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为人对人类之文化：人对人类之感情、思想、动作，有不能与对万物相同者。人虽属万物之一，人对人虽亦可以有对与万物相同处，然不可尽同，以其对人类者亦为人类，而人类乃万物之灵。人对万物，固可以人为主动力而支配之以适人意，然人对人，则不可用人对万物之办法，以人与人大抵体力、智识无大高下，其不同者教育程度足不足而已。故凡人类均可以通人类之感情、知识；且人类生性乃社会互助所成，人最初即有家族生活，如夫妇、父母、子女、兄弟之简单集团，在此种共同生活中：有感情，有谅解，有思想知识，而有人对人类之文化，故不同于人对万物之文化，其基本乃为人类情意调适之伦理道德，而后可以成社会国家而至于世界；故人类文化，乃人类心理上之情感理性相通处所引起之一种人类道德。由有慈孝友恭，乃至向国族而有忠义，对世界而有博爱和平，即人类对人类之文化本质。故用于政治之组织，法律之设施，亦须以此为本。凡此人情、伦理、政治、法律种种人对人之文化，至今西洋以科学方法而研究之，遂有社会科学，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组织等。然其社会科学，较自然科学迟且幼稚，故西洋虽有社会科学，然未完成人对人类最出色之文化；故言及此种文化，反应特别注重中国文化。尤其自周、孔以后，成为中国最主要之文化者，即于此人对人类之文化，察之深，体之切，自伦理道德而至政教礼法；故中国文化之特色，可为人对人文化之代表。虽社会形式以时而异，古为君主政治，生活为农业、手工业，今为民主政治，生活乃机器工业，然人对人之文化态度，仍以中国者为适当。孔子曾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以道德礼乐为人类对人类之基本文化；人对人之刑政虽不可免，仅居辅佐之地位，以优秀之人类，必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乃能安适。由此种关系言之，故人类对人类之文化，以中国最相宜。设或养成了人对万物之习惯心理，不知不觉间用之以对人，乃成今日法西之办法：如希特自以为是人类立法者，彼竟将一切人类支配于手掌中，其思想乃以人对万物之办法对人类，故有今日之强横霸道而惨酷之战争，以为一切均可以武力克服。而中国则本人情而行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此西洋文化之为害今日世界者，必须要中国文化纠正之，而引其至于至善。

第三、为人对各自的文化：人亦自然物之一，人对各自之文化，亦任何时代、国家所均有，如解除自己饥寒的衣食，及为自己生存要求通力合作之社会、国家等；但由此发动出来的改造对象，在于万物、众人，故仍为人对物、人对人的文化。至如各人但为充实自己的知识而求知识，并非求生活或名位、权利，此始为各人对自己者。又如体育、固有为国家、社会之利益的，然亦有祇求自身之强健的，亦可谓其为对于自己者；逮其有专进之造就，乃可为人类之模范，而有利于众人。又如道德，常人以为对于社会始有道德，但人非仅对国家、家族有道德，即对自己亦有道德：对自己之品格、行为，改造善良，将粗暴者去之，而崇高自己人格，完成自己品行，自此种意义上言，即非通常之道德，故有一种精神道德，精神人格。人生于世仅数十年，故必须有一种功名、事业，然后可传于世界人类，如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然人类生存于地球上，一旦地球坏灭时，人类之功绩最后亦归坏灭，故从崇高人格发展自己精神之极者，必有一种宗教之归宿，达于无生无灭、无始无终、至真至美、无所不通、无所不在的人生宇宙之根本。宗教目标，就是要使人类之精神与此相合，能至此、则人生之意义始可以无穷无限量，而成人类最高之价值。若人常思人生并非为他人而服务，乃在自求人生最高之价值，即发生宗教之信仰。自哲学方面言，或自宇宙出发，或自人生出发，统言之，皆在达到最通遍之根本。其与宗教不同处，乃哲学以推理的思维力量，完满理解人生价值与意义。教育固可为造就国家人才而设，然古圣贤以教育自己而成美德，则全宇宙即为自己学校，而完成美德之人格。故宗教、哲学、教育，均可为对自己完成自己之文化。若以世界各国言，印度注重此人对各自之文化；中国虽亦有对各自及万物二种，然特点在对人类；故印度特点在对各自的，亦有其他二种。
　　佛学之出发点是科学态度，以其由现实之人生宇宙而出发，佛典谓之众生世界，即现实而无限量，其义亦有非仅人类目光之所及者，故云众生无尽，世界无边；以此众生世界为根基，故其讲明众生世界处，科学发达反可证明佛学。然佛学非止科学，以其追究到最根本最澈底，无论自何物讲──如一花一叶──，均自其本身而达到其根本圆满，故可谓之科学的哲学。但还不仅思想达到即止，而知其一切均为因缘生果变化，有不断之改造，可以向上发达到究竟，故言“一切众生，均有佛性”；自各个人发挥其本性，而可以发达到最完美之智德，如佛陀是也。其所以能至佛果者，以释迦等已有此种事实上之成就及证实也，故可为吾人信仰所向之伟大宗教。以基以科学，而持以哲学，故亦为最理智之宗教。印度及世界各宗教、哲学，均有相近处，而可为人类对自己最完美之文化，即为佛学；故佛学在世界文化之位置，即为人对自己文化之代表。此乃最根本的文化，所以人对物之文化与人对人之文化，均末臻美善者，以人本身未完善故。语云：“人穷反本”，以各人均未美满完善，故其知识思想有错误，对一切均有误解，善者认为恶，遂有不善之行，若要人对万物及人对人类文化完好，必需人对于自己之道德修养、思想行为深深改造，始可以使世界至于美善。此依佛法之理，若能信解而进为笃行，由守戒乃至禅定，般若功深，则可去错误思想而舍不善行，发挥人类真正智慧，洞明宇宙真相，则由人对自己改造完善，而便对万物、同类均进于美满。

　二、佛学与中国固有文化　　此指西洋文化未入中国前之文化：虽衣食及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习惯等，均为文化，而此处所云中国文化，则偏重于文艺、文学、哲学、道德等以言；故今言佛学与中国固有文化，亦于此范围内言。且就文化特殊性言，亦即在此文学、哲学等文化。由此以观中国文化，首即周、秦诸子：汉武帝前，未独尊儒术而罢斥百家时，如孔、孟诸人，亦即诸子之一，故总称之为周、秦诸子，包括孔、孟、老、庄、墨、荀及名家、法家等，均称诸子学说。孔子删订六经，其弟子作记，故孔子虽有集古代文化大成之地位，但在当时仍与诸子并行。推本溯源而称周、秦诸子者，以其于古代综合整理，而又各有特殊发挥；此时期，乃成中国文化最精彩之时。次魏、晋到隋、唐，佛学逐渐发达完成，此时之佛学入中国者，已成为适合于中国文化者，故隋、唐乃印度佛学思想入中国而又融合成中国佛学思想之时也。当时至有十四宗之多，有讲一切有，有讲一切空，有讲唯识，有讲唯性，其各标胜义，势且突过周、秦诸子；其后最流行者，为法华、华严、禅宗及净土四宗，此四宗乃调合适应中国之思想而传至今日者。其在隋唐时，受印度佛学渗入已有六七百年，至此四宗乃成中国佛学而为中国固有文化之要素；而诸子及佛学，遂为中国固有文化二导源力。再次、为汉、清经学：清人讲汉学，亦即经学，以诸子一部份，至汉成为归宗于儒之经学。清时遂有反宋明理学而标榜汉学者，清代汉学之发达，甚或超过汉人，至俞曲园、孙诒让等又讲到诸子，于是又归到诸子之学。此汉清经学，属于周、秦诸子中的儒家者。再次至于文艺，汉前有诗、骚等，至宋、元、明有词曲等。然汉、唐时代，国极富裕，民族精神亦发达，故其文艺亦发挥广大，于是古代文学至汉而综合集成，将周、秦之文化统一而融冶之，故诸子流而有各种文艺，如汉之三都赋等之富丽。魏、晋六朝后之文艺，不仅源于诸子，而更多源于佛学，唐之文艺，于佛学不仅名词甚多，即意义亦无所不存。故汉、唐文艺，足为中国文化之一辉皇硕果。最后、说到宋明理学，不仅儒家而兼有道家、佛家成分，尤其是禅宗。因禅宗五代后特昌盛，当时人多以禅宗代表佛教，禅宗乃专讲形而上学者；当时影响于全国思想界甚深，事必求其始初，遂使当时思想家不得不入禅宗而求一立足地；于是道家、儒家均不得不以此而有形而上的追究及静坐等。然儒者仍以世间伦理为其立身处世，乃成宋明理学。陆象山、王阳明之流，益近禅宗；由此可见佛学在中国文化之关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