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伴随满族崛起而出现。这种制度铸造了一个磅礴进取的民族，推出了一个辉煌耀眼的时代，维系了一个虽属于封建末世却空前统一繁荣的大中华。但是，制度自身却孕育着难以排解的内在危机。清代始终贯彻八旗制度，对旗人约束相当严苛，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所有其他职业，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始料不及的难题。从雍正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出现，后来愈演愈烈，统治者想尽办法解决它，却解决不了：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既无营生也无收入的“闲散旗人”（满语叫作“苏拉”），这导致许多下层旗人家庭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失掉农商技能，滋生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因此，正是八旗制度本身，后来给坚持这一制度的满族带来了灾难。八旗下层人口在贫困线上的苦熬与挣扎，维持了一代又一代。到了辛亥之后，世代远离农桑工贸等谋生技能的满洲人，断绝了作为世袭军人所得的报酬——钱粮，又遇到整个社会舆论和环境都对他们极为不利，八旗制度制约下的末代旗族百姓，比他们的先人严重许多倍地承担了这种历史制度产生的惩罚与报应。所以，说满洲民族是“成也八旗制，败也八旗制”，不无道理。

辛亥革命以民国临时政府与清皇室签订“清帝逊位”条约而告了结。逊清政权在大多数都市和八旗驻防重地，都是以和平方式完成了权力移交；尤其是在国家最高政权和首都控制权的平稳转移上面，体现出清朝末代执政者识大体顾大局、对国家与民众负责的高度政治理智，这不但为国内历代政权更迭之相关记录所罕见，也该在中国的近代史册上留下明确的评价。
不过，就全国而言，“驱逐鞑虏”口号还是产生了不小的激发作用，革命军与八旗军的仇视情绪未能因清帝逊位而化解，局部武装冲突也没能避免，南京、西安、福州、荆州等地，上演了种族仇杀的惨剧。例如在西安，驻防“旗卒死三千余人，妇孺投井者尤众”。
历史在肯定辛亥革命之际，却有意无意，淡忘了一个事实：在清朝垮掉同时，也株连着，完成了对满族的通盘否定。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满族遭受了为后人难以想见的民族歧视。作为一个世代以保国护民为基本职责的民族，满族自辛亥年起，不仅失去固有的谋生手段，生计上被推向困厄衰败的无奈境地，他们还要从此担起长久而不堪的骂名。许多年里，满人们不得不在惨淡的生存与肮脏的名声双重煎熬下挣扎度日。

2016年1月16日下午2点，地点北京市老八旗营餐厅（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东路54号），关纪新教授将继续开讲。