系，认真对待歌迷。现在她是名家.是老前辈，有不少老前辈上电视就开始诉苦，朋友们，于老师从小长大那个环境受苦能少了吗？没听过于老师埋怨过谁，她很少说过去自己受的苦，即便是透露一些，也是为了鼓励后人们艰苦奋斗。就拿上世纪60年代于老师在天津塘沽演出歌剧《刘胡兰》，排练歌剧《刘三姐》这个阶段来说，于老师一边带着四个月大的女儿，还要担当两部歌剧的主演，她没有埋怨领导的严苛和任务的艰苦，而且还感谢领导允许她带着孩子来演出来排练，感激领导还给她们娘俩找了个小单间住宿，尽管冬天的小屋很冷，娘俩夜晚时候冻得蜷缩在一起，这不也过来了吗？若是搁在现在的一些演员身上估计会为此罢演吧。可是她不会，因为她是于淑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