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余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大批学生出国留学而转移到境外的教育消费急速增加。面对类似情况，阿联酋鼓励性地引入制度，吸引大量境外高校展开合作办学或独立办学，将由此产生的教育消费从境外转至境内。
　　各国都面临着升级的消费需求在现有教育供给体系中得不到较好满足的问题。教育内需潜力的源泉根本上取决于供给端，而制度是影响教育供给水平、质量和结构的重要因素。
　　从宏观来看，不良的制度导致供给抑制，继而导致需求抑制;好的制度则有利于供给创新，继而影响需求变革。
　　从长期来看，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尤其是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在美国，人们以往对传统课堂的期望局限于教师与黑板，而现在的数字传媒系统不断超越人们的认知，部分学校已经采用的数字交互演示平台甚至已经实现了远程互动教学。在新加坡，政府推出“全民再教育”计划，征收公民收入的4%，用于每年100小时的学习，其中60个小时用于职业培训，40个小时用于兴趣学习。
　　同时，对教育供给方的监管、税收、投融资政策，直接影响到教育供给的制度成本，以及相关教育产品的可消费性。
　　近年来，国际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的复杂背景下，发达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院校的投入比重明显低于大学本身的学费收入。这得益于欧美大学所享有的市场定价、自主收费权，无论是私立大学(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还是公立大学的学费都开始快速增长，成为除政府投入以外，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的教育投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