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黄霑博士学位论文（全）——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任何品种的音乐，无论多么受欢迎，过了一段日子，受欢迎程度便自然而然的转弱。这里面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人类行为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变迁，需求不同的理由，还有音乐心理学上的问题。这一连串的课题，至今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个中原故，尚待各学术领域学者分工努力研究。
　　
　　但人类不时要求“新声”的现象，是可以肯定的。这也许是随着人类不停进化和社会组织持续变易的必然现象，总之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的确到了“人心思变”的时期。

　　1.科技褓姆
　　
　　即使天时地利人和得尽，事物的变易在现代社会，往往还要依赖一下科技的帮忙。好像文艺复兴前的欧洲，如果不是有了印刷术令书本得以广为流传，恐怕教育依然还是在僧侣与贵族手中，绝难普及。
　　
　　所以上海虽然在廿世纪上旬在时、地、人的条件上都有别地难及的优势，科技的新发明，也帮了上海极大的忙。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新科技，上海再多时地人的优越，也未必可以在当时，成功地创出中国的城市新乐音。

　令时代曲一下子就生了根的科技，是无线电收音机和留声唱机。前者令时代曲乐声，在同一时间，可以接触到千千万万的听众。后者把歌唱家和乐师的演唱和伴奏，留录了在胶唱片上，方便以后不断地重复播放。这是极其重要的发明。有了这两种新的传播媒介，国语时代曲才可以在极短的时期之内，风靡整个中国大陆。当时的国民，尤其京沪一带地区的居民，日常生活，都离不了时代曲的乐音。有不少人甚至边工作边哼唱不停，好像不是曲不离口，就过不了一天似的(39)。国语时代曲这样流行，甚大程度，是拜无线电广播台不停推广之赐。

在电台未面世之前，听音乐的经验，是面对面的。演奏者在弹、歌唱家在唱，而听众就面对着聆听。听者一旦离开了现场，就马上聆听中断。而且限于场地，没有扩音设备的现场，一次唱奏的听众有限，和电台的每次可以接触无数听众的广播，真不可同日而语。使国语时代曲有当天面貌的另一科技功臣，是唱片和留声机。一九二零年代是美国“叮嘭巷”(Tin Pan Alley) 歌曲流行的时代(40)，也是大型爵士乐队兴盛的年头。汤美多斯（Tommy Dorsey），哈利詹姆斯(Harry James)宾尼古得曼（Benny Goodman）雅狄萧（Artie Shaw）各爵士乐队的管乐合奏唱片，早在上海上层人士流传，而且大受激赏(41)。外资唱片公司如百代等，早已看中了中国广大市场，自然急不及待的把这些在美国称红一时的乐队演奏，介绍给旗下的作曲家，希望他们加以仿效，创作出有洋味的中国现代乐音，制造新的忠实乐迷。
　　

2.创意丰盛
　　
　　像所有流行音乐一样，时代曲的主要内容是爱情。爱情主题，一向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之一。当然，一味“我爱你，你爱我”，简单直接，全不婉约的重复，不足为法。但时代曲即使在始创时期，描写爱情也非常多面。随手翻开一本歌集，就可以看见大略的面貌。而且这些旋律，非常悦耳，难怪曲曲风行，大受小市民欣赏。

歌例：《骑马到松江》(见附录，A-1)
　　这首由就读“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后来进了“百代唱片公司”，笔名金流的刘如曾作曲，三敏作词，男影星白云演唱的《骑马到松江》，是首不折不扣的情歌，但写情的方法，别出蹊径。那种温柔婉约的暗示与挑逗，在廿一世纪重读重唱，更觉另有一番滋味。“可以会情郎”句（23-24小节）“可”字先一字两拍，叹咏一番，“会”和“情”字也是一字拖长两音，跟着“郎”字只唱半拍，忽然停顿，欲迎还拒，欲语还休，妙不可言。

　歌例：《桃李争春》 (见附录，A-2)
　　陈歌辛人称“歌仙”，李隽青则实在是时代曲一代宗匠。这首是同名电影(43)的主题曲，虽说是在电影的特定情节要求之下的创作，创意却也十分突出。
　　“我是真爱你，随便你爱我不爱！
　　只要你爱我，不管你爱我不爱。
　　但得眼前乐，随便他真爱假爱！”
　　在四十年代，如此坦率，令人眼界大开。
　　节奏用慢中板，曲调配合磁性女低音白光出之若不经意的娇慵妩媚，像有阵酒香从旋律中飘浮而出。第五小节“人儿”两字的七度跳跃，更是神来之笔。难怪此曲一出，马上流行，兼且历久不衰。结句“只要有金钱，那管他真爱假爱”的生活态度，至今仍然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忠实写照。

歌例：《小小洞房》 (见附录，A-3)
　　这是陈歌辛用笔名陈昌寿发表的另一首作品。原是电影《莫负青春》(44)的插曲。由以“风雪夜归人”一剧成名的剧坛才子吴祖光写词。词风典雅，正显出当年时代曲的创意技巧包罗万有。据说吴祖光写这首歌词的时候，“情丝长绕有情郎”的“绕”字，推敲再三，曾考虑“攀”、“系”等字，最后决定用 “绕”，和上句“春来杨柳千条线”，呼应得最为紧密，令谱写旋律的陈歌辛，赞叹不绝，誉为“一字千金”(45)。这首歌以“少许胜人多许”，旋律只有八句，是国语时代曲最具特色的“小调”风格典范作品。第2句的半音，极富地方音乐的泥土气息。结句旧中有新，余韵无穷。

情歌之外，其它的题材不少。像《渔光曲》写渔家姑娘辛酸 (46)，《王老五》写单身汉孤苦生涯 (47)，《新凤阳歌》就压根儿采自民歌(48)。其它如劝人戒烟戒毒的《卖糖歌》、《戒烟歌》，写城市生活的《麻雀经》、《红灯绿海夜》、《满场飞》、《如此上海》、《疯狂世界》等，例子更多得难以尽列。
　　
　　有时，时代曲作者也会借题发挥，借歌词来发牢骚，回应时人对时代曲的苛评。像姚莉的《带看眼泪唱》就有：“你说我荒唐，你不许我唱，只因为我唱了几声郎。东家的女郎多么放浪，西家的女郎更是淫荡，只因为我多唱了几声郎，你就不许我唱！……我只有带看眼泪唱。”(49)

4.菲籍乐人贡献
　　
　　李厚襄和姚敏以香港为创作新基地，带来了作曲与编乐分工的流行曲作业方法。这个方法，影响香港流行音乐制作多年。香港流行音乐水平的提升，与此很有关系。
　　
　　流行曲旋律作成，就要编和声，配器，聘乐师组成乐队，为演唱的歌手伴奏。编乐配器手法如何，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乐队演奏的依据。总谱（score）等如建筑图则。而从另一角度看，伴奏编乐与和声安排及配器手法，有如替新旋律化装穿衣(102)。天生丽质的美女，加上适当化装打扮和漂亮服饰，会似仙女飘下凡尘令人目为之眩，神为之摄。平平无奇的俗世庸姿，在高明的化装师悉心打扮之后，也往往变成明艳照人，漂亮可喜。

　姚、李两位写作旋律，很有才华及功力，可是编乐配器功夫，颇有不足。他们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常聘高手，专责其事，务令自己创作的旋律，经过精心装扮之后，才出场面世。姚敏南来香港，常用菲人歌诗宝（Vic Cristobal），而李厚襄则喜用雷德活（Ray del Val）。这些自菲律宾应聘来港任乐队领班的编乐师，多数为琴手，晚间在夜总会或大酒店演奏，日间就参加录音工作，负责编乐和演奏。

上海人头脑灵活，既然这美国方法可行，就绝不客气，一于照办。上海国语时代曲当年能一鸣惊人，用专家编乐的制作方法，的确有不少功劳。李、姚两位，此番南下，自然把这实用的好方法带来香港。而菲律宾编乐人的音乐甫出市面，效果立竿见影，马上吸引了一批听惯粤曲齐奏音乐的听众。
　　
　　此消彼长，国语电影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推出一系列歌唱片。由姚敏作曲、陈蝶衣写词，姚莉主唱，钟情主演的“新华影业”新贡献《桃花江》开始，香港的时代曲依附着国语电影，终于站稳了脚(109)。这些电影插曲的编乐，多出菲籍编乐大师歌诗宝（V. Cristobal）之手，与传统粤乐相比，谁新谁旧，不问而知。

5.美国歌曲，支流渐大
　　
　　另外一个在香港社会开始増加影响力的音乐支流，是美国流行曲。香港向来称这些用英文唱出的舶来歌做“欧西流行曲”(111)，其实这些歌，真正来自欧洲的极少，几乎百份之百来自美国；论音乐质素，美国歌曲无人可与伦比。创作、演奏、歌唱、录音，都不是香港或上海所能望其肩背。而且分别明显，即使不懂音乐人士初次接触，就能辨别。除了因为语言的问题，稍会造成隔阂外，所向无敌，粤曲不能与之竞争，时代曲也不是对手，不论人才和制作资金，都有绝对优势。

而且，这些美国歌曲所依附的电影，其视听之娱，也不是国产或港产片可以企及(112)。在电影院的七彩银幕听桃丽丝黛（Doris Day）引吭高歌《秘密的恋爱》（“Secret Love”），或冰哥罗士比（Bing Crosby）低哼细诉《白色圣诞》（“White Christmas”）情景，在优美抒情的管弦乐和轻松爽朗的节奏拥抱里，谁不被这些歌曲感动？
　　

进入英文书院肆业的移民子弟，到了五十年代中旬，已经有了数年的语文训练，开始粗通英语，在殖民地教育制度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下，渐渐形成对英文文化的响往。莎士比亚或者高不可攀，但悦耳动听的英文歌，却平易可亲，成为英文书院男女学生一时风尚。传阅手抄最新美国流行歌词，是当年同学间常见活动。另外令中学生成为美国歌曲热心支持者的原因，是那时代青年社交，兴起了“派对”（Party）热潮。青年男女在舞会“派对”里，互相结识，翩翩起舞，音乐正是美国最流行的“热门歌曲”（Hit Songs）。有此一因，青春期的学生，自然对这类音乐，特别钟情(119)。“香港电台”与“丽的呼声”的“蓝色电台”，亦开始在点唱节目中，不时加入美国流行歌，于是本来只是主流旁的小支流，声势日渐强大(120)。
　　
　　这现象，加深了粤曲的四面楚歌。此长彼消的大趋向，进一步恶化，美国流行歌曲亦自此埋下种子，到七十年代，影响了重新冒头的现代粤语流行曲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