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们弹了好多曲子：《IImagine》《神龙帕夫》《Asteargoesby》《山丘上的傻瓜》《永远的草莓地》……她从来都不喜欢这些，弹的时候面带愁色。我假装没看见，一个劲儿地跟着后面唱，词儿忘了就编着唱，破音走调也全然不顾。说痛快倒也够痛快——相当痛快——可总有哪儿不对劲。
　　那天她说的两句话一直在我的脑内旋转不休，诅咒似的。
　　“你肯定是因为这种歌听多了才变成这副模样。”
　　她指的想必是我的颓废。倘若果真如其所言，那肯定是她或者我曲解了摇滚乐。摇滚乐不是洪水猛兽，它与叛逆与吸毒与颓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只不过是想找座山躺一会儿罢了。
　　她还说：“你很残忍。”
　　我不知道她想表达什么，也不知道她所指的是什么，但她一定命中了黑暗中的什么东西，触到了我心中某个柔软敏感的部位，令我心悸不已。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伤害什么人。如果在无意间伤害了谁，那对我而言同样会带来莫大的痛苦，就像是亲手造成巴别塔的倾倒一样。

　　04
　　在半是废墟半是闹市的巴黎，鲁莽的空气比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浓烈，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其中最鲁莽的莫过于在此种空气中生活的巴黎人了——他们仿佛什么都不曾经历过似的。那些杀戮、爆炸、痛苦、悲伤和恐慌在他们眼里说不定只是幻梦一场，更有甚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C'estlavie。”他们说，好像一切都不曾——以后也不可能——被改变。
　　在日复一日呼吸着巴黎街头鲁莽空气的时间里，我的体内也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好像是灵魂被魔术般地变成了橡胶质的玩意儿。那副寄宿着橡胶灵魂的身体可以衣冠不整蓬头乱发，走到哪里都可以随意躺下，可以在工作日里让自己像一块面包一样在阳光下烘焙，变得蓬松、柔软。
　　“C'estlavie。”我说。用苍蝇盯着苍蝇拍的眼神盯着还差一刻钟指向下班时间的时针，时间到了就去过放荡不羁声色犬马的夜生活。夜晚总是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紧密相连，人们总在不断期望后失望，随之而来的又是新的期望，叫人心悸不已。这就像是喝酒，你总指望着下一口酒精可以麻痹自己疲惫不堪的身心，带来某种不可名状的快乐，可实际情况往往是在期待与失望交替行进的华尔兹中喝到酩酊大醉。之后的事情可能就只有天知道了。天都可能不知道。
　　以如此橡胶质的态度过着这般橡胶质的生活的橡胶质的我，下定决心和过去的克制和拘谨告别。可是，每一个清晨，当我躺在某家情人酒店或某人的床上、从窗帘的缝隙间射进来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时，那种诅咒般的忧愁便会在我的心上留下一抹阴影。我坐起身，按揉眼睑，那句诅咒——“你很残忍”——通过拇指在橡胶质的眼球上印下一圈淡淡的螺纹。

　　05
　　最近乱七八糟地出了好多事：酒吧炸了，我家炸了，学生疯了。足矣。三件事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下班之后去了酒吧，边哼《People_are_strange》边走。到的时候所见之处无不是废墟一片。我趁乱从中摸出一瓶黑麦威士忌，略一迟疑之后还是把钱塞到了面目全非的吧台。
　　到了公寓楼下发现我家也炸了。没什么好悲伤的，只是有些怅然若失，好像习惯性地推眼镜时发现没戴眼镜的那种失望。事故原因不晓得，但空气变了，我察觉到。
　　再次回到学校，打算在门卫室凑合一夜，但今夜注定无眠（放心好了，学校没炸）。喝纯威士忌时呛到了，之后一直老老实实地兑水喝。好女孩是不应该喝纯酒的，我隐约记得有个老师对我这么说过。
　　喝完酒，走出门，在夜巡——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劳什子的夜巡，只是在去厕所——的途中发现了衣冠不整的女尸。七年级学生多洛蕾丝（掉在地上的书包里有学生证）。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有人试图从背后接近我，我察觉到了他的气息，转身给他一记重拳，大概打在了他的左脸上，估计能让他掉几颗牙。不过因为我有些发晕，他最终还是逃走了。
　　警察们草草结案，把一切归咎于恐怖袭击（笑话，难道是吓我一个人吗？）。我回到门卫室，躺在长椅上彻夜未眠。隔着玻璃，我静静地等待着破晓黎明时。
　　第二天，早晨第一节课，一群人押着一个男学生来到校门口。他的左脸上一片淤青。等着他的不是警车，而是急救车——人们说他疯了，差点从二楼跳下去，幸亏被人阻止。我问别人他昨夜是否夜不归宿，得到的答案是：“不清楚，不过他的父母早就死了，所以也无所谓。”
　　之前，为了避免麻烦，我没有向警方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包括有人试图偷袭我的事），以防他们把我当成有价值的目击者。因此，那个男生的逍遥法外有我的一部分责任，但我的内心却没有任何的愧疚。蓦地，我又想起了她的话：“你很残忍。”

　　06
　　在门卫室又熬了一夜之后，我开始为住处的问题头疼了：眼下很难找到一处交通便利且支付得起住处。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待在这间潮湿狭小的门卫室了。
　　下午，我伫立在学校的围栏边凝视着一颗挂在树枝上的黄蜂巢。每当深秋悄然而至，死亡的阴影便会笼罩整个蜂巢，从蜂王到幼虫无一幸免，但即便如此它们仍恪守蜂巢卫生准则，临终之际自觉地离开蜂巢，在公共墓场结束生命。我由衷地鄙视这种行为。在我看来，我们的生都是以死为代价换来的，那么在支付了如此高昂如此残酷的代价之后为何还不尽情地受用人生、反而把自己限制在各种条条框框里呢？如果人可以选择降生与否，签订这份契约想必要有极大的勇气，这难道不值得钦佩？既然一个人终将归于尘土，他的过错就应该被原谅，他的命运应当被同情。在死亡的尺度之下，一切罪恶一切过错都渺如尘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死亡会交代所有。死亡会给一切画上休止符，结束杂乱无章荒诞不堪的人生乐章。
　　“我们是死人。”我说。一阵秋风掠过，蜂巢颓然坠地，满载着曾经的汗水和血泪和甜蜜和生机陷进死寂如泥沼的枯叶堆里。
　　“对，我们是死人。”身后传来富有吸引力的男中音。我不为所动，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老大哥在看着你。”来者显然有意搭讪。我转过身，报之以不无恶意微笑：“您会错意了。”我靠着墙坐下，故意把脸侧对着他。
　　“是吗？”他宽容地笑了笑，眯起眼睛，作了自我介绍，“我叫亨伯特•亨伯特，是七年级教师。”

　　09
　　周日的早晨我起得很晚，在长沙发上醒来时亨伯特已经走了。梳洗，吃早饭，对着镜子打扮一番。身体十分疲倦，腰酸得跟什么似的。走进卧室，弓身坐在浮窗上，推开窗子，让深秋的风吹进来。风铃作响。街上有人拿着大扫帚扫树叶，在树根边堆起一座小丘。或者说坟。我侧耳细听宛如海边涛声的扫地声，恍惚觉得自己坐在一叶小舟上，被记忆的浪潮推回到过去。
　　为什么要离开“蜂巢”？因为我与他们理念不同。为什么我与他们理念不同？因为他们缺乏——或者我太富有——想象力。不，或许就是因为他们太缺乏想象力我才离开“蜂巢”的。
　　举例来说，他们想象不到世上除了反恐以外还有别的事务；他们想象不到恐怖主义为何兴起，只知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想象不到如何“部分地杀死一个人”，每次行动对于没有价值——如情报价值——的对象都格杀勿论；他们甚至想象不到集体之下还有个性，想象不到在指令的重压下个人是怎样气喘吁吁的。诚然，上述问题我也一个都解决不了，但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有这类问题存在。
　　我之所以能够在“蜂巢”忍耐一段时间，纯粹是因为她的存在。她的身上有任何组织任何集体都不可能有的脉脉温情，使我感受到了来自她的无穷引力。我抬起头，看见了湛蓝的天空中隐约可见的空漠的残月。只要看到月亮就会想起她，感觉好像沐浴在归属感之中。说来奇怪，我竟然会对一个人产生类似于乡愁的情感。或许我看上去玩世不恭，可我知道我的心中仍有所牵挂。离开她之后我其实已经变得相当敏感，哪怕是触到粗糙的毛衣也会让我心悸不已。
　　亨伯特回来了。我们一起坐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拔了颗牙。松了好几天了。”
　　我骑在他身上，脸贴着他的脖子。我在此侧向他希求一种他未必有的东西，而彼侧的他却浑然不知，向我希求另外一种东西。一场糟糕的交易就是这样漫不经心地开始的。
　　“那么，现在唱什么？”他的手指摸索着，撩拨着我的头发和脊背，“《Carman》还是《Michelle》？”

　　10
　　因为实际上亨伯特等于包养了我，工作已经没有必要做下去了。亨伯特帮我辞掉工作，并把我安排在他的班里。于是我与他的关系变得相当微妙：我是他的学生，他的女儿，以及，他的情妇。
　　也许你会说我鲜廉寡耻，作为我不以为然。因为：一、我认为在死的尺度下一切过错都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之前已经说过；二、我们能从这层关系里各取所需，同时也不会打扰到其他人；三、从他的身上我能体会到某种归属感，虽然这份感觉与她相比连千分之一都不到，作为我已经很满足了。
　　感到厌倦的时候也是有的。以前我和她经常彻夜长谈，从宇宙的构造到煮鸡蛋的软硬程度，无所不谈。但是他不能——每次完事以后，他会尽力给我一丝温存，挣扎着搂住我，可生理构造上的差异使他很快就精疲力尽昏昏欲睡，然后，我只能在他睡着之后，趴在他的胸口啜泣不止。
　　不过，亨伯特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打听到一个希望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战争和难民和恐怖主义问题的民间组织，“花之力量”（FlowerPower，以下简称FP）。我对大事不感兴趣，我只想证明“蜂巢”是错的。然而这个组织对我而言无处可寻，没有情报没有线人没有联络点，令人不胜焦虑。我固然没有放弃寻找，只是深知时日无多而已。
　　一个星期后仍毫无斩获，我还剩下两个星期就是最后期限（deadline）。能找到吗？我想，这对我来说怕是理想当然的疑问，而且即使真的让我找到了，两个星期又能做的了什么呢？一种徒劳感油然而生。
　　可是有一个事实被我忽略了太久——空气变了。气温急转直下。骤雨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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