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洋见了大世面
1858年，25岁的福泽谕吉学有所成，受聘到江户教授兰学（荷兰语及学术）。次年冬天，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决定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谕吉经朋友推荐，获得咸临号舰长木村的准许，作为随员赴美。
一到美国，“当这些腰里带着佩刀，脚上穿着草鞋的日本使节刚刚走进下榻的饭店，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鞋在上面走来走去”。
这是谕吉第一次走出国门，虽然走马观花，毕竟大开眼界，为此他对带他出国的木村感恩戴德，终身不忘。以后每逢年节，谕吉必定亲往木村家中问候。谕吉成名后，木村请谕吉为他的著作作序，而谕吉在序言中仍谦称自己是“木村前舰长的仆从”。
1861年12月，日本幕府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作为译员随行，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这一次旅欧，促成了谕吉思想的改变。
行前，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数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这时不管多么讨厌西洋人，心理也不会有‘攘夷’之念了”。
谕吉对于西方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诸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和选举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认识到，西方物质的发达仅是表面，而根本在于制度的进步。只有建立与人性相适应的制度，才能激励人的创造性，由此自然而然会导致物质的丰富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回到日本后，福泽谕吉开始著书立说，宣传西方文明。他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记录了他旅欧一年的所见所闻，也让广大日本人民大开眼界。在《劝学篇》中，他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学思想，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他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他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
开日本新式教育之先河
1867年，谕吉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此次他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当今之急固属富国强兵，然富国强兵之本，唯在专心培育人才。”回国后他就开办家塾——庆应义塾，效仿美国的私立学校，确立课程内容，以数理为基础，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教材以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为主，设法律、经济、数学、地理、历史等课程，开日本新式教育之先河。
而与之同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在思考如何向西方学习。无论是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是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侧重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福泽谕吉的认识显然要在魏源、张之洞等人之上。科技进步只是先进制度之果，无因哪来果？谕吉认为，学习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引进科学技术这么简单，关键是引进西方的优良文化和先进体制，而要让人民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体制，最重要的是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把日本人由顺从的“臣民”培养成“独立自尊”的国民；也只有教育，才能让人民了解到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才能形成日本人的现代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