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模仿美制的建议，随即得到汉方完全同意的反应，认为那确是“一定不易之法”。

当沪方各代表遵议逐一乘轮去汉时，不意清军适于此时反攻，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夺回汉阳，武昌全城均陷入敌炮射程之内，而汉方革命领袖间原有之暗潮，竟因之表面化。原被外界误传为“孙文之弟”的孙武，竟通电诋毁黄兴，黄兴遂于翌日黯然离汉去沪，革命阵营内部从此乃每有不必要之龃龉了。迨各省代表多数抵达武昌时，革命军所拥有地区，已无安全会议场所，然既来之，则安之，各省代表乃选出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并迁入汉口英租界之顺昌洋行，继续开会。

因此汉方之代表会，在接获南京光复喜讯之后，乃决定于一周之内，东迁南京，从事制法与选举之要务。不意沪方各省代表，在江浙两省都督及各方代表怂恿之下，竟亦迫不及待，于十二月四日在沪举行代表会议，票选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而以黎元洪副之。黎氏闻讯，乃立即通电，斥沪选为非法，而黄兴亦深为疑虑，不愿就任。迨汉方代表陆续抵达南京，乃又说服沪方代表，于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翻案重选，以黎、黄分任正副元帅。黎虽首肯，而黄仍谦辞。以致牵延不能决。

此次拥黎、拥黄两系之争，虽同儿戏，然双方之选举，均只选“大元帅”，而不及“总统”者，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于袁世凯旦夕之附义，出长民国之大政也。何以这时如火燎原之革命阵营，还有待于袁氏来作头头呢？天意人事，必然偶然，都有足述者。

可是这个“非袁不可”的客观形势，却亦有其“非袁所料”的主观的变动。上述那个黄正黎副，又转为黎正黄副，这幕闹剧，原是个小小的“偶然”。但是这个偶然，把时间拖延了两个星期，拖到孙中山在上海码头的“偶然”出现。中山既适时到达，那他之当选总统，就是个历史的“必然”了——革命阵营中这时需要统一领导。黄、黎两位“大元帅”之间得一可以安天下。不幸二人相持不下，孙公既适时赶到，他就必然当选成第一任（那时叫“第一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只能做“第二任”了。

朋友，我中华民国开国第一任大总统应该是孙文嘛！论功，论德，袁世凯怎能做中华民国的华盛顿呢？历史毕竟是公平的啊！

所以北洋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啊，人们为理想奋战，不同的思想在碰撞，不同的主义在宣扬，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看尽人间是与非

教育总长原内定章炳麟，亦以章氏不孚众望而改荐蔡元培。然中山为笼络（现时名词叫做统战）这位曾公开反孙的“国学大师”老同志，乃特设一“枢密院顾问”之高位，以安置之。但是倔傲的“章疯子”，却不屑俯就。章炳麟虽曾为同盟会员，他也是光复会的发起人。这两个革命团体就始终未尝统一过。这时两派且争权甚烈。光复会的另一巨头陶成章竟被当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派盟弟蒋志清于一月十四日刺杀于上海。此后两派竟斗争无已时。光复会“老同志”且逐渐与老立宪派结盟以抵制同盟会。凡此皆可看出中山当时的妥协性。孙中山是位个性倔强、胆大泼皮的革命者，不是个轻意妥协的人物。他这次之所以如此妥协者，实在是他知已知彼也。你只有这么大的实力，得大位已逾分，不妥协又如何呢？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家对他们还有得说的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逐渐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驰名的先锋人物，除一位“历史反革命”（再借用一个现时老词）的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替民国以后的历史，写下了一句矛盾的伏笔，此是后话。

吾读民元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是我国史上不世出的大英雄也。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诛心以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

这一着是明显的针对着袁世凯而设计的。将来中山如让位与袁，袁大总统的职权和孙大总统的职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问良心，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也是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末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谁知力有不敌，反而助长了和尚在菜园里的权威，实非当初动议人始料所及也。

他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或是做总统，少不了，他都有一份。但达此目的，则他的前辈和老师，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诉过他，正常的程序是：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继位之后，那就与原先助势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摊牌。或做你们的总统，或作寡人的皇帝，因势制宜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