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黄霑博士学位论文（全）——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

“在成千上万的喝采和呼叫下，”马氏在文章里，形容香港歌星的演唱会，“听演唱会其实是看景观，这个景观更有如星际旅行上遇到的景观。观众坐在一个偌大但和外间隔绝的场馆之内，光线暗淡得几乎是漆黑，突然五彩缤纷的光线从四面八方射过来，场馆中央圆形的舞台也就繁忙起来。打从歌星出场的一刹那，观众和演唱会的工作人员、舞蹈员等均以歌星为中心，情形就好像地球和其它行星环绕太阳而转一样。”(8)

但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现象，都对流行曲界带来了莫大的经济利益。歌星们收入激增，身价跃起。几位最当红的，纷纷以音乐会场数多寡来比较，竞争自然十分剧烈。因而引发了张国荣和谭咏麟歌迷势成水火，互不相让的斗争。他们在两位偶像同场出现的大型慈善音乐会或颁奖礼上互喝倒采，态度很不友善。两位偶像亲身劝喻多番都情况依然，要令谭咏麟到1987年宣布不再领奖，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善。这歌迷对垒的现象，很值得社会学者研究，因为似乎是香港流行音乐独有。歌星收入多了，创作人员的收入也因之而水涨船高。唱片制作的进步，提升了销路，1988年的本地唱片销量，金唱片25张，白金唱片67张，尽破纪录。

唱片行业大盛，就吸引了更多创作人入行。作曲的不少，而填词的更多，黄志华在1985年到1987年两三年之间，纪录了近八十位新进词人(10)。包括作家如白韵琴，胡雪姬、李默、作曲家如伦永亮、潘光沛，歌星如黄凯芹、谭咏麟、郑敬基，DJ如陈海琪、何嘉丽，唱片监制如郭小霖、区丁玉等。而本来已是“业余填词人协会”会员的，也纷纷收取专业酬劳。新人新血新风格，令香港流行曲界，有了极大的发展，林振强、林夕、林敏骢、潘源良、潘伟源、黄伟文、周礼茂、陈少琪、因葵、刘卓辉、唐书琛、小美、简宁、周耀辉等各有力作，无论内容，技巧，都有新的面貌，而且更紧贴现代城市生活。

　不过，卡拉 OK 的出现，令音乐工业出现了个不太好的现象。作曲人因为迁就卡拉 OK 顾客，所以在音域上收窄了创作范围。从前流行曲的音域已在十一二度（即十一、二个全音幅度）里徘徊，现在因为要令完全没有受过任何声乐发声训练来扩阔音域的普罗大众唱得舒服，就把歌曲旋律用音，限制在十度之内。而且乐句写得特别易唱。迁就顾客，在商业社会运作，视为天经地义，但迁就到这种程度，就未免有些矫枉过正。

但是，从这现象倒也看得出原来商业原则，其实买卖双方互动（interactive）与互为影响。文化受众并不如“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诸位所说是全部不知不觉无条件接受文化产品。大众有的是选择。文化产品不合意，大众自然会另有挑选。因此亚当诺及他的追随者实在无须悲观。普罗大众绝非来者不拒，不假思索的驯顺羔羊。他们拥有消费能力这极强有力的武器，令文化产品生产商，无法不投其所好，依随他们的好恶行事。消费者不是奴隶，而是主人。社会学悲观论者，其实过虑了。

2.大量生产与青黄不接
　　
　　香港的音乐市场，一向病在市场狭小。在海峡两岸都纷纷流行香港歌曲的年代，市场变成无远弗届，唱片行业营利及前景都一片光明之际，创作人却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这是《滔滔两岸潮》时代的另一大矛盾。本来，在商业社会资本主义运作，有利就会有人才出现。可是，文化工业和一般工业运作，有其不相同处；不是找到个成功模式，就可以不停照办煮碗制作出来。“情歌”成为主流，变成“大路”产品，但每首情歌还是要个别创作的。

本来，在1977年，“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成立之时，流行音乐作曲家，连未成为会员的包括在内，大概不足十人。写词家略多，亦大概不外二十位左右。到1997年，作曲家成为CASH会员的，有700人，词家377人，兼作曲作词于一身的625人(11)。量不能说不多，但在质的方面，就实在难于保持水准。因此，时常出现“行货”。当然，也有精品。但相比之下，“行货”多而精品少。产品两极化，好与坏的差别之大，大得令人摇头。

这种现象，其实和香港的其它工业绝无不同。香港工业，在很多时候，有两极化的现象出现。最高最低水平的距离有若天渊。也许，多元化发展的结果，必然良莠不齐。百花齐放的大花园，名花异卉旁边，例有芜杂草莽。香港社会，既崇尚自由开放，也许对各种水平的作品，都不妨用包容态度看待。与其苛评，不如由历史与时间自然而然淘汰，总比再堕入精英与精品主义对水平较次的产品赶尽杀绝，更胜一筹。不过创作人青黄不接的现象，令唱片业种下危机。香港流行歌曲的衰败远因，是这个时候种下。到一切有条件的环境因素消失之后，香港流行曲本身的不健全就完全呈现。

　3.分众社会与大众共识
　　
　　8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人开始进入“分众”社会。大部份社会学者都有类似的观察。吴俊雄和张志伟在《阅读香港普及文化》一书论“潮流与文化身份”部份的《引言》说：“香港人在80年代中期，强调‘感性消费’，人人追求别树一帜的个人风格，开始尝试摆脱划一化消费，来显示个人品味(12)。”而与此同时，社会似乎又有种共同意识。大家对现象满意，为身为香港人而深感自豪。人人强调自由选择，努力消费，而极快地对事物生厌，令潮流的流转异常频密。但在潮流兴起的时候，却唯恐落在人后，一窝蜂地狂热追捧。好像80 年代香港人流行出外旅游，往往在长假期有近百万人同时离港。

乐队组合，除了个别例外，多数合久必分。中外俱如此，因此今天仍在乐坛活跃的，只有Beyond等一两队。其它即使实力不差的如Chyna或蓝战士（Blue Jeans）等都早已解散。本来水平有限的，更经不起市场冲击。有个别研究流行音乐人士，对“另类”音乐独具好感，其实，以本文作者的意见，这些“另类” 乐队中，不少乐手的能力未够职业水平。业余活动，志同道合，视作联谊无妨。但一旦要和专业水平的职业歌手相比，便未必可以争胜。市场经济，在很多层面上极公平。质高者胜，质素差的，如何“分众”，“另类”，都难持久。本文限于篇幅，只能对好景未长的乐队潮有简单的概括论述(13)。

　香港歌星除了BEI上之外，也常常飞赴TAI北演唱。

这时的香港电影，又有新局面出现。徐克、吴宇森、程小东的《刀马旦》，《英雄本色》和《倩女幽魂》不但香港叫好，在TW都卖座，片中的国语版插曲开始在TW流行�

这时，港台两地音乐人交往开始频密，经香港回祖国的不少。

罗大佑、李宗盛、齐秦、蔡琴等人的歌，如《之乎者也》，《大约在冬季》，《恰似你的温柔》等国语创作，在港开始也很受欢迎。这是先前《橄榄树》，《酒干淌卖无》，《龙的传人》等国语歌曲余威带起来的。台湾的新一代作曲人在民歌和校园歌兴起后，作多方面尝试，到了八十年代中叶开始成熟。碰上香港乐坛唱片生产量激增，歌曲需求量大，求过于供，于是大量改编歌（cover version）又应运而生。

像1986年第 8 届“十大中文歌曲”，十首金曲之中，有七首是外语歌改编(20)。台湾国语歌可说是来得合时。国内歌曲如崔健的《一无所有》，王虹的《血RAN的风采》此时亦传入。

毛阿敏、韦唯、那英等国内歌手都纷纷来港演出。不过，因为风格仍然保守，一时未为港人接受。

本来，香港地处海峡两岸中间点，正好在两地交往，做交流的中介，如果能够成事，会是大中华音乐界的完美组合。可惜，只有地利，另外却有其它因素，令这完美结合，没有发生�

C）八八、九五——两个运动
　　
　　1.中文歌运动
　　
　　1988年，对香港流行曲界的影响，那年，新上任的总经理俞琤公开宣布，商业二台在农历年一到，以后就只播中文歌曲；而且逢星期一推出“百份百原创日”。这是香港大众传播媒介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新献；当时引起了颇大回响，持正反意见的都有。

综合各家言论，本文作者赞同文化研究人黄志淙所说：“每日从传媒听到的歌，绝大部份是中文歌”，并不等于“流行歌曲本地化”(26)。

“量”也不等于“质”。但作为商台新总经理上任，这一招是漂亮的，着实大收宣传之效。而据该台节目总监在“香港作曲家及填词家协会”《会讯》1988年发表的《新一代的声浪》所展示的数据，在全播中文歌的初期，收听率跳升百份三十(27)。虽然，在朱耀伟的《音乐敢言•香港“中文歌运动”研究》引述后来在商台任职的词家周礼茂，有“数字不代表一定客观”的说法；但大事宣传之后，一段时期吸引多百份三十电台听众，并不是太困难的事。
　　

　商业二台的听众，即使跳升之后，仍然有限。不过，这运动和时机的配合，非常巧妙。八十年代末，香港经济上升轨迹依然，唱片行业本来就非常兴盛。红歌星如罗文等人，一年例有几张个人大碟面世，都很畅销。所以不容易分析音乐行业兴旺，是不是“中文歌运动”的影响。不过，有一个正面的事实，却的确应该归功“中文歌运动”。

这运动因为将播放的空间扩大了，本来极少机会出现电台节目的“非主流音乐”，忽然多了播放率，于是生存空间开阔，呈现了生机。DU立唱片公司东主兼创作人韦然就认为“对我们一群DU立人士是个完完全全的生机”。香港人崇尚选择，认为这是自由的体现。另类音乐令乐迷多些选择，应该不失为好事。所以，在这方面，“中文歌运动”有其贡献。

不过，此长彼消，大气上少了英文歌，也有影响，令听众耳朵，跳不出港台歌曲范围，长远来说，是自绝于高水平音乐，日久有功，会损港人耳福，破坏力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