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仅在古代，在近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更是中国思想文化乃至政治话语中的焦点。以至于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一切思想文化乃至政治思想，也仍然饶不开孔子，尽管人们可以否定他、批判他。

这种“文化矮化”、“文化危机”现象在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更加严重，已经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人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被鄙弃已久的传统文化。当季羡林先生喊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时候，一股恢复民族自信、复兴民族文化的号角吹响了。在经历了八十年代西化狂潮之后，物极必反，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潮涌现，于是有了李泽厚“思想淡出，学术突显”的感叹。学术界的这种变化也渐渐影响到了民间。
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一股悄然兴起的读经运动从海峡对岸蔓延到了大陆的各个地方;一些以儒家自居的学人在2004年举行“龙场会讲”，被称为“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集体亮相”。随后国学热潮骤然升温。停顿了五十多年的官方祭孔也在曲阜孔庙重新举行，而且规格越来越高，给人们带来很多期待。私塾、书院这些业已消失了近百年的教育形式居然遍地开花。有第二党校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也及时地成立了“国学院”。2006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推出于丹的《论语心得》系列讲座，中华书局迅即出版同名书籍，一时间洛阳纸贵。
2007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将近几十年来中国精神家园失落的问题高屋建瓴地提出，并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这将直接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建以及中华新文化的建设。
窃以为，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之中，重中之重就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资源，尤其是从孔子、儒学中寻求资源。而这是与孔子、儒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其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孔子之学在汉代“独尊”之后，成为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居于官方的统治地位，其他诸子与之地位悬殊，自然是有目共睹的。但“独尊”之前的孔学是否与其他诸子“等量齐观”呢?窃以为，非是。儒学与诸子毕竟不同，不仅是在后世的地位不同，其本身的价值与诸子也有着天壤之别。在现代很多学者心目中，儒学仅仅是产生于曲阜一地的思想学说，是鲁国地域文化的产物。蒙文通、劳思光等先生即以儒学为鲁地之学，可以说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固然，儒学有着鲁国地域文化的特点，但一种思想文化的产生，除了地域文化的影响之外，还与其创始人本身的人生阅历、知识积累、思想视阈、文化气象等相关。比如孔子一生四处游学、博览群书，并具有开放性、与时俱进的特点，加之以“斯文”为己任，因之孔子儒学具有了其他诸子所不具备的特质，也使得儒学在后世具有其他诸子无法企及的地位。而且即使从地域文化一点而论，这些学者也恰恰忽略了一点：鲁文化除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之外，它还有一个其他地域文化所不具备的地位。鲁文化乃是周代文明在东方的代表，或者说鲁文化体现的即是典型的周代文明。关于鲁文化的这种特殊地位，历来都有学者予以阐述，郭克煜、杨朝明先生等对此更是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探讨。[4]在此我们不必赘述。而且，儒家文化亦不等同于鲁文化。鲁文化只是儒家文化诞生的一个母体。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全面继承上古三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因革损益、创造性转化而形成的。
根据牟宗三先生的看法，面对同样的“周文疲敝”的局面，只有儒家采取了承继和肯定的态度，其他诸子如道家、墨家和法家等都是否定的态度。[5]“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六经”为主的中华元典，代表了早期中国文明的结晶，而只有儒家将之自觉的传承、诠释、践履。而孔子儒家之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诸子，也与其特质有关。

但是，今天仍然有不少的学者和思想家对孔子、儒学以及传统文化保持着深深的误解和警惕。原因是儒学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是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了的。其实，警惕当然要有，但误解必须消除。李零教授今年出版了《丧家狗——我读<论语>》[7]，一石激起干层浪，对于孔子、儒学的对立的观点再次针锋相对、短兵相接。李零说，孔子不是圣人，孔子只是一个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是一个唐·吉诃德，是一个教书匠。李零极为反感当下的孔子热，对历史上和今天的将孔子道德化、政治化和宗教化的倾向表示极度的反对和批判。但李零在声称自己恢复真实客观的孔子形象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分明看到了李零的影子。
我十分理解李零先生的心态和心思。然而我想孔子之被奉为圣人、儒学之政治化、道德化和宗教化固然与政治和权势的利用分不开，但却未必如此简单。孔子本来就是企图用世的思想家，其思想主要的便是政治思想。其实古今中外，但凡一家思想用于政治和社会的实践，无不有被利用的危险，非独孔子儒学为然。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思想起到了“化道德”、“化政治”、“化宗教”的作用，没有孔子的中国历史将是另一番景象。今天，孔子思想能否实现对政治、道德、宗教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化”，正是国人所关注的。尽管我们承认孔子和儒学决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任何抱有这种想法的人都是荒唐愚蠢的。但却不能反过来，完全否定其价值。我们以为，仅仅依靠孔子和儒学，我们的民族未必会使得我们民族发展更好，但没有孔子儒学，我们的民族发展一定出现问题。这里有一种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问题。

孔子是圣人，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是孔子思想的特点和价值所决定的，并非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一厢情愿。孔子当然否认自己是圣人，但恰恰是因为他的谦虚成就了他的思想和人格。依李零先生的说法，孔子不承认自己是圣人所以孔子不是圣人。那么一个人自奉为圣人那就是圣人了，岂不荒唐!李零先生说孔子的圣人地位是弟子和统治者捧起来的。而这恰恰说明孔子思想的魅力和影响，得到了弟子和后世的广泛认可和赞同。如果说孔子曾经被统治者利用而今天必须被摒弃的话，就像一个人拿刀杀人，法官不去追究杀人者的责任而斤斤计较的却是刀的责任一样的“岂有此理”。
圣人，是孔子和儒家所向往的理想人格的典范。我们揆诸中国历史，除了孔子这样的思想家、这样的人格气象，还有谁能当得起圣人呢?圣人，并不是让人顶礼膜拜的对象，也非供奉起来的雕像，圣人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理想人格，是既仁且智的完美形象，是一种文化上的象征。中国文化是一种“希圣希贤”的文化，而“圣”是一种“人”之“格”，而非宗教之“神格”，因此中国文化与西方最大的差异就是人文主义盛而宗教色彩淡薄。而这正是由孔子思想和原始儒学的思想特质决定的。

3孔子思想特质与人文教化传统
孔子和原始儒学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对此，古今中外学者存在很大分歧。其实，对儒学特质的理解，可以直接从儒家之得名为“儒”入手进行考察。对此，前辈学者如章太炎、胡适之、郭沫若、徐中舒等先生对“儒”的本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周礼·天官·大宰》云：“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可见，儒本为一种教职。《地官·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郑注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郑玄的解释应当是可信的。师儒联称，可见儒与师密切相关。当然，《周礼》所谓“儒”可能是一种“官儒”，不可等同于孔子儒学之“儒”，但无疑孔子学派之所以被称为“儒”，与此有着渊源关系。章太炎、胡适之、徐中舒各家皆以“教师”为解，可谓卓识。但何以以教为职的人称“儒”?徐中舒先生以甲骨文“需”字为本字，训为“濡”，斋戒沐浴之义。实际上，“儒”与“濡”确实相关。按《玉篇·水部》：“濡，濡润也。”《诗·郑风·羔裘》“羔裘如濡”陈奂传疏云：“濡，润泽也。”可见，“濡”有浸泽、润泽之义。以道艺教人，润泽于身，犹如以水润泽于物。然则“儒”之本义为以道艺濡人之人。这也是孔子学派被称之为“儒”的原因。可以说，儒学的特质就在于“教”。[8]而此所谓“教”即教育、教化之义。

实际上，《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对此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汉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说明其承续“先王之道”;“助人君”，说明与政治有密切关联;“留意于仁义之际”，说明其关注道德;“顺阴阳、明教化”，说明其顺天道以明人道。以今天的话归纳起来就是：原始儒学秉承先王之道，关注道德、社会与政治，以六经为依托，进行社会教化，以实现政治有序，社会和谐。已有学者明确指出，原始儒学关注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的实现，即“成人”问题，但“成人”问题实质上关涉的是政道、治道、王道。原始儒学当然可以称之为道德哲学，但这种道德哲学的开展直接与政治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它是政治的道德哲学似乎更恰当。[9]因此，在本质上说，孔子思想归根结蒂是一种以王道为理想、以教化为取径的社会、政治思想。王道即先王之道，是孔子、儒家所推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孔子认为他们所统治的社会就是大同社会，而三代末年的暴君如桀、纣、幽、厉皆背离了圣王之道，他所处的春秋时期更是如此。职是之故，他立志复兴王道。
孔子一生凄凄惶惶，周游列国，梦想着能遇到圣明的国君，采用自己的主张，甚至公山弗扰叛乱，召孔子，他都跃跃欲试。他的理想就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实行的是“王道政治”，而王道政治的突出特色就是“教化”，即圣王通过自身的德行来教民众以化成天下。这是孔子、儒家对历史的认识和诠释。孔子对此十分重视，他认为为政者要通过自身修养，树立一种楷模和榜样，实现“美教化，移风俗”。这在《论语》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比如：《论语》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在《孔子家语》中，孔子的这一思想也有精彩的论述。如“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王言>)“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独适身之行也。”(<致思>)“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周公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致思>)

孔子的这一教化思想可以说影响了文化中国既深且远。六经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经由孔子儒家的世代传承与阐释，极大地规范着后世文化中国的品格。从六经和上古文明中提升出来的孔子智慧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德主刑辅的政治理想、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念、推己及人的伦理规则、和而不同的人道原则、化行天的圣人境界等等。[14]孔子的教化思想，是以人文主义为特色的，因此，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与孔子儒学重视人文教化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但是，孔子思想中除了人文教化的主色之外，还有一层色彩，那就是孔子思想的“宗教性”，而这直接影响了后世儒教的宗教性特征。

但是，儒学的宗教性虽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但是对于儒学创始人孔子思想的宗教性系统研究还不多见。除了海外汉学家安乐哲、郝大维等和唐文明的研究之外，具体论述则不多见。比如上述彭国翔先生的书中，更多的是对宋明理学家思想宗教性的分析，其最早的也仅仅从孟子开始。而学界对于孔子的定位更多的是“不语怪力乱神”的人文主义者形象，不谈生死，避谈鬼神，罕言天命，不言天道。其实，这些认识的出现与对研究孔子的资料的杂乱有关。虽然现存孔子言论资料非常博杂，但大家除了《论语》之外，对其他材料都大多不敢利用，即对其可靠性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然而仅仅通过《论语》是不能更为真切完整理解孔子的。当我们把《易传》、《孔子家语》和《中庸》、帛书易传中的大量“子曰”与孔子剥离之后，孔子自然就仅仅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了。比如对《论语·述而》记载子贡那句“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话，就成了人们否定孔子曾经谈论天道的“铁证”。殊不知，这更多的是一种片面的误解。根据李学勤先生和笔者的研究，这种话恰恰表明了孔子曾经谈论天道[18]，只不过鉴于弟子程度和气质不同，并非像诗书礼乐那样经常讲解而已。而孔子是否学易、研易、讲易、赞易更是聚讼千年的学术公案。
然而通过对大量孔子言论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晚年的孔子对于天道有着精深的理解，其思想中蕴涵着宗教性因素。譬如他对礼的仪式、价值的论述就体现了深厚的“终极关怀”;对易道的研究更是基于对天道的兴趣。这已经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
比如，笔者不久前读到山东大学陈坚教授的《“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一文[19]。陈先生提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诉求，孔子与《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间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笔者以为，陈氏此说突破成说，肯定了孔子与易经的关系，甚至发现了孔子的宗教情怀。但是，他将孔子对易的认识与对诗书礼乐等的认识完全脱离对立起来，则有欠公允。
笔者在前人基础上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孔子曾经学易、研易、讲易、赞易是可以肯定的，“易教”在孔子“六经教化”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孔子的“易教”思想在本质上，仍与其“六经之教”的思想一致，是一种道德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王道教化的具体实现手段之一。同时，在“易教”中，孔子从“性与天道”的形上角度，保留并发展了“宗教性”的层面，这与其他五经之教是不同的。

5圣地曲阜和精神家园物质形态的构建
曲阜，因为养育了圣人孔子而成为中国的圣地。这块文化的圣土，历史文化资源积淀丰厚，轩辕黄帝的诞生地寿丘、五帝之一的少昊的长眠之所“少昊陵”、商代的故都、周代的鲁国，而整个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当然，曲阜之所以能够成为圣地，是与孔子分不开的。这里有祭祀孔子的孔庙、孔子及其子孙们的墓地孔林、孔子嫡系后裔衍圣公居住的孔府、孔子诞生地尼山、纪念孔子讲学的洙泗书院。中国文化的主流从这里涌出，“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中华民族今天重建精神家园，自然离不开对于圣地的建设。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之于基督教、犹太教，麦加之于伊斯兰教所具有的意义。而儒学的发祥地曲阜，作为“圣地”理应得到重建。
近年来孔子故里的曲阜师范大学的学人也曾提出过建设“儒家文化特区”的设想，但人微言轻，影响不大。而北京大学的张祥龙先生曾提出他的在曲阜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25]的设想，则影响颇大。但也因过于理想化而缺乏可行性。
2004年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期间，传出了中央批示在曲阜建立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消息，一时间震动很大。当然，这一工程主要基于祖国统一的文化纽带作用，但是当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议题时，中华文化标志城工程的价值和意义便变得更加突出和显明。2008年3月山东省举行关于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发布会，随后两会期间，孙淑义委员做了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发言，顿时舆论哗然，网络上争议四起。但是，平心静气地思考，我们认为曲阜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立，可以发挥作为中华民族共有建设家园物质形态的作用。

笔者以为，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必须利用曲阜及其周边地区的现有历史文化资源，以三孔和三孟古迹为主线，结合寿丘、少昊陵等上古文明遗迹和洙泗书院、尼山孔庙和书院等后世文物，一方面加强力度予以修缮和保护，另一方面在文化内涵上进一步予以开发利用。而这一工程重要的地方，决非体现在具体的建筑等物质层面，虽然这同样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发掘并赋予其浓厚的文化内涵。使这块圣地，在体现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上更加突出、更加完整，而作为圣地必有的庄严感、神圣感更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死的文物如何发挥活的价值，使人们身临此地，能体味中华文化、能享有精神魅力、能感悟神圣超越之思，能有安身立命之感，是这一工程必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仅仅出于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近视思维。
中国需要一块精神的净土和文化的圣地，然而要建设这一圣地，必须考虑当地人的生存问题。没有经济支柱，这一设想必然泡汤。因此国家的政策倾斜变得十分重要。
另外，孔子大学的建立需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今天，我们为了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在海外建立了近200家孔子学院。而我们国内则没有以传统文化为特色的大学。而有着五十多年办学历史、作为圣地学府的曲阜师范大学可以成为孔子大学的基础，发挥其高等教育和弘扬儒学的特殊功能。因为曲阜师范大学作为我国“仅存”的“农村大学”，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虽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地处县城、各种条件限制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而该校的特色正在孔子儒学研究，从1957年首任曲阜师院校长高赞非先生(新儒家三圣熊十力、梁漱溟的弟子)成立孔子研究会，到1979年成立孔子研究室成为全国最早建立的专门从事孔子儒学的研究机构、再到2000年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在此挂牌、2005年取得专门史(儒学文献与儒学史)博士学位授予权，曲阜师范大学的孔子儒学研究在全国占据了重要一席。但是，与整个学校的发展一样，孔子儒学的研究也受到种种限制。而更名为孔子大学、将孔子儒学研究的特色更加突显，必将更加利于圣地的建设和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工程的开展。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有利有弊，对于儒家道家等思想文化，应选择其中优秀的符合现代大环境和思想的加以继承。我们还是不能忘了我们的根（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