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研究生返乡笔记》
如今，网络上再次掀起了关于春节返乡的讨论，许多人叙述了春节回家之后的一些所见所闻和亲身感触。
作为一名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我也有话要说。农村大学生，这是一个标签，我并不喜欢这个标签，因为我不想就此符号化的谈论和对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群体。而且，我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我本能的知道，任何标签都是一种刻板印象，是一种野蛮、粗陋的认知。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用这个标签能更好的描述我自己。在这标签背后，确实是一群人，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精神的挣扎与纠结。为什么这么总结?可以从我自身的经历说起。我应该是典型的农村大学生形象，而且是典型的农村女研究生形象。以我为例，或许可以窥见一斑。
今天，是我回南京的日子。我的父亲，用摩托车载着我，一路颠簸到镇上去搭车。我需要由人家送到镇上，后换乘2次汽车，才能达到最近的火车站。再过几天，是大多数人上班的时候，在微信朋友圈里，已经铺满了面临上班的各种“备战”状态。
在南京这个地方，大家喜欢用“开工”来说新年工作的开始，而在我的老家，“开工”一词常常用在建新房的第一天。老家的道路有些地段铺上了水泥，有些地段还是泥土路，比几年前要稍好一些，但是还是坑坑洼洼。车一过，尘土飞扬。
父亲一边警觉的看着路开车，一边跟我说国有企业多么多么好，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甚至跟我举了一个退休的老军人，现在如何享受国家待遇的例子。我听得很不耐烦，很想打断他，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而在这之前，我已经因为工作的问题，多次跟他大发脾气，我俩常常因此闹得很不愉快。
我的父亲，一个本分老实的农民，从未离开过他的一亩三分田，他对于外界的认识和看法大多来自于电视，来自于他有限的外出经历。他至今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引以为自豪的女儿，在研究生毕业之后，选择了去南京打工，选择了进民营企业。
第一次，他问我去哪儿上班，我说去南京，他很惊讶的反问我：“是去进厂吗?”。在我父亲的观念里，学而优自然则仕，起码也是个事业单位，才是最好的选择，等老了退休，还有工资可以拿，而去私企上班就是进工厂，就是“打工仔”，就是和初中毕业生干流水线的活是一样的。
父亲的观念，让我很无奈。有时候，我会嘲笑他，认为他腐朽、落后。
可我又不得不承认，他的观念确实代表了一群人，代表了生活在农村的那一群人。现在，时常还有村人问我，“在哪个单位上班?”、“分配到哪里去了?”等问题。
在农村人的观念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依然很重，学历高就等于工资高，学历高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我90年出生，21岁大学毕业，24岁研究生毕业，现在在一家不大不小的民营企业上班。我弟弟91年出生，比我低第一届，他读完了大专也在南方工作。
我家那儿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全村人最主要的收入就是务农，橘子、柚子、香芋是我们村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我的母亲，小学没毕业，大字不识一个，从我10岁开始便在南京打工，做家政工作，至今15年。
那时，我们家是村里有名的家庭，因为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记得，我07年考上大学的时候，村里人曾为我大办了一场酒席，祝贺我学业有成，期待我学成报国。我和我弟弟，如许多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一样，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着教育收费的最高峰。
为了我俩的学业，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都在倾其所有，父母双亲拼尽所能，我和我弟弟被赋予了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
从一开始，我们就背负了这个使命，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我们的生活、工作、爱情，都会被这个使命深深的影响着。它不是法律，不是条约，但是是观念，是习惯，是义务，我们自然而然的受到了它的影响。
我和大多数的农村孩子一样，读书必须很用功，很勤奋，我才能弥补因为自己一出生就注定落后的教育条件和缺失的生活体验。我甚至，因为这个使命，放弃了一段美好的爱情，因为我认为我和对方结合后的经济能力无法照顾到我的家庭。
我的希望，和父辈的希望一样，我希望毕业后，可以收回教育成本，反哺整个家族，甚至我的婚姻也被要求要有改变家族命运的力量。很显然，现实并不是这样。当我们毕业时，我们发现，知识的力量需要积累(我还不敢说知识是无力的)，人生的规划需要逐步展开，我们一切的改变需要时间，一切改变的结果都还未知，但我们显然已经面临了更大的难题。
任何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应该都会面临着既要反哺家庭，与此同时，又要承受着城市恋爱、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尤其是男性，就好比我的弟弟，很显然，他目前无法承受南京任何地区的房价。或许，在很多时候，农村大学生所面临的压力，比城市的大学生更大。
可是，社会等不了，还在村里的父母亲人也等不了。他们已经开始关注我们的薪水，关注我们的婚姻，关注我们读书的回报。
甚至，他们开始怀疑，读书的意义何在?作为一名女研究生，很显然，我染上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相比于谈论金钱，我更愿意谈理想，我
如今，网络上再次掀起了关于春节返乡的讨论，许多人叙述了春节回家之后的一些所见所闻和亲身感触。
作为一名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我也有话要说。农村大学生，这是一个标签，我并不喜欢这个标签，因为我不想就此符号化的谈论和对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群体。而且，我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我本能的知道，任何标签都是一种刻板印象，是一种野蛮、粗陋的认知。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用这个标签能更好的描述我自己。在这标签背后，确实是一群人，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精神的挣扎与纠结。为什么这么总结?可以从我自身的经历说起。我应该是典型的农村大学生形象，而且是典型的农村女研究生形象。以我为例，或许可以窥见一斑。
今天，是我回南京的日子。我的父亲，用摩托车载着我，一路颠簸到镇上去搭车。我需要由人家送到镇上，后换乘2次汽车，才能达到最近的火车站。再过几天，是大多数人上班的时候，在微信朋友圈里，已经铺满了面临上班的各种“备战”状态。
在南京这个地方，大家喜欢用“开工”来说新年工作的开始，而在我的老家，“开工”一词常常用在建新房的第一天。老家的道路有些地段铺上了水泥，有些地段还是泥土路，比几年前要稍好一些，但是还是坑坑洼洼。车一过，尘土飞扬。
父亲一边警觉的看着路开车，一边跟我说国有企业多么多么好，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甚至跟我举了一个退休的老军人，现在如何享受国家待遇的例子。我听得很不耐烦，很想打断他，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而在这之前，我已经因为工作的问题，多次跟他大发脾气，我俩常常因此闹得很不愉快。
我的父亲，一个本分老实的农民，从未离开过他的一亩三分田，他对于外界的认识和看法大多来自于电视，来自于他有限的外出经历。他至今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引以为自豪的女儿，在研究生毕业之后，选择了去南京打工，选择了进民营企业。
第一次，他问我去哪儿上班，我说去南京，他很惊讶的反问我：“是去进厂吗?”。在我父亲的观念里，学而优自然则仕，起码也是个事业单位，才是最好的选择，等老了退休，还有工资可以拿，而去私企上班就是进工厂，就是“打工仔”，就是和初中毕业生干流水线的活是一样的。
父亲的观念，让我很无奈。有时候，我会嘲笑他，认为他腐朽、落后。
可我又不得不承认，他的观念确实代表了一群人，代表了生活在农村的那一群人。现在，时常还有村人问我，“在哪个单位上班?”、“分配到哪里去了?”等问题。
在农村人的观念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依然很重，学历高就等于工资高，学历高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我90年出生，21岁大学毕业，24岁研究生毕业，现在在一家不大不小的民营企业上班。我弟弟91年出生，比我低第一届，他读完了大专也在南方工作。
我家那儿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全村人最主要的收入就是务农，橘子、柚子、香芋是我们村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我的母亲，小学没毕业，大字不识一个，从我10岁开始便在南京打工，做家政工作，至今15年。
那时，我们家是村里有名的家庭，因为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记得，我07年考上大学的时候，村里人曾为我大办了一场酒席，祝贺我学业有成，期待我学成报国。我和我弟弟，如许多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一样，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着教育收费的最高峰。
为了我俩的学业，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都在倾其所有，父母双亲拼尽所能，我和我弟弟被赋予了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
从一开始，我们就背负了这个使命，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我们的生活、工作、爱情，都会被这个使命深深的影响着。它不是法律，不是条约，但是是观念，是习惯，是义务，我们自然而然的受到了它的影响。
我和大多数的农村孩子一样，读书必须很用功，很勤奋，我才能弥补因为自己一出生就注定落后的教育条件和缺失的生活体验。我甚至，因为这个使命，放弃了一段美好的爱情，因为我认为我和对方结合后的经济能力无法照顾到我的家庭。
我的希望，和父辈的希望一样，我希望毕业后，可以收回教育成本，反哺整个家族，甚至我的婚姻也被要求要有改变家族命运的力量。很显然，现实并不是这样。当我们毕业时，我们发现，知识的力量需要积累(我还不敢说知识是无力的)，人生的规划需要逐步展开，我们一切的改变需要时间，一切改变的结果都还未知，但我们显然已经面临了更大的难题。
任何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应该都会面临着既要反哺家庭，与此同时，又要承受着城市恋爱、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尤其是男性，就好比我的弟弟，很显然，他目前无法承受南京任何地区的房价。或许，在很多时候，农村大学生所面临的压力，比城市的大学生更大。
可是，社会等不了，还在村里的父母亲人也等不了。他们已经开始关注我们的薪水，关注我们的婚姻，关注我们读书的回报。
甚至，他们开始怀疑，读书的意义何在?作为一名女研究生，很显然，我染上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相比于谈论金钱，我更愿意谈理想，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