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台湾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将《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出版。这是张学良1954年在台湾清泉奉蒋介石之命亲笔撰写的回忆录，应该说这是张学良在幽禁期间留下的一部较为真实、完整的《自传》。
张学良在这部《自‘传》中特别写了一节《早婚》，这是记述他当年与于凤至结合经过的唯一一篇亲笔书记的文字。因此其可靠性是值得肯定的。张氏在《早婚》中这样记述张、于联姻的历史：“我14岁仍在读书时代，就同于凤至结了婚，她父亲同我父亲是最好的朋友，在辽源县(辽源县即为双辽县，郑家屯即为该县政府所在地，郑家屯现为吉林省双辽市所在地——引者注)经商，我才9岁她12岁时，由于父母之命就订了婚。她17岁那年，我的岳丈不幸去世了，辽源地方正值二十一条之后，日本军队因强修四洮铁路问题(指四平至洮南的铁路线——引者注)，进占辽源。到处滋事，人心惶惶，我的岳母，孤孀弱女，催促我家早日接亲。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更谈不到感情和爱情。虽然说不上美满，也就这样地过了数十年的共同生活。”
张学良作为张、于联姻的当事人之一，他的上述记述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与笔者早年调查考证稍有不同的是，他与于凤至订婚的时间要比我所写的还要早，不是14岁而是9岁就订了婚；而于凤至17岁是结婚的时间，订婚时居然只有12岁。当然，张氏夫妇的订婚结婚年龄有误，是可以理解的。亲友等知情者毕竟没有当事人对年龄记得更为清楚，问题在于，同是这桩婚事的当事人，于凤至女士在生前也口授了一篇“回忆录”，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篇“回忆录”竟然在同一事情上与张学良有截然不同的说法。
应该指出的是，于凤至的生前回忆，系在她去世的一年前——1989年，由于风至本人口述，她义子萧朝智先生代笔记录下来的。1990年3月17日于凤至在美国洛杉矶与世长辞之前，她就叮嘱此“回忆录”定要等当时健在的张学良百年过世之后。才可以公布。此文公诸于众之前，萧朝智先生(美国东北同乡会会长、东北军将领萧振瀛之子)曾在香港一内部杂志上发文，谈到于凤至这篇“回忆录”的口授与整理经过，萧说：“于凤至的口述历史，主要说明了张学良和她受难后的·心态历程、思想转折以及他们两人的相识、相约、相许。秉此，她在五十多年的岁月里一直奋斗到最后一息。十二年了，我未敢忘。每回忆她边说边泣的情景，我不禁涕泪交流。那是她向天、向世人的呐喊；是她五十年在异国漂泊、孤苦奋斗、磨难重重下，受尽委屈的过程。现二老已在天国相会。
今年清明，我们这些过去到过她家的人来到她的墓园，为她扫墓。我向她的在天之灵说：‘我将整理出您的满腹心酸话，告诉世人。’……”如此重要的一部“回忆录”，凡是研究张学良历史的大陆学者，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于凤至乡人，自然翘望多时，极盼多从中解读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
萧朝智先生终于在于凤至和张学良先后去世之后，于2005年12月在祖国大陆首次公布于凤至生前口授的这部“回忆录”。该文系以《我和汉卿的一生》为题，在南京政协主办的《钟山风雨》上连载。然而，当这部经萧朝智先生整理十余年的于凤至回忆录问世的时候，却让笔者大失所望。
在这部口述“回忆录”里，当于凤至谈到她和张学良订婚的往事时这样说：“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我父亲在本县郑家屯开粮店，我从小在郑家屯上学、长大。当时的驻军一度住在粮店，驻军统领张作霖和我父亲结识，相交很好，拜了把兄弟。张作霖看我读书用功，常夸我是女秀才。
后来，他向我父亲提亲，说他大儿子汉卿(即张学良——引者注)很听话，肯上进，将来也要在军队发展，需要我这样的女秀才帮助。那时代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决定，我爹娘疼爱我，认为当官的都三妻四妾会受委屈，拒绝了这提亲，说我的婚姻需我自己同意才行。张作霖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定了亲，我和他是姻缘啊！”
如果上述这段话确实是于凤至本人的口述记录，那么就让笔者不能不产生如下疑问：
1.于凤至说：“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我父亲在本县郑家屯开粮店。”这句严重与事实不符。于凤至作为在怀德县大泉眼村出生的人，她怎么可能不知道郑家屯这个晚清民国时期一度舟船往来、穿梭于辽河上的商埠小镇，自清光绪三年建立县治以来，从来都隶属于辽源县(此县原归奉天省管辖，民国八年起归吉林省管辖)，而怀德县虽与辽源县相融一条西辽河，却是从古至今从不属同一县治。不错，据笔者掌握的历史资料表明，辽源县确曾在历史上有过两县合并的情况发生，不过那是建国前夕辽源县与双山县的合并，但辽源县从来就不曾与怀德县发生合并。既然如此，不可能不熟悉自己出生地与求学地的于凤至本人，怎么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既自称出生在“怀德县大泉眼”，又称乃父在“本县郑家屯”开粮店呢？
2.于凤至在“回忆录”中说张作霖提亲后遭到她的拒绝，并称：“张作霖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定了亲，我和他是姻缘啊！”
此文读后亦让人感到困惑不解。一是，于凤至记述的这段经过与张学良本人在《自传》中《早婚》一节所说的景况截然不同。张学良说：“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笔者认为这段话的真实性相当高。首先张学良在写这段经历的时候，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绝对不会对张氏的“早婚”发生任何兴趣，当然也不可能因此影响张学良是否“出山”。所以张学良没有必要在与于凤至结婚前是否见过面上“作伪”；再就是，张学良和于凤至订婚和结婚都在民国初年，于凤至所说张作霖“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等语，显然是不符合民国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背景。依当时张学良在沈阳的社会地位，追求他及托媒人希望与张学良结成百年之好的豪门贵胄，不胜枚举，而张学良对父亲在远离沈阳的小小古镇为他订的一门亲事，本来就怀有百般反感，依当时张学良的处境他当然不想屈尊跑到郑家屯这样的小镇上去“住住”，更不能拉着她的手以“永远听我的话，决不变心”作为许诺，苦求一个乡下姑娘的婚姻。张学良称“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倒是符合当时历史环境和东北民俗的特点。
3.于凤至在《我和汉卿的一生》这部“回忆录”中，提及结婚情况时这样写道：“我们大了，对于我们的结婚，我娘提出汉卿的母亲已故世，婚礼要在郑家屯举办，张作霖也同意了。我爹当时念叨：张家是讲情义，看重我们这老兄嫂啊！我娘说：这是他们看重咱们孩子，我也就放心了。我们的婚礼是由张作霖的部下吴俊升主持操办，就在他的郑家屯的宅子办的。婚礼后去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宅院。……”云云。
于凤至的上述“回忆”更加无法让人信服的是，它再次与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中关于早婚的说法南辕北辙。张学良明确说过，他和于凤至结婚之前，也就是于凤至17岁那年其父于文斗“不幸去世了”。而岳母于钱氏主动要求张作霖娶亲的理由就是，日本兵二十一条后因四洮铁路闹事， “我的岳母，孤孀弱女，催促我家早日接亲”。于文斗这时早已去世，于凤至居然在“回忆录”中说于母提出在郑家屯举行婚礼，“我爹当时念叨：‘张家是讲情义’……”云云。如此说法，岂不自相矛盾？
笔者深感于凤至女士对爱情的忠贞，坦率地说，像她这样在美国孤身幽居五十年而爱心不移的女性确实世间少见。然而却从2002年7月×××女士(哥伦比亚大学对张口述历史小组成员)在纽约《世界日报》上所发表的《访谈录》中发现，张学良在世时对结发妻子曾有过微词。这些可能伤害亡妻的微词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流露出来的，都显与于凤至至死不变的坚贞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