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台湾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将《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出版。这是张学良1954年在台湾清泉奉蒋介石之命亲笔撰写的回忆录,应该说这是张学良在幽禁期间留下的一部较为真实、完整的《自传》。
张学良在这部《自‘传》中特别写了一节《早婚》,这是记述他当年与于凤至结合经过的唯一一篇亲笔书记的文字。因此其可靠性是值得肯定的。张氏在《早婚》中这样记述张、于联姻的历史:“我14岁仍在读书时代,就同于凤至结了婚,她父亲同我父亲是最好的朋友,在辽源县(辽源县即为双辽县,郑家屯即为该县政府所在地,郑家屯现为吉林省双辽市所在地——引者注)经商,我才9岁她12岁时,由于父母之命就订了婚。她17岁那年,我的岳丈不幸去世了,辽源地方正值二十一条之后,日本军队因强修四洮铁路问题(指四平至洮南的铁路线——引者注),进占辽源。到处滋事,人心惶惶,我的岳母,孤孀弱女,催促我家早日接亲。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更谈不到感情和爱情。虽然说不上美满,也就这样地过了数十年的共同生活。”
张学良作为张、于联姻的当事人之一,他的上述记述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与笔者早年调查考证稍有不同的是,他与于凤至订婚的时间要比我所写的还要早,不是14岁而是9岁就订了婚;而于凤至17岁是结婚的时间,订婚时居然只有12岁。当然,张氏夫妇的订婚结婚年龄有误,是可以理解的。亲友等知情者毕竟没有当事人对年龄记得更为清楚,问题在于,同是这桩婚事的当事人,于凤至女士在生前也口授了一篇“回忆录”,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篇“回忆录”竟然在同一事情上与张学良有截然不同的说法。
应该指出的是,于凤至的生前回忆,系在她去世的一年前——1989年,由于风至本人口述,她义子萧朝智先生代笔记录下来的。1990年3月17日于凤至在美国洛杉矶与世长辞之前,她就叮嘱此“回忆录”定要等当时健在的张学良百年过世之后。才可以公布。此文公诸于众之前,萧朝智先生(美国东北同乡会会长、东北军将领萧振瀛之子)曾在香港一内部杂志上发文,谈到于凤至这篇“回忆录”的口授与整理经过,萧说:“于凤至的口述历史,主要说明了张学良和她受难后的·心态历程、思想转折以及他们两人的相识、相约、相许。秉此,她在五十多年的岁月里一直奋斗到最后一息。十二年了,我未敢忘。每回忆她边说边泣的情景,我不禁涕泪交流。那是她向天、向世人的呐喊;是她五十年在异国漂泊、孤苦奋斗、磨难重重下,受尽委屈的过程。现二老已在天国相会。
今年清明,我们这些过去到过她家的人来到她的墓园,为她扫墓。我向她的在天之灵说:‘我将整理出您的满腹心酸话,告诉世人。’……”如此重要的一部“回忆录”,凡是研究张学良历史的大陆学者,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于凤至乡人,自然翘望多时,极盼多从中解读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
萧朝智先生终于在于凤至和张学良先后去世之后,于2005年12月在祖国大陆首次公布于凤至生前口授的这部“回忆录”。该文系以《我和汉卿的一生》为题,在南京政协主办的《钟山风雨》上连载。然而,当这部经萧朝智先生整理十余年的于凤至回忆录问世的时候,却让笔者大失所望。
在这部口述“回忆录”里,当于凤至谈到她和张学良订婚的往事时这样说:“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我父亲在本县郑家屯开粮店,我从小在郑家屯上学、长大。当时的驻军一度住在粮店,驻军统领张作霖和我父亲结识,相交很好,拜了把兄弟。张作霖看我读书用功,常夸我是女秀才。
后来,他向我父亲提亲,说他大儿子汉卿(即张学良——引者注)很听话,肯上进,将来也要在军队发展,需要我这样的女秀才帮助。那时代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决定,我爹娘疼爱我,认为当官的都三妻四妾会受委屈,拒绝了这提亲,说我的婚姻需我自己同意才行。张作霖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定了亲,我和他是姻缘啊!”
如果上述这段话确实是于凤至本人的口述记录,那么就让笔者不能不产生如下疑问:
1.于凤至说:“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我父亲在本县郑家屯开粮店。”这句严重与事实不符。于凤至作为在怀德县大泉眼村出生的人,她怎么可能不知道郑家屯这个晚清民国时期一度舟船往来、穿梭于辽河上的商埠小镇,自清光绪三年建立县治以来,从来都隶属于辽源县(此县原归奉天省管辖,民国八年起归吉林省管辖),而怀德县虽与辽源县相融一条西辽河,却是从古至今从不属同一县治。不错,据笔者掌握的历史资料表明,辽源县确曾在历史上有过两县合并的情况发生,不过那是建国前夕辽源县与双山县的合并,但辽源县从来就不曾与怀德县发生合并。既然如此,不可能不熟悉自己出生地与求学地的于凤至本人,怎么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既自称出生在“怀德县大泉眼”,又称乃父在“本县郑家屯”开粮店呢?
2.于凤至在“回忆录”中说张作霖提亲后遭到她的拒绝,并称:“张作霖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定了亲,我和他是姻缘啊!”
此文读后亦让人感到困惑不解。一是,于凤至记述的这段经过与张学良本人在《自传》中《早婚》一节所说的景况截然不同。张学良说:“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笔者认为这段话的真实性相当高。首先张学良在写这段经历的时候,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绝对不会对张氏的“早婚”发生任何兴趣,当然也不可能因此影响张学良是否“出山”。所以张学良没有必要在与于凤至结婚前是否见过面上“作伪”;再就是,张学良和于凤至订婚和结婚都在民国初年,于凤至所说张作霖“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等语,显然是不符合民国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背景。依当时张学良在沈阳的社会地位,追求他及托媒人希望与张学良结成百年之好的豪门贵胄,不胜枚举,而张学良对父亲在远离沈阳的小小古镇为他订的一门亲事,本来就怀有百般反感,依当时张学良的处境他当然不想屈尊跑到郑家屯这样的小镇上去“住住”,更不能拉着她的手以“永远听我的话,决不变心”作为许诺,苦求一个乡下姑娘的婚姻。张学良称“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倒是符合当时历史环境和东北民俗的特点。
3.于凤至在《我和汉卿的一生》这部“回忆录”中,提及结婚情况时这样写道:“我们大了,对于我们的结婚,我娘提出汉卿的母亲已故世,婚礼要在郑家屯举办,张作霖也同意了。我爹当时念叨:张家是讲情义,看重我们这老兄嫂啊!我娘说:这是他们看重咱们孩子,我也就放心了。我们的婚礼是由张作霖的部下吴俊升主持操办,就在他的郑家屯的宅子办的。婚礼后去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宅院。……”云云。
于凤至的上述“回忆”更加无法让人信服的是,它再次与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中关于早婚的说法南辕北辙。张学良明确说过,他和于凤至结婚之前,也就是于凤至17岁那年其父于文斗“不幸去世了”。而岳母于钱氏主动要求张作霖娶亲的理由就是,日本兵二十一条后因四洮铁路闹事, “我的岳母,孤孀弱女,催促我家早日接亲”。于文斗这时早已去世,于凤至居然在“回忆录”中说于母提出在郑家屯举行婚礼,“我爹当时念叨:‘张家是讲情义’……”云云。如此说法,岂不自相矛盾?
笔者深感于凤至女士对爱情的忠贞,坦率地说,像她这样在美国孤身幽居五十年而爱心不移的女性确实世间少见。然而却从2002年7月×××女士(哥伦比亚大学对张口述历史小组成员)在纽约《世界日报》上所发表的《访谈录》中发现,张学良在世时对结发妻子曾有过微词。这些可能伤害亡妻的微词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流露出来的,都显与于凤至至死不变的坚贞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张学良在这部《自‘传》中特别写了一节《早婚》,这是记述他当年与于凤至结合经过的唯一一篇亲笔书记的文字。因此其可靠性是值得肯定的。张氏在《早婚》中这样记述张、于联姻的历史:“我14岁仍在读书时代,就同于凤至结了婚,她父亲同我父亲是最好的朋友,在辽源县(辽源县即为双辽县,郑家屯即为该县政府所在地,郑家屯现为吉林省双辽市所在地——引者注)经商,我才9岁她12岁时,由于父母之命就订了婚。她17岁那年,我的岳丈不幸去世了,辽源地方正值二十一条之后,日本军队因强修四洮铁路问题(指四平至洮南的铁路线——引者注),进占辽源。到处滋事,人心惶惶,我的岳母,孤孀弱女,催促我家早日接亲。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更谈不到感情和爱情。虽然说不上美满,也就这样地过了数十年的共同生活。”
张学良作为张、于联姻的当事人之一,他的上述记述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与笔者早年调查考证稍有不同的是,他与于凤至订婚的时间要比我所写的还要早,不是14岁而是9岁就订了婚;而于凤至17岁是结婚的时间,订婚时居然只有12岁。当然,张氏夫妇的订婚结婚年龄有误,是可以理解的。亲友等知情者毕竟没有当事人对年龄记得更为清楚,问题在于,同是这桩婚事的当事人,于凤至女士在生前也口授了一篇“回忆录”,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篇“回忆录”竟然在同一事情上与张学良有截然不同的说法。
应该指出的是,于凤至的生前回忆,系在她去世的一年前——1989年,由于风至本人口述,她义子萧朝智先生代笔记录下来的。1990年3月17日于凤至在美国洛杉矶与世长辞之前,她就叮嘱此“回忆录”定要等当时健在的张学良百年过世之后。才可以公布。此文公诸于众之前,萧朝智先生(美国东北同乡会会长、东北军将领萧振瀛之子)曾在香港一内部杂志上发文,谈到于凤至这篇“回忆录”的口授与整理经过,萧说:“于凤至的口述历史,主要说明了张学良和她受难后的·心态历程、思想转折以及他们两人的相识、相约、相许。秉此,她在五十多年的岁月里一直奋斗到最后一息。十二年了,我未敢忘。每回忆她边说边泣的情景,我不禁涕泪交流。那是她向天、向世人的呐喊;是她五十年在异国漂泊、孤苦奋斗、磨难重重下,受尽委屈的过程。现二老已在天国相会。
今年清明,我们这些过去到过她家的人来到她的墓园,为她扫墓。我向她的在天之灵说:‘我将整理出您的满腹心酸话,告诉世人。’……”如此重要的一部“回忆录”,凡是研究张学良历史的大陆学者,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于凤至乡人,自然翘望多时,极盼多从中解读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
萧朝智先生终于在于凤至和张学良先后去世之后,于2005年12月在祖国大陆首次公布于凤至生前口授的这部“回忆录”。该文系以《我和汉卿的一生》为题,在南京政协主办的《钟山风雨》上连载。然而,当这部经萧朝智先生整理十余年的于凤至回忆录问世的时候,却让笔者大失所望。
在这部口述“回忆录”里,当于凤至谈到她和张学良订婚的往事时这样说:“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我父亲在本县郑家屯开粮店,我从小在郑家屯上学、长大。当时的驻军一度住在粮店,驻军统领张作霖和我父亲结识,相交很好,拜了把兄弟。张作霖看我读书用功,常夸我是女秀才。
后来,他向我父亲提亲,说他大儿子汉卿(即张学良——引者注)很听话,肯上进,将来也要在军队发展,需要我这样的女秀才帮助。那时代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决定,我爹娘疼爱我,认为当官的都三妻四妾会受委屈,拒绝了这提亲,说我的婚姻需我自己同意才行。张作霖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定了亲,我和他是姻缘啊!”
如果上述这段话确实是于凤至本人的口述记录,那么就让笔者不能不产生如下疑问:
1.于凤至说:“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我父亲在本县郑家屯开粮店。”这句严重与事实不符。于凤至作为在怀德县大泉眼村出生的人,她怎么可能不知道郑家屯这个晚清民国时期一度舟船往来、穿梭于辽河上的商埠小镇,自清光绪三年建立县治以来,从来都隶属于辽源县(此县原归奉天省管辖,民国八年起归吉林省管辖),而怀德县虽与辽源县相融一条西辽河,却是从古至今从不属同一县治。不错,据笔者掌握的历史资料表明,辽源县确曾在历史上有过两县合并的情况发生,不过那是建国前夕辽源县与双山县的合并,但辽源县从来就不曾与怀德县发生合并。既然如此,不可能不熟悉自己出生地与求学地的于凤至本人,怎么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既自称出生在“怀德县大泉眼”,又称乃父在“本县郑家屯”开粮店呢?
2.于凤至在“回忆录”中说张作霖提亲后遭到她的拒绝,并称:“张作霖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定了亲,我和他是姻缘啊!”
此文读后亦让人感到困惑不解。一是,于凤至记述的这段经过与张学良本人在《自传》中《早婚》一节所说的景况截然不同。张学良说:“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笔者认为这段话的真实性相当高。首先张学良在写这段经历的时候,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绝对不会对张氏的“早婚”发生任何兴趣,当然也不可能因此影响张学良是否“出山”。所以张学良没有必要在与于凤至结婚前是否见过面上“作伪”;再就是,张学良和于凤至订婚和结婚都在民国初年,于凤至所说张作霖“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等语,显然是不符合民国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背景。依当时张学良在沈阳的社会地位,追求他及托媒人希望与张学良结成百年之好的豪门贵胄,不胜枚举,而张学良对父亲在远离沈阳的小小古镇为他订的一门亲事,本来就怀有百般反感,依当时张学良的处境他当然不想屈尊跑到郑家屯这样的小镇上去“住住”,更不能拉着她的手以“永远听我的话,决不变心”作为许诺,苦求一个乡下姑娘的婚姻。张学良称“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倒是符合当时历史环境和东北民俗的特点。
3.于凤至在《我和汉卿的一生》这部“回忆录”中,提及结婚情况时这样写道:“我们大了,对于我们的结婚,我娘提出汉卿的母亲已故世,婚礼要在郑家屯举办,张作霖也同意了。我爹当时念叨:张家是讲情义,看重我们这老兄嫂啊!我娘说:这是他们看重咱们孩子,我也就放心了。我们的婚礼是由张作霖的部下吴俊升主持操办,就在他的郑家屯的宅子办的。婚礼后去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宅院。……”云云。
于凤至的上述“回忆”更加无法让人信服的是,它再次与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中关于早婚的说法南辕北辙。张学良明确说过,他和于凤至结婚之前,也就是于凤至17岁那年其父于文斗“不幸去世了”。而岳母于钱氏主动要求张作霖娶亲的理由就是,日本兵二十一条后因四洮铁路闹事, “我的岳母,孤孀弱女,催促我家早日接亲”。于文斗这时早已去世,于凤至居然在“回忆录”中说于母提出在郑家屯举行婚礼,“我爹当时念叨:‘张家是讲情义’……”云云。如此说法,岂不自相矛盾?
笔者深感于凤至女士对爱情的忠贞,坦率地说,像她这样在美国孤身幽居五十年而爱心不移的女性确实世间少见。然而却从2002年7月×××女士(哥伦比亚大学对张口述历史小组成员)在纽约《世界日报》上所发表的《访谈录》中发现,张学良在世时对结发妻子曾有过微词。这些可能伤害亡妻的微词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流露出来的,都显与于凤至至死不变的坚贞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