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康百万也好，刘督军也好，统统不能和杜甫相比。不过这样说似乎也只能是狭隘的文人立场。对今人来说，“康百万庄园”的文化不只表现在它的建筑、园林、雕刻和楹联，更在于康家所体现的明清中国商人伦理。我们也许无法证实康家世代经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商人通病，但就其庄园所表现的文化来说，康家至少在理论上是秉持诚信、勤俭、中庸、留余这些儒家伦理和中国人的处世原则的。比如“克慎厥猷”、“知所止”、“书忍字”、“旷世怀”、“敬直义方”等院名，“博学仁风”、“爱人以德”、“情深施济”、“德橘行芳”等匾额，“拜师求艺”、“尊老爱幼”、“立志成才”等雕刻图案，“船行六河须防不世风浪，耜耕三省当思创业维艰”、“志欲光前惟是读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持家”、“俭能养家兼能养德，文可会友亦可辅仁”等楹联，所有这些虽是儒学的老生常谈，但如此认真的把这些教训写在家中、刻在房上，不但表明康家并非今日之“土豪”，也表明康家的成功良有以也。“士人如何运用他们从儒家教育中所得来的知识以治理国家，商人便运用同样的知识来经营他们的商业。”宋代以降，中国富商巨贾多如过江之鲫，但大多“富不过三代”，康家能延续12代、400多年，非有过人的智慧、严格的规范不能臻此。最值得注意的是，康家的繁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这就是说，这个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现代转折。中外学者都曾讨论过“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德国思想家韦伯、海上学者余英时都曾以专著讨论过这个问题，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更具体研究了明清时代两淮盐商的生产、销售、组织、利润和财富等情况，其结论是全部两淮盐商年均总利润约5,000,000两白银，18世纪后半叶总利不少于250,000,000两，远远超过广州十三行的总利润。两淮盐商之家必有资产超过千万上者，资产数百者亦有数十家。那么，何以这个资财雄厚的商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何先生认为，首先是两淮盐商与其他社会的“新富”往往犯有“炫耀式消费”的心理情结，其次是盐商子弟中中试成为进士、举人、生、贡的人数越来越多，家族成员中经商的比率越来越小，巨富之家财很少能保持到四、五代之上。再次，“传统中国社会里最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基本因素——两千年来无论贵族或平民，财产继承诸子均分的法律、制度和习惯。”相比于两淮盐商，康家更具生命力。其奥秘何在，值得今人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康百万庄园”作为文化遗产，是名副其实的。

中国社会仍在演变之中。当代中国不但不是五代、宋末、明季，也不是民国。康百万庄园、刘镇华庄园固然是需要珍视的文物，杜甫的诗也同样被更多的人所赏爱。在此多元文化景观的中，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也不会认为富商和军阀的庄园在文化价值上超过杜诗，我也期待，“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剧不会重演。但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我们的文化如何才不为权力和金钱所役使。某些不受限制的权力，免不了它的张狂；金钱，即使是参与文化建设的金钱，也免不了它的放肆和计较。当权力和金钱任性、自恋时，我们需要信念、道德、审美来抵抗和平衡。不是圈一块地建几幢楼就是文化园区，不是花巨资找名星就能拍电影电视，不是茶余饭后涂几笔就能成为书法家，不是在KTV包房唱几晚就能成为音乐家，不是把自己的字印成书就是作家，不是跟着领导做几个项目、有钱出几本书就可以成为学者。文化是价值而不是工具，创意是生活而不是商品；文化表达自我而又塑造自我，文化是自由也是对自由的约束，总之，文化不是任性，它自有其规范、价值和标准。当代文化中太多的任性之举，不是表明我们的文化是多么的自由和活跃，而是说明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还停留在为权力和金钱所役使的阶段。改变这一现象、走出这一阶段，不是文化自身的事情，也不能在文化领域本身解决。我们反感不受监督的权力和金钱，却始终无法摆脱它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日益文明化的中国公民，不会容忍权力和金钱的任性而为。如果说，经济发展应以人为本等作为一种理念已经得到确认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能否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和金钱能否为文化所用，而不是相反。
（根据作者2015年5月21日在“巩义市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为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单世联新著《文化不是任性》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