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菩萨和铁菩萨 端祥、端福本姓王，父亲死后，母亲改嫁去了赖家，他们也就跟了过去。 他们的继父实际是一个乡人忌恨的角色。背后人们都叫他“赖狗腿”或“苕母子”。 叫他“赖狗腿”，说的是他不在生产队或是大队任一官半职，却常年跟在队长支书屁股后头跳上跳下。赖狗腿的老汉，以前被叫做干恶霸，是个脱了裤儿撵老虎——不要脸不要命的角色，清匪反霸的时候被公社书记一声令下给毙了。所以赖狗腿对当官的自小就有种畏惧和向往。赖狗腿三十多岁了才说一个二婚嫂，乡人都还说是他哪一座祖坟埋对了地方。 “苕母子”这个名字看起来简单，却是有很丰富的内涵。红苕属于藤栽植物，这个藤却是要先埋入苕种在土里才会生的。苕藤割去栽了之后，一般就会把苕种挖起来喂猪，这种完成了任务的苕种就叫苕母子——又轻，又空，多数还会腐烂半截在土里，剩下的半截，体白伤口黑，散出一股子恶臭，猪都不大肯吃。 苕母子在队长支书面前是一副哼啦哈的媚笑，在家里头却又是凶恶无比。吃了酒之后就经常打婆娘，打端祥和端福。 好象故意要向乡人召示什么，他总是叫端祥和端福面向堂屋并排跪在晒坝中间，自己端了碗酒坐在堂屋的高门坎上。一有人从晒坝边的大路经过，他就会放下酒碗抄起脚边的黄荆棍儿去狠抽端祥和端福，嘴里还会大声的谩骂。 端祥和端福跟过去的时候也就七八岁光景。三四年这种日子，从来就没人看见他们哪一个哭过一声、跑过一回。每次都是在晒坝中跪得笔直，任由苕母子抽打。反倒是常看到他们母亲躲在门背后哭。 于是端祥和端福就分别被乡人喊作“铜菩萨”和“铁菩萨”，也因为他们一个偏黄，一个偏黑。 九一、九二年，铜菩萨和铁菩萨先后考上了重庆建院和西南农大。 前年回乡，听说他们把苕母子接到重庆享福去了。他们母亲是在铁菩萨刚刚念完大学那年就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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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错安逸了” 这个典故流传得比较久，说这话的主人李大爷现在还在镇政府干民政办主任。 七几年的时候，李大爷是公社伙食团“观火”的。那个时候他还叫李二娃。 有一年，来了威远县川剧团，借住在公社（那时来的剧团大都是住在公社），在会议室用谷草打地铺。吃当然也就在公社伙食团搭伙。回报呢，一般也就是一天三二十张赠票，晚上免费看戏。 威远县川剧团在省内都是很有名气的，高腔曲目“五袍”“四柱”“江湖十八本”多数都敢唱。灯戏《请长年》、《拜新年》、《打面缸》也是压轴的拿手好戏。 那时的当家花旦也姓李，据说是川南“成字科班”唯一的传人。人长得高挑漂亮，身材脸蛋儿都是百里挑一，大家都喜欢喊她李幺妹儿。 一天晚上唱《玉簪记》，正是江湖十八本之一。说的是道姑陈妙常因为观主逼走书生潘必正，她已对潘倾心，追到江边，雇船要去追赶潘必正。又遇到艄翁故意和她扯火打趣，后来终于还是又划船帮她去追。 当那李幺妹儿唱到“你看那鸳鸯鸟儿成双成对，好一似和美的夫妻。白日里并翅而飞，到晚来交颈而眠。奴与潘郎虽则是相亲相爱，怎比得鸳鸯鸟儿，一双双，一对对，飞入在波浪里永不离……”硬是唱得曲正腔圆，吐字收音哀婉清丽，意韵悠远。 李二娃听得人都痴了，尤其是陈妙常答应艄公的那一声“安”，嗲声嗲气，娇媚无限又心不在焉，直听得李二娃心头是醋倒那个油翻。 第二天晚上开饭的时候，李二娃就特地给李幺妹儿碗头多舀了一勺回锅肉（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很紧张的），还悄悄对她说：吃完了你别慌着走，我还熬了骨头汤。 果然，这个李幺妹儿就故意慢慢吞吞地吃着。 等到其他人都走了，李二娃才把骨头汤端了出来。李幺妹儿吃得很香，还不停地夸赞李二娃好心好手艺（充分证明李二娃的厨艺还真是不错的）。 看着李幺妹儿的樱桃小口轻轻地啜着汤，李二娃再也忍不住心头的邪火，转到人家背后去，一把就搂着了人家的腰！没想到那李幺妹儿才吃他这包药，哇地一声就大叫起来！碗也摔了，凳子也翻了，李二娃眼窝上还吃了一拳。 公社郑书记把李二娃带到了他办公室，刚一张口说了声：李二娃！——还没开始骂，只听得李二娃就咚的一声就跪了下去，大哭道：“郑三爷，我错了哇！不仅错了，我还错安逸了，这回。”
疯子火富 这个火富，算得上是周遭几十里的名人——都认识他。 听说他高考落榜没两年，父母便双双病故，落得个孤家寡人。却没人知道他是如何疯的，甚至是从何时开始疯的。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他在镇上四处游走，他长得很高大，穿着也还整洁。只是嘴里经常念念有词的，脸上还挂着怪怪的笑容。 听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说，火富读书时候的成绩很好。 有一天晚自习，语文辅导。火富从我们教室后门窜了进来。王老师正在讲台上坐得无聊，一时童心大发，叫道：火富，你上来，给同学们讲讲地球、太阳哪个围绕哪个转？火富果真跑上讲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边画，一边讲起了太阳、地球、月亮，自转、公转、周期。让人奇怪的是他的思路居然一点都不乱，几乎没有什么错误！王老师突然叫住他：火富，你说飞机在天上会不会急刹车？火富略一沉吟，语气坚定地说：要！——有老师带头，我们全部哄堂大笑起来，火富于是愤愤地离开了我们的教室。 火富很有些逆反心理。 一次我们镇定上死了个老太太。她的几个儿子都比较有钱，除了一个在邻县当官，其余几个都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儿子们显得很有孝道，在家里大办丧事，自家的地盘不够大，就把临街的墙打了，把桌席延到了大街上，单在街上的就有三四十桌，压了半条长街。沿街的墙上都靠了花圈和挂着挽帐。一到了晚上，吹拉弹唱，哀乐喧天。火富不知触了哪根儿神经，出丧的头一天晚上，他跑到别人街口大唱“好个古佛区，死了个老母鸡。人无百岁长，七十古来稀。”——唱着唱着他还转韵——“扎起花圈得，扎起牌坊得，比建国四十五周年还闹热”。结果呢，自是被人好一番追打。 火富真正让我有点儿了解他，还是他跑到乡政府来闹。我一个叔叔在乡上做事，我为了上学方便，住在他的在乡里的寝室。一天中午，记得是赶集，听见乡政府院坝里吵得厉害，出去一看，原来是火富来了。他正扭着乡长要说法，不依不饶地问乡长为什么要把生猪税按照人头来收。——奇怪，他既不种庄稼，又不养猪，这关他什么事？准是又犯病了。只见火富脸红脖子粗，二目圆睁——我一直担心他是要动手打乡长的，最终还是没有。乡长一脸的苦水，这事本来就说不明白，面对的又是火富，叫他如何说得清？僵持了很久，最后还是民政办张主任聪明，给火富端来了一大碗盖有回锅肉的米饭，乡长才得以脱身。火富左手夹着张主任给他点的烟，把碗放在花坛边上，右手筷子上拈了一大片肥肉，在往嘴里送之前，昂着头睨着眼对张主任说：“我觉得你才是个好官。” 火富是一年冬天冻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